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这种观点在他的经济学论文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尽管休谟在这些论文中也谈到了劳动与商品交换的媒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像“世界上的第一样东西都要靠劳动来购买，人们的欲望则是劳动的唯一动机”的观点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页。，但由于他对利益原则的强调并没有像在斯密的思路中那样由此而展开出一条纯粹的经济学的思路（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即当物质财富增加之后，除了能够满足社会中个人的生存所需以及其他消费欲望外，还能够使社会对大量积存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并且还能够增加劳动能力方面的贮存。对积存产品所有权的拥有使国家能供养和维持自己的军队，使国家本身更加强大。对贮存劳动能力的拥有使社会很容易地把这些人转入其他的社会劳务，以利于国家在生产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休谟的这种思路决定了利益原则在其中是不可能完全贯彻到底的，因为，在休谟的这种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如伦理学混杂在一起的思路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不是依赖于经济的原则来得以实现的。人追求物质利益，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的获得本身，而是为了能够产生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既然如此，这些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必然是在一种与最终的智慧和美德的社会相呼应的道德的状态下来进行物质利益的追求活动的，因为，在缺乏“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下，如果不是这样，休谟就完全不可能使最初的每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活动最终导向理想社会状态的实现。
在《论商业》一文中，休谟在论述了商业活动对国家繁荣的作用之后说：“人人，如果可能，都应当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占有充分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基本的生活日用品。没有哪个人会不相信；正是这种平等十分适合于人类的天性，它增进穷人的幸福，却丝毫无损于富人的幸福。”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在《论技艺的日新月异》一文中，休谟则说：“勤劳、知识和仁爱，非但在私生活方面显示出其益处，而且也在社会生活中扩散其有利的影响：它们既使个人富庶幸福，又使国家繁荣昌盛。”在这篇论文中，休谟还说：“正如无害的享受、或技艺和生活用品的精益求精，对社会是有利的；同样，只要享受不再是无害的，那末它也就不会是有利的。”同上书，第26页。在这后一段话中，休谟的思想应该说表达得很明确了，他所讲的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有道德标准的，或者说是对社会无害的利益追求，而不是在经济学的层面上的单纯的利益追求。可见，说休谟解决了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提出的私人之恶与社会之善之间在表面上的对立关系，是不完全恰当的。休谟其实只是给私人追求利益的活动加上了道德的标准，而不是真正在理论逻辑上进行突破之后从根本上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只有斯密才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三不同的经验现实造就不同的经验主义
休谟具有上述这种独特的经济哲学思路，本质上是跟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即爱丁堡这一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的。斯密处在格拉斯科，在这一相对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中，客观的现实已经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换关系是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所面对的任务，是仔细地研究这种社会关系的客观内容本身。斯密经济学思路的理论支点在于经济交换关系，其原因正在于此。可以说，在斯密所处的资本主义背景中，对“关系”的研究是对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好的维护。而休谟处在爱丁堡，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这一城市在当时还是一个以宫廷贵族为核心的城市，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兴起，但与格拉斯科等城市相比则要落后很多。也就是说，客观现实本身在这一城市还没有显示出什么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因素。作为面向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休谟当然不会同意特权贵族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传统观念，而是力主经验主义的方法，在经验实践中得出什么是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环境。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爱丁堡的资产阶级发展得还相对落后，那种以利益为杠杆，以“看不见的手”为调节的经济学思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在这里还不能很好地显示出来，因此，从这种客观背景出发，休谟只能既立足于利益追求的原则，又求助于追求利益的个人本身的道德因素，以此来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构想。
休谟不能像斯密那样直接以经济关系本身为理论关注的重点，他所关注的事实上是个人的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由于这种个人的劳动生产能力的线索并没有辅之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休谟势必在这里面加入热情、道德等因素的作用。斯密关注的是交换价值，而休谟关注的则是不彻底的个人在劳动产品上的生产能力，应该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经验主义方法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休谟更像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李斯特也是关注生产力的，但他关注的是以国家为支点的民族生产力。不过，在把经济学与伦理学、法学等掺和在一起，以便用来阐述自己的经济学思路方面倒是相类似的。其实，休谟的思路是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经济学思路，这种普遍性是以物质财富的稀少性为前提的。休谟的经济世界是一个“稀少性”的世界，而斯密的世界（洛克也是一样）则是一个普遍丰裕的世界。当休谟在研究财产权的起源问题时把物质财富的稀少性作为一个基本前提的时候，斯密在《国富论》中则一开始就把由分工而造成的物质财富的普遍富裕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基础。他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页。。以财富的稀少性为理论前提的经济学，除非能够深入到现实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层面，去拉出一条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本质的科学分析的理论线索，否则，就往往会把经济学与伦理学、法学掺和在一起。这样的经济学由于不具备在经济学思路中彻底展开自己的理论线索的前提条件，因而只能希望通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良好的道德以及爱国热情为基础来进行经济利益的追求活动，以利于整个社会机构不断向良好的状态发展。熟悉现代工会伦理以及工商业和银行业中的业务伦理的人，对休谟思路中的这一个特点应当说是较容易理解的。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康芒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一种以休谟的稀少性为基础的经济学才可能把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结合起来；利己主义的经济学，沿用亚当·斯密或约翰·洛克关于自然丰裕和神的恩惠的假设，使经济学和伦理与法律分离”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3—174页。
如果把思路再往前推一步，我们可以发现，斯密的整个思想构架是试图把社会领域中的各个部分，如道德、经济、法律等方面都逐一进行分析和解剖，他对这些领域的分析所运用的“原则”当然是相同的。斯密试图在社会科学中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牛顿在自然科学中所做的工作，他经常以牛顿的方法论为榜样也是有根据的。斯密之所以能这样做当然是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分不开的。格拉斯科的社会状况事实上已经把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分离了开来，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利益追求已经为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经济世界，但也带来了道德世界中的一些问题。格拉斯科的社会现实已经不再可能使思想家重新捡起用道德的标准简单批判利益追求的传统思路，摆在他们面前的理论任务必然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在各领域中最大可能地保持对社会整体发展的促进力量。而休谟则不同。他一直以培根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要约束那种探求原因的过度的欲望，而在依据充分数目的实验建立起一个学说以后，便应该感到满足，当他看到更进一步的探究将会使它陷入模糊的和不确实的忆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只是考察他的原则的效果，而不去探究它的原因，那么，他的研究工作将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休谟：《人性论》，关文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5页。应该说，休谟之所以得出这种观点，跟他所处的社会还没有凸显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相关。爱丁堡的思想家还看不到社会分裂为各个层面，在他们的思路中，社会还是一个可以统一来考虑的整体，休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混合起来的思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第四节 弗格森：“另类”的历史学派思想家
尽管与斯密和休谟同被称为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亚当·弗格森在经济哲学方法上的思路与上述两人却是有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弗格森属于代表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启蒙思想家，而休谟和斯密则代表苏格兰低地地区。尽管同属于苏格兰，但这两个不同的地区却造就了不同的思想。经济相对发达的低地地区从总体上看是欢迎与英格兰的合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进步的，尽管处于低地地区不同城市的思想家对这种时代倾向的理解有不同的角度，如斯密和休谟一样。而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思想家，在理解由资产阶级利益所推动的社会进步时则要保守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事实上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1745年斯图亚特王子（Prince Charles Edward Stuart）武装复辟失败后，作为复辟力量之重要基础的高地地区一直受到英国联合政府的冷落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Fania OzSalzberger，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troduction”.，因此，这一地区的思想家事实上还没有足够的机会深刻地领会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追求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历史作用。这样，他们在经济利益的线索之外另找一个理论支点来展开自己的思路，并以此来对经济利益的发展线索作出评判，也就不奇怪了。弗格森就是苏格兰高地地区思想家的一个典型，他是英国思想界面对现代工业主义时最早出现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尽管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角度，他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者”，但依照客观的社会历史的整体线索，弗格森的思想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学界的不少学者在面对弗格森的思想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他的思想的历史渊源上，而对其思想本身却没有诉诸太多的笔墨。这源自于思想史上的一个思维定势，即弗格森的思想只是抄袭了其他人（如斯密）的观点的产物。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斯密本人提出的，后来的不少学者也都加以附和。其实，我以为，只要仔细分析这两人在学术思路上的不同，那么，即使弗格森受到了斯密在某些具体观点上的影响，但要说他的基本学术观点只是一种抄袭之作，恐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们的观点代表着两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弗格森学说的思想渊源来说，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他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国外有学者认为，弗格森的观点事实上是受到了马基雅弗里的影响，他是苏格兰思想家中“最大马基雅弗里主义者”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Fania OzSalzberger，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troduction”.。我以为，在忽视弗格森思想之原创性的基础上来谈论谁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弗格森整体思想的最为恰当的方法。弗格森是他那个时代处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苏格兰所孕育出来的思想家，就这一点而言，应该说对弗格森思想影响最深的，是苏格兰高地地区独特的历史现实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