与上述两种观点相比，斯密关于“社会”的观点无疑具有更深的启蒙思想力度，在体现与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启蒙思想方面无疑走在其他人的前面。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方面，最有力的批判当然是源自于客观现实的批判。斯密所站立的土壤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他的“社会”观点本质上是对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方面最具有冲击力的资本主义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在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现实基础的地方，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最深刻的阐述就在于对客观现实的准确反映。斯密的思想基础就在于此。这时，他已经不再需要只有在客观现实中还不完全具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力量时才需要采用的那种依赖于外在先验的批判支点的方法。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英国早期的经验论思想家之所以都求助于先验性的假设，其原因正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还不具备斯密所面对的那种资本主义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密的经验论“社会”观无疑代表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最高水平。
斯密曾批评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很不了解社会和人的习性”参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4页。，原因在于杜尔哥只研究了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自然秩序关系，而没有研究这种自然秩序关系在客观现实中真正能够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人性”机制。杜尔哥假定了每个人都是像他本人那样品性高尚的（据斯密说，杜尔哥是个品性高尚的人），因而他坚信，像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这样的正当的事情都是很轻松地可以实现的。杜尔哥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社会状态，至多只是在法国小农经济的土壤上生成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斯密说他的观点缺乏现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点中了他的要害。杜尔哥尽管在经济学观点上做了较多的开创性工作，但在从哲学的层面上对社会和人性的研究方面，他远远不及斯密。这是导致他们两人实际上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即一种是先验论的社会观，一种是经验论的社会观的根本原因。就斯密来说，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跟他所处的现实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约翰·雷曾说：“如果他留在牛津，或许就不会成为经济学家；如果他一生当中不是那么多重要年代是在格拉斯哥度过的，或许他也不会成为这样卓越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成为大经济学家，是由于当时克莱德河上的贸易日益兴旺，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这些问题，这个城市有进取心而又聪慧的商人每天都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8页。18世纪中叶的格拉斯科已经处在一个从乡村城镇向大商业城市转变的过程之中。源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以及由此带来的英格兰殖民地市场向苏格兰的开放，处于克莱德河上的格拉斯科在商业领域首先获得了重大发展。格拉斯科的商人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同美国的种植园主开展了贸易活动，从中大为获利。18世纪中叶的时候，克莱德河已经成为美洲烟草在欧洲的主要集散地。当时的欧洲除英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允许烟草直接进口，这导致了到达格拉斯科的烟草事实上有3/4将由当地的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波罗的海的一些港口。这是格拉斯科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商业发展的同时，格拉斯科的工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在40年代之后的短短20年时间里，格拉斯科发展起了包括铁厂、皮革加工厂、麻布印染厂、炼铜和炼锡工厂、陶器制造厂等等在内的各种工业部门。斯密经常喜欢把格拉斯科和爱丁堡这两个城市进行比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是商人的世界，一个则是贵族的天地。斯密的“社会”观念就是在以格拉斯科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一个开明的思想家，面对这样一种新出现的时代精神，斯密当然不可能再去相信先验性的社会观，他所要做的只是满怀激情地去拥抱这种新的社会现实。从这一角度，我们便可以很好地理解斯密经济哲学方法中社会性维度的本质了。
第三节 经济学与伦理学思路的兼容
——大卫·休谟的经济哲学方法尽管一般而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方法都是经验主义的，但事实上，他们两人在具体的方法论观点上还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这具体表现在对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性方法、经济层面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以及与道德、伦理层面的关系等问题上。从总体上说，休谟在经济哲学方法方面的思想没有达到斯密的理论高度，这源自于他们两人所依托的社会背景的不同。我们过去往往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时代背景统称为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其实这是很笼统的。因为，不同的思想家所在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是很不相同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表现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具体表达形式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同样是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但所经验到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是不相同的。相比而言，斯密所在的格拉斯科是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而休谟和亚当·弗格森所在的爱丁堡则要落后一些。当前者以商人作为自己城市的形象代表时，后者基本上还是以宫廷贵族所在地的形象出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休谟尽管是一位倾向于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开明绅士，但他所具有的思考经济问题的哲学方法显然会与斯密的方法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 “社会”：一个亚经验性的概念
如果说斯密经济学思路中的“社会”完全达到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即完全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来理解社会之内涵的话，那么，休谟事实上没能达到这一点。休谟经济学思路中的“社会”尽管与法国理性主义者的彻底悬设化的“社会”不同，但它实际上还是具有非现实化的理想成分。休谟是从人在生存能力上的缺陷性的角度来引出社会的观念的。在他看来，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在生存能力上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不但人类所需要的维持生活的食物不易为人类所寻觅和接近，或者至少是要他花了劳动才能生产出来，而且人类还必须备有衣服和房屋，以免为风雨所侵袭”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5页。，“社会”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人的这种缺陷的。休谟的这一思路显然与斯密不同。斯密尽管也大谈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但他是把人的社会性存在当作一种自然性的东西的。在《国富论》中，斯密一开始就把交换界定为人的一种基本天性，实际上也就是把经济学思路中的社会性存在界定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从这一角度出发的社会性观念才有可能真正把“社会”视为一种彻底经验性的、由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所构建出来的存在。斯密在其理论思路中并不用这种“社会”来有意识地达到什么目的。而休谟却不同，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对个人来说的直接有益的方面。社会使个人的这些弱点都得到了补偿……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形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社会就借这种附加的力量、能力和安全，才对人类成为有利的。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5—526页。这样，休谟的“社会”势必就具有了某种理想化的痕迹，似乎社会中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有有利于个人的一面，没有不利的方面似的。斯密即使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谈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但休谟却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这一点决定了休谟的“社会”必然无法像在斯密的思路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完全以现实中的各种关系为其真实的内容。
休谟的这种观点与法国理性主义启蒙思想中的社会观的不同在于，他一方面不承认人们的这种社会意识来源于人的理性观念，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思想线索，认为它只是源自于人们的经验实践过程，可另一方面他也不承认这种“社会”是某种克服了人类自然状态之后的产物，而是认为“人类的最初状态就该被认为是有社会性的”。就第一个方面，休谟认为，尽管人只有依赖于社会才能生存，但“在我们的自然性情中和我们的外界条件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它们对于那种必需的结合是很不利的，甚至是相反的”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7页。。休谟这里指的是人性中的自私因素、财物占有的不稳定性和物质财富的稀少性这三个因素。在他看来，对于这些不利条件的补救办法不可能由自然而来，在人类心灵中不可能存在一种自然的原则，譬如说先天的正义观念，能够使我们控制自己人性中的自私的感情，或者使我们克服外界条件所产生的诱惑。真正的补救办法只能来自于人为措施。但休谟紧接着又强调说这些措施尽管是人为的，但却不是任意的。他的“措施”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缔结协议，以此使各人对外物的占有关系得到稳定，使每个人安享他凭劳动所获得的财富。但谈到这种“协议”时，休谟又有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想与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协议区别开来。为此，休谟强调：这种协议就其性质而论，并不是一种许诺，因为甚至许诺本身也是起源于人类协议，这点我们后来将会看到。协议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觉；这种感觉是社会全体成员互相表示出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些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同上书，第530页。他还举了两个人在船上划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休谟说，当两人在一条船上划桨时，他们之间并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他们之间却是根据一种协议来行事的。休谟这里的“协议”的意思至此应该说是很清楚的了，它其实指的是一种在经验实践中人们获得的知性认识，正如他所说的，“自然拿判断和知性作为一种补救来抵消感情中的不规则的和不利的条件”。人类正是在这种缓慢的经验实践中不断地使自己“知性”到离开了“社会”后自己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从而使自己所生活的群体越来越像“社会”。
仔细地分析休谟的这种观点与法国理性主义的社会观的关系，其实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一般所认为的那么大。应该说，区别的关键只在于向“社会”迈进的方式和途径的不同。两者都把“社会”作为一种对个人的生存来说的理想化的状态来理解，而真实的现实关系所构建出来的那种唯物主义的“社会”则都没有在他们的思路中显现出来。我认为这是休谟与斯密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与此相关联的是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思想。休谟认为“社会性”是自人类的最初状态起就具有的，而不是像欧陆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人类的最初状态只是一种充满战争、暴力和非义的“自然状态”。他把欧陆思想家的这种观点与诗人们对于人类状态的黄金时代般的虚构等同起来，认为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聊的虚构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4页。。这样一来，休谟关于“社会”的思路似乎显露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线索。既然“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的，那么，“社会”从开始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不就是一种历史的线索吗？其实，对这一点应作具体的分析。我以为，即使要讲休谟的思路中存在一种关于社会的历史的线索，那也不是由客观的现实关系所构成的那种社会的发展线索。休谟在这里展开的实际上是单方面的、对在他看来在自然界面前软弱无能的个人提供帮助的那种所谓的“社会”的发展史。在他的这种思路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把经济学与伦理学混杂在一起的线索。正因为如此，休谟在论证人类最初状态就具有社会性时，把父母出于人类的生物本性能够在子女之间维持和平看成是这种家庭状态就是“社会”的一种证明。休谟的“社会”的发展线索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往下延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