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进行重新建构，以消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效应。首先，要重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进程，就需要对其著作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有关思想家的传记，其实践活动与思想活动，而且要把其所有的著作按照年代顺序进行编目。在对文献的编目过程中，还要关注哪些是思想家写成并且已经发表了的东西，哪些是没有发表或由于没有完成而被他的朋友或学生编辑发表了的东西，对于后面这些内容就需要进行辨析。在关注其著作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信札。葛兰西认为，信札虽然会有逻辑上的缺点，但其文体的生动性往往比著作更有说服力。其次，需要注意到思想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逻辑差异及其思想逻辑与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形成、成熟、掌握和使用新的思想方法的各个阶段性，以确定什么是其思想发展中稳定的和经常性的东西，什么是其思想发展中变化了的、甚至被扬弃了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确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本质性内容。第三，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辨别。虽然就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言，两者都必不可少，但马克思的第一位作用是无法否认的。而要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必须在由他自己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探求。第四，在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整合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比如在讨论实践哲学中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时，葛兰西指出，规律性与必然性的观念并不是从自然科学中派生出来的，而是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经济学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影响实践哲学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揭示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理念的内在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这些是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实践哲学的建构不仅要回到创始人的思想深处，而且要从创始人的思想走向当代。在葛兰西的讨论中，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把握当代历史的总体进程。在这方面，葛兰西尤其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走向，他对福特主义与美国主义的讨论，就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变化。二是揭示从实践哲学到当代文化的内在逻辑。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不仅以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与古典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全部现代生活观念基础的历史主义；而且它构成了现代文化的要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哲学思潮或者使这些思潮富有成效。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不仅追踪实践哲学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而且力图以实践哲学为基础来面对当代文化，以实现实践哲学的当代发展。
对于葛兰西来说，研究实践哲学是为了在历史中将之实现出来，以促成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提升与自觉。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而实现理论同样重要。他以基督教中的耶稣与保罗的关系为例，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哲学，类似耶稣的话，那么列宁就是实践哲学的践行者，就像保罗。没有保罗，就没有现代的基督教，同样，没有列宁的实践，实践哲学也是不完整的。就当下的任务而言，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批判常识，提升无产阶级与大众的日常观念，使之能对当下的历史及自身的历史使命有着理性的自觉，从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共同意志”。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都会与大众一起分享某些理念，并将这些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正是哲学所代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哲学家。但常识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往往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停留在常识上也无法真正地透视社会历史生活，无法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束缚，更无法达到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洞察。正是在这一层面，实践哲学的意义得以呈现出来。实践哲学就是通过历史与思想史的批判考察，使大家超越常识、超越现有意识形态，在对常识与意识形态的前提性批判中，使自己走向更高的认识生活的形式，获得思想霸权，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变革。这才是实践哲学的理论指向。
第二节市民社会、国家与革命策略的转变
葛兰西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中。葛兰西意识到，要真正实现上述要求，必须对当下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并根据历史的变化提出相应的革命策略。葛兰西根据当下历史的变化，借助于黑格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并加以改造，找到了实现实践哲学的理论中介。
1.福特主义与市民社会的结构转变
自近代以来，要认识社会历史生活，就绕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市民社会不仅是黑格尔写作《法哲学原理》时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建构自己哲学的理论入口。葛兰西继承了这一传统，通过考察当下市民社会的变迁来确立自己的理论策略。正是在这一视域中，福特主义进入了葛兰西的理论视野，并由此来揭示市民社会的结构转变。
要理解葛兰西的相关讨论，我们先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转型，即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美国的福特主义向欧洲延伸则加速了这一转变。
社会结构的这一转型首先发生于社会生产领域。1911年泰勒的《管理原理》出版，他将人的劳动过程划分为具体相联的环节，以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思路。1914年享利·福特引进了操作自动化汽车生产装配线的劳动体系，使得机械化分工、大企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组织形式的更新，使劳动力的手工技艺不再重要，劳动者必须实现从个人劳动技艺向以机器为本体的技术操控的转变。对此葛兰西批评道：这“实际上以原始的愤世主义表现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将工人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程度，与旧的具有质性的职业工作的心理身体联合体相决裂。”(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302.)工人的智力、痴迷和创造力的参与，与福特制所要求的工人直接依赖于机器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葛兰西认识到，生产过程的碎片化虽然带来了高工资，但这种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地消费，就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可以酗酒、放纵情欲，福特需要对工人的身体加以监控，干预其雇工的私人生活，雇工如果过度饮酒和放纵情欲，就会将身体的能量消耗于组织化生产体系之外，无法在第二天适应完全自动化的生产过程。福特生产线需要的是纪律，需要对工人的所有生活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这里，葛兰西实际上触及了福柯后来的问题，即性与身体是作为监控的对象建构起来的，这合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
生产过程的转变，导致了组织结构的转变。福特生产线要求大量的原材料，对零件的尺寸偏差和交货日期都有要求，自由市场式的采购已不再适合于生产的需要，这促进着工厂的联合化与体系化，同时，批量生产对交通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大型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产生的现实条件。生产过程的组织化必须要求机构的组织化，“看不见的手”必须转变为“看得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这是市民社会向国家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要求国家从外部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措施，国家深入到商品流通与社会劳动领域，使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的共同利益转变为政治动力，而组织化生产对国家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国家银行对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干预作用日益明显。这就是哈贝马斯后来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的葛兰西，充分地意识到社会结构的这一变化。
葛兰西认为，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还没有真正地接受福特主义生产体系，并存在着接受福特主义的困难，原因有二：第一，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阶层，这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由于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进入美国的都是新教徒，他们都构成了工业的生产者；而在意大利，存在着农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占据优势。第二，许多人依赖于国家财政生活，而不是作为积极的生产者来生活。这是由于欧洲具有长久的历史造成的。但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福特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在欧洲引进福特主义生产体系，会促进其整体的理性主义，使寄生性的资金全部转向生产体系与技术体系的创新，而不是只作为一种司法意义上的纯粹私人财产的结果。对于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欧洲当时存在着一种价值性的批判态度，即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对于这种理解，葛兰西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美国的福特主义是否是一种新文化，或者美国是否存在着文化，这种文化是否会侵入欧洲，而在于福特主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特别是随着组织化生产体系的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开始形成，即中间阶级的形成，这将会使知识与技术更为普遍化，这是提升人们的日常观念的一个重要途径。可见，在面对福特主义的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物化的开始，这条思路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路。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做物化的过程，当全面的物化占据着现实大地时，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而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更加认同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时的思路，即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区别对待的思路，在葛兰西这里就是将工业体系与资本主义关系区别开来，强调从工业体系的进展中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思路，即将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分的思路。
福特主义生产体系造就了美国主义。葛兰西认识到，美国主义“需要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类型的国家。这种国家是自由国家，但不是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或实际的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在更为基本意义上的自由行动和经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意义，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经过历史发展，它形成了工业集中和垄断的制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293.)在这里，葛兰西从福特主义出发，对国家的“市民社会”特征进行了说明，即国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司法体制的组织，而且包含有市民社会的东西。福特主义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市民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且使市民社会的历史意义再次呈现出来。但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市民社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已经蕴含着国家的内容，这又是国家向传统的市民社会领域的渗透，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从过去的完全分离走向了相对的融合。
在这个转型中，原来出现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转换成为政治利益，经济领域中的斗争与政治领域中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认为只要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买卖和竞争，就能够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而现在，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政治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公共性批判，自律的主体构成了批判的理性主题，暴力起着重要作用；但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自律的主体让位于组织，而体现组织利益的就是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因此在政治上，政党能否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政党要获得合法性，不仅要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公共利益，这是因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使一些公共利益呈现出来。实际上这就出现了葛兰西思考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一是只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强制与说服同时成为强化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工具，这时才能真正地提出了霸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