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如书名所示，内容涵盖《马关条约》签订后至《辛丑条约》签订止。按照传统界定，这个时期是近代史上三大高潮中的两个高潮，也是八大事件中的两个事件即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个事件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一直受到学者重视，新资料的发现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已经很难，各种观点也差不多被学者说尽。本卷能够做的，就是立足新时代新感受，重新体会那个时代，重新认识那些人，重新审视那些事，尽量减少非历史主义的干扰，尽量呈现历史细节。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一些奴役性条款，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大侵害，这个条约还通过强制性手段要求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尽量使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列强通过资本的输出换取超级利润，也使中国在这一轮开放中丧失了许多权益。不过，此时输入中国的资本，除了一部分偿付日本战争赔款外，更多款项都投入了基础性建设，使中国的铁路、矿产等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形成后来的框架。中国不仅由此开启一个经济上的建设高潮，而且在政治层面确实准备参照近代国家标准重建行政体制。这就是甲午战后持续三年之久的“维新时代”。
维新时代改变着中国政治格局，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风波深刻干扰了维新运动的进程，使原本消停两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来自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又被政治层面的不同派别所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促使中国人重新检讨甲午战后的政治选择，使原本不再争论的政治经济变革问题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加速了维新运动的政治进程，促成光绪帝主导的“百日新政”。
百日新政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但也引起非常激烈的新旧冲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下层维新志士鉴于改革的艰难，试图以暴力手段推动非暴力的政治变革，只是机缘巧合，这一计划过早泄漏，遂酿成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反复。
戊戌政变后，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反动时期”。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整，至1899年底，中国政治开始恢复活力，可是一场大阿哥风波又使中国陷入一轮新的动荡之中。
一百年后重新观察大阿哥风波，应该承认这是清政府的不得已选择。当光绪帝并没有大行而又无法退位的时候，当光绪帝的身体确实无法支撑日常繁重礼仪活动的时候，怎样保持皇权至上性，确实是传统中国社会两千年不曾遇到的难题。然而由于1898年镇压事件刚刚平息，不管怎么说清政府处于一种非道义地位，康梁的强势话语左右着社会舆论，清廷的善意并没有获得社会同情，反而引起激烈抗争；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清政府这一举措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这无疑使清政府感到难堪，由此引发政治高层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底层原本存在着的民族主义终于有了一个释放的机会，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具体背景。
社会底层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可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清政府与列强抗争的民间资源，又是大清帝国的潜在敌人或掘墓人。这种矛盾无法化解，终于为列强武力干涉提供了重要的口实。于是有八国联军入侵，有清军和义和团的英勇抵抗，有东南督抚撇开中央政府与列强达成互保协议。对于这一系列演变及其后果，本书都有细致入微的分析和不一样的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