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就在这之后发生了。王选被上纲上线到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倾向，他的入党问题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此乃一直满怀热情、追求进步的王选始料未及。他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一些推心置腹的真心话，就定了如此“罪名”让他难以接受。
1957年反右斗争中，王选所在年级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被打成右派。张景中、杨路等同学，他们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品德非常好，也无一避免地被打成“极右”，送到边疆改造。与他们相比，王选算是幸运的，但是，他从内心里却为他们鸣不平。
王选在上海的家中，许多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选的母亲一直是一名优秀的街道干部，为了工作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忙碌，却被无缘无故地革职。不但如此，还有人往母亲身上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有一次街道出现了“反革命”传单，是用钢板刻后油印的，有人因为王选家庭的出身怀疑是他的家人所为，派人到他家借钢板以试探虚实。王选的母亲困惑地说：“我们家哪来的钢板？”后来，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说出了内幕。使王选的母亲非常生气，情绪变得很不好。王选的父亲后来也莫名其妙地错划为右派，整个家庭陷入了阴霾之中。
后来，“肃反”扩大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使王选产生了怀疑，而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王选无法理解。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想不通的事就更多了。越学习，越关心政治，他的怀疑和不解就越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选非常希望自己是一个糊涂虫。人糊涂一些，什么独立思想都没有就可以不痛苦，痛苦的产生都源于思想的深刻。有时，他甚至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苦大仇深的家庭里，但是出身又岂是人自己能够选择得了的？王选陷入极度苦闷、困惑与迷茫之中。
4．非常抉择
比尔·盖茨在谈到成功经验时说：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还是两个字——选择。这句成功的秘诀，在王选身上也同样应验了。
大学一、二年级没有具体分专业，同学们上的都是统一的基础课程。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划分出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王选做事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他把这三个专业的现状与前景作了认真的研究，然后作出了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抉择——计算数学专业。
张恭庆、张景中等一批成绩突出的同学选择了数学专业。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同学，也选择了散发着迷人气息的数学专业。相比较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王选却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王选的表姐夫辛一心，当年就是选择了较冷门的造船专业，才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计算数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一旦选择它就意味着天天与计算机打交道，计算机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还闻所未闻，它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前景无法估量。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王选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两篇文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篇是钱学森关于电子计算机与航天工业的论述，王选看后激动不已，他甚至还产生了驾驶宇宙飞船畅游太空的遐想。另一篇是胡世华写的关于计算机在国防中重要作用的文章。胡世华断言：在未来战争中，导弹的发射、拦截，飞机投掷炸弹及空战，统统离不开计算机。从计算机在未来的国防及航天工业中的神奇作用，都可以看出，计算机不仅能应用到高科技领域，还有可能改变人们未来的生活。计算机发展的前景，对王选的震撼非同小可。
恰好在这时，王选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周恩来总理还特别强调，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的重点技术。这对王选是个莫大的鼓舞。他又留意了报刊上一些关于计算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而又神奇的作用。他想，一个人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王选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
多年后，王选在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说：“我能够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具有远见和洞察力。我在解难题上面的本事并不大，年轻时精力最旺盛的阶段，解题能力可能也不如现在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李平立；在电路的功底和动手能力方面不如同学毛德行，更不用说跟无线电系毕业来方正的王永达比了。但是有一点我大概是突出的，就是洞察力、远见力，英语叫vision或insight，具体表现就是我能比别人早一拍走到正确道路上。选择计算数学，以及后来自觉地训练英语听力，从硬件跨到软件，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直到选择搞激光照排，都是这种vision在起作用。”（丛中笑：《王选的世界》，46—47页）
选择，甚至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开始到成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付出的努力、坚持、痛苦和承受，常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王选饱受不公平待遇，精神上饱受摧残和打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事业上保持旺盛的激情直至忘我的境地，一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王选却做到了。只是这样的结果，几乎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任教北大
时间到了1958年，王选已面临毕业前的实习阶段。这时，一项重要的任务——改进“北大一号”计算机，落在了成绩优异的王选和同学们肩上。学校把调试“北大一号”计算机作为计算数学的实习课内容。交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是不到30岁的年轻教师张世龙。
张世龙于1929年10月10日生于天津，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任党总支专职委员，燕京大学政治大课讲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学研究科科长、党委委员。1956年调任数学力学系计算机数学教研室教师。后来，又任无线电系计算机教研室主任。
张世龙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很强，是个无线电迷，对王选有深远的影响。他看中王选的是他思维敏捷、逻辑性强和多年做学生工作的管理组织能力与共同协作的团队精神。他认为这项工作，非王选莫属。王选对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张世龙老师非常尊重，不仅喜欢听他讲的课，对他自行设计数字计算机的开创性行为充满敬佩。
王选的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是张世龙讲授的。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他所教的课程，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居上终于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北大一号”正是张世龙的作品，当时设计它时没有任何成品可进行比对，他仅凭翻阅资料，再加上自己的聪明、胆识和想象力把它研制了出来。虽然工艺水平很差，主板上没有插件形式，只是焊了一块板子，既无法进行成功调试又无法进行正常运行。现在看来，它只能算是一块计算机模型。就是这块模型，在当年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它的逻辑设计和电路设计严格准确，原理图绘制的也相当细致详尽。这台计算机模板使王选和同学们在学习计算机课程时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
1958年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北京大学对改进“北大一号”非常重视，希望用半年时间研制成功，作为献给国庆节的厚礼。
时间紧迫，王选像上足了劲儿的钟表日夜兼程地工作，几乎把自己脑力、体力和精力用到了极限。半夜，王选常常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下来往机房赶。有一次夜里，他又去机房接班调机，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去食堂买饭。路上，他感觉许多人用怪异的目光望着自己，当时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谁知刚走进食堂，有位同学就冲他大喊起来：“哈哈，你们看呢，王选这是把谁的褂子穿在身上了？”话音未落，立刻引起一片笑声。王选这才低头打量自己，发现身上的衣服又瘦又小，几乎把上身捆成了一个肉粽。他这才恍然大悟，半夜起床时把同学的衣服胡乱地穿到自己身上，大半天过去了竟一点都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他用装在口袋里的笔写字时，发现它好像瘦了一圈。他还纳闷过，以为是自己的手指由于不断地劳作变粗了，竟没有发现这天天握着的笔也不是自己的。
虽然投入了大量精力，改进“北大一号”计算机的工作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计算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顺利通过了调试，只是当时我国生产的存储器磁鼓不过关，王选和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也未能使机器投入正式运行。不过，数学和电子学在计算机中完美的相结合，使王选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逻辑设计到调试也有了一个完整认识，实际动手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对计算机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年夏天，王选毕业了。他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再加上实习中的完美表现，校方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把王选留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任教。
接到通知的那天，王选激动不已，第一时间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父母。“好好干，儿子。为祖国争光，为北大争光！”父母的话还响在耳边的时候，王选来到未名湖畔。
放眼望去，夕阳的余晖尽染了西边的天空，也把波光粼粼的湖面涂抹成了一片金橘色。王选的内心久久地不能平静，有感动也有感慨。四年前他第一次走进北大，流连在未名湖畔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他深深地爱着北大，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幢建筑、每一则流芳的名人故事，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间。留在北大工作是他的梦想，如今，他终于可以用所学到的知识报答哺育过他的母校了。他甚至幻想，有一天自己也可以用骄人的成绩，成为北京大学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