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质点，因为，从它身上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当一个思想家还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关系之本质的时候，他所能理解的“社会”、“历史”这样一些哲学概念的含义至多能达到怎样的水平。从表面上看，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既强调了“唯物”，又强调了“历史”，但问题是，由于他们用建立在抽象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国主义关系，遮蔽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关系，因而，他们所理解的“唯物”只是拘泥于现实性，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内在矛盾式的分析，这使他们甚至还没有达到李嘉图的理解水平。这样，他们所理解“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踏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平台。真正对李嘉图的亚社会唯物主义方法作出继承和发展的是马克思。马克思首先把李嘉图的“社会”从数量关系的层面推进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的层面，由此而最终完成了对社会这一概念所涵盖的丰富的具体的历史性社会形态内容的揭示。然后，马克思又以对最发展的私有制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内容的分析为理论支点，重新建构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即把它从经验性的时间序列这样一种思维框架中解脱了出来，把它上升到了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的高度来加以深刻的解读。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的“历史”才真正被凸显了出来。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李嘉图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两者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作出认真的分析。因为，如果延续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解释框架，即从哲学到哲学的解读线索，似乎只要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就可以澄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路径及其本质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简单地指认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达成。其实，用一般性的或者说经验性的社会关系，即笼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超越费尔巴哈的以抽象个人为理论支点的唯物主义，这只不过是达到了斯密唯物主义的水平。如果从此出发来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可能把具有深刻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经验历史主义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这不但不利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维度进行准确的把握，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生成基础的指认，具体地说就是，容易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先在哲学的层面上得出了正确的哲学观点之后，再进入到经济学领域中去运用那些业已成熟的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的视域对马克思来说不是其哲学的生成基础，而只是其哲学的使用场所。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尚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解剖的前提下，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由经济学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所构建起来的哲学思想了。我以为，这样的解读思路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马克思是在超越了李嘉图的唯物主义之后才达成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经济学研究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当我们把思路转换到这样的解读语境中来的时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其实就是他的经济哲学。
与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经济哲学方法的扬弃和发展的线索相并列，19世纪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开创了一条从另外一个角度发展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哲学方法的道路。这是一条把经济学从社会历史中拉出来，置放回狭义的经济学中去的道路。从哲学方法上讲，实际上就是回到了重商主义专注于商品流通领域的经济学思路上去。这种思路后来逐步演变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于是，在方法论上，经济学开始向自然科学方法论靠拢，并有意去除哲学方法对它的影响。经济学开始以物理学为自己的学科典范，用数学和统计学来建构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尽管在此我无意贬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经济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无意象有些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者那样说“经济学只是一个讲述经济如何运行的故事集……他们通过发展更加老练的讲故事技巧，如新的数学定理或新奇的统计方法等来赢得他们职业上的声望，而故事的真实与否对他们来说则是次要的事。”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石磊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但有一点却是必须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在阐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时的确忘记了对资本理论本身的探析。无论如何，经济过程总是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随意从一架直升飞机上扔下一个经济学家，再扔给他一台个人电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计算出适用于某个具体社会形态的经济学理论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界定为直观唯物主义，但严格地说，经济哲学方法的线索至此已经中断了，它已经蜕变成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马克·布劳格就不曾使用经济哲学方法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了“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概念。（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我以为，布劳格的思路是正确的。经济哲学方法的缺失使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理解具体的经济运作过程之前还没来得及做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那就是理解“经济”本身。
二 学界对经济哲学方法的不同理解
我国的经济哲学方法研究基本上是随着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目前哲学界关于经济哲学方法的不同观点，实际上都可以在经济学界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回答中找到相应的理论回声。大致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在上述问题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主张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继续以生产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该始终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研究挂起钩来；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部分已经过时，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不再适合于以生产力为主要关注点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国既然建立的是市场经济体制，那就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游戏规则。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的普遍游戏规则，“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学，它适用于所有的市场经济。”狄仁昆：《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建构理应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榜样；三、认为应当在对各种观点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们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把人与物的关系当作既定前提，而着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背景条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即资源在稀缺状态下的有效配置问题。这两种思路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建构来说都是有益的，要使经济学的理论真正能够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就必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这样，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的全部因素”魏杰：《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断想》，参见于光远等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