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思路中的历史的和教诲的（哲学的）方法之间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两者之间还无法兼容。如果立足于哲学的方法（在斯密此时的术语中，哲学的和科学的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正像他此时不是把牛顿称为科学家而是称其为哲学家一样），专注于原理性的研究，那历史的方法似乎无用武之地。而如果立足于历史的方法，以事态发展的本来面目为支点，那哲学的方法又无法与之相对接。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门格尔和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即纯粹的理论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之间的方法论争论，其根源也正是这种原理与历史的对立。而斯密，正像他一开始在语言领域内的研究一样，偏偏要把这两种方法用在一起。这就必然使他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某种“改造”。尽管有学者认为，在《关于修辞和纯文学的演讲》中斯密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改造”，已经使历史的方法与教诲的或哲学的方法结合在了一起Andrew S. Skinner（英国格拉斯科大学“斯密讲座”教授，著名经济思想史家），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但我以为，真正的“改造”存在于他的《哲学论文集》中关于斯密的这一哲学论文集的写作时间，目前尚无确定的年份，但一般都认为是在1758年之前，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则有多种说法。参见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introduction”。。《哲学论文集》中三篇主要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带领和引导哲学研究的原则：用天文学史来描述》，《带领和引导哲学研究的原则：用古代物理学史来描述》，《带领和引导哲学研究的原则：用古代逻辑和形而上学史来描述》。从这些论文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斯密要用历史性的描述来说明哲学的原则，历史开始依附于哲学。他提出了“哲学的历史”这一概念与“哲学的理论”的概念相并行。斯密认为，哲学的历史就是要去追溯哲学原理从起源状态到现今的完美状态的发展历程，去追溯在这个历程的每个阶段上哲学原理的呈现形态。
在斯密此时的思路中，哲学是关于“自然之联接原则”的科学。这一科学又与想像力直接相关。斯密认为，在通常的经验观察中，自然呈现为一种孤立的、与其过去的历程没有任何内在关联性的东西。这一类的观察非但不能使人们凭借着想像力把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建构起来，而且还会搅乱人们的想像力。而哲学则不同，它通过给各种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提供一根能把它们联接起来的“看不见的链条”而在种种混杂之间建立起秩序，而想像力就是牵起这根“看不见的链条”的根本原因。斯密说：“因此，哲学可被视为建立在想像力基础之上的那些艺术之中的一种。由此，其理论与历史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主题的范围来展开的。”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p.46.历史，在此时斯密的思路中，已经大大地退守到了哲学的范围中间。紧接着上述引文，斯密甚至说，让我们仅仅从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的历史，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与其说是展现事物呈现出来的本来面目，还不如说是平慰我们丰富的想像力以及提供一幅具有内在关联性和有观赏意义的自然之景。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此时思路中的哲学原则跟欧陆派学者理论中的人性原则不同，后者尽管也谈历史，其中有的学者如孟德斯鸠甚至具有很丰富的历史性思维，但一个重要之点是，人的本质这一范畴在其理论中是天然的，是既定的，他们考察历史的目的是要考察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如地理、气候等等，使人的本质没能很好地显现出来。因此，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立足于现代来对过去进行批判的特征。
而斯密的思路却与此不同。这里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 斯密认为哲学的原则是不可能在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被人们所掌握和认识的。他指出：“在法律、秩序和安全建立之前的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人类是不会有什么好奇心去探寻那些能够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现象联接起来的隐蔽的链条的。”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48.连生计都无法保证的人们会把精力放在只是取乐于自己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的哲学原则的研究上，斯密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在法律、秩序和安全等已经建立起来，生计已经不再是件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对于探究把各种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物联接起来的链条的好奇心才会萌生起来。因此，天然的哲学原则是不存在的，它本身也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二、 在斯密看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哲学原则本身也有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斯密用当时流行的有关机器的比喻把事物的系统称为“想像的机器”。正像机器是用来把各种看似无关的运动联接起来的一样，“想像的机器”把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之现象联接了起来。但是，最初发明出来的“机器”总是显得非常复杂，好像每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现象都必须要用一个专门的原则或者一条专门的“链条”来联接。随着时间的推进，“机器”会变得越来越完美，有时候，一个原则就可以用来联接所有的看似不相干的现象。斯密把这种过程称为“简单化的过程”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66.。
斯密关于“历史”的这种与欧陆派学者不同的观点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也有所表述。当然，由于斯密在这之后实际上没有再回到对哲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论述上来，而是直接进入了对道德、法、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之中，关于历史的思想是作为非重点的内容来谈的，因此，在这之后的一些著作客观上给我们理解斯密的历史观点设置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不从他一贯的思想线索来理解，就很容易对这一问题产生解读上的偏差。不过，如果我们把握住了斯密研究内容方面的这种转折，即从根据历史来“描述”“带领和引导哲学研究的原则”到对具体领域内的哲学原则的直接分析，我们在对《哲学论文集》之后的斯密著作的研究中依然是可以看出他在历史观念方面的前后一致关系的。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主要是论述道德领域中的基本原理即哲学原则的。受利益支配、受利己心支配的人是斯密的理论前提，他要做的是找出社会是因为具有了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才成其为社会的。斯密把“同情心”视为这样的原则。在斯密的时代，“同情心”（sympathy）一词与现在的用法不同，一般是在“人类的感情”（fellowfeeling）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指现代意义上的“同情”即对不幸的感情。我国经济思想史家朱绍文教授对这一点也作出了说明（参见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因此，斯密实际上就是在人类的自然感情的意义上来理解受利益支配的人的社会性构成的。这里的关键是，斯密并不认为这种人类的感情是天然生就的。从学理思路方面来看，只有立足于理性的人的立场，才可能把人的本质视为生来就是如此的，而斯密既然是从人的利益出发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道德情操论》所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像人这样如此软弱和不完美的生灵”在什么原则下“会真的赞成对恶劣行为的惩罚”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页。，那么，他撇开理性主义本质论的思路，走向本质的历史性生成的思路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道德情操论》是研究个人的道德的，他当然不可能展开一条对“人类的感情”即“同情心”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但就是在个人的线索方面，斯密实际上也谈到了“同情心”的经验性生成的问题。斯密说。违反十分神圣的正义法律的人，从来不考虑别人对他必然怀有的情感，他感觉不到羞耻、害怕和惊恐所引起的一切痛苦。当他的激情得到满足并开始冷静地考虑自己过去行为的时候，他不能再谅解那些影响自己行为的动机。这些动机现在对他来说，就像别人常常感到的那样，显得极为可厌。……想到这一点，他就会感到伤心，为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悔恨。同上书，第103—104页。如果把这与作为斯密理论初始前提的受利益支配的人的观点联系起来，那么，斯密道德理论中“同情心”的经验性生成的思路应该是很明显的：人们正是通过一再地经验到破坏这一原则所产生的悔恨的感觉，才使自己“同情心”本质不断地显现出来。
循着这样的理论线索，当我们进入斯密《国富论》中的历史性方法论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站到一个更好的审视支点上。前面已经说过，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是论述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原则的。从该书的内容来看，第一、二篇显然是重点，而这两篇恰恰就是采取了非历史的静态分析方法。即使是在涉及了经济的历史性发展的第三篇中，斯密实际上也没有完整地交待其历史性分析的具体思路，只是简单地拉出了一条财富（主要是农业财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发展线索。如果不了解斯密在这之前在经济的历史维度方面的完整思想，那就很难把握住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思想。实际上，在我看来，斯密在这一篇中通过对“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压抑”、“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和文明社会中“财富的自然的发展”这四个部分的论述，目的在于说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是在不断地经验到如果不实现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原则就必然会遇到很多麻烦的过程中，在逐渐实现这一普遍原则所带来的利益的过程中，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原则本身才不断显现出来。至于为什么社会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能够经历一个由都市商业所推动的农业的相对快速发展时期，斯密就说不清楚了。从他前期思想所反映出的一贯思路来看，他很可能又是把这理解为“神的智慧”。
这样，斯密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古典历史主义思想也就比较清楚了。所谓古典历史主义是指由斯密等苏格兰历史学派思想家所持有的一种与历史性的思考有关的思维方法。它首先区别于欧陆派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欧陆派学者中有些人也谈到了经济或者利益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把理性的人视为其理论的基本支点，因此，一方面，经济的线索在他们的理论中必然不可能成为一条核心的线索，因为无论怎样也很难把利益的人与理性的人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他们的“自然”观念也必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自然观念，它直接就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反映，无须再从其他的途径去得出。斯密的古典历史主义经济哲学方法则不同。它首先把人从理性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认为人是受利益所支配的，利己心是其初始本性，这是英国经验主义背景下近代启蒙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由此，斯密所要做的是，寻求能够把受利益支配的人结合成一个社会的普遍原则。斯密思路的关键在于，这种普遍的原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社会本身经验实践的结果，尽管他对这种实践的解释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