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暂住上海租界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接着，“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攻打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日，无数英烈为国捐躯，但战争终于失利。上海失守后，日军长驱直入，于1937年12月占领当时的首都南京。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许崇德的家乡那美丽的古镇又岂能幸免？金泽历遭劫难，颐浩古寺被焚毁，主要街道成为瓦砾。许崇德母子与几家老乡一起，经常驾着木船在港湾深处转移，躲避日寇锋芒。这样的日子真不好受。
许崇德有一位小姑妈住在上海。姑夫是上海六马路一家小制革厂的技师。那个地方属于英租界，由于当时日本和英国还不是交战国，所以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士兵没有进入英租界。许崇德母子投奔此亲戚，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许崇德在失学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了位于成都路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大江中学读初一。虽然条件不好，但可以免受日本占领者的奴化教育。这是幸运。许崇德的学习成绩颇佳，尤其是语文，他的老师黄祖香评分时，每次都用红笔批甲等给他。
在大江中学读书时，许崇德结识了一名年岁比自己大得多的同学名叫邓开安。邓开安原籍广东，父母双亡，流落上海，靠一家亲戚收养。许崇德和邓开安还有其他两名同学交往密切，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老是避开其他人躲进一间存放体育器材的小屋内，议论天下大事。有一天，邓开安说，他正在等候一个朋友带他去江北参加游击队。果然，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家不见邓开安来校上学，估计他已经走了。从此，许崇德再也打探不到他的消息。但几十年来许崇德在心里一直怀念着这位爱国的热血青年。
2．迁苏州继续读书
上海生活费用高昂，难以久居。许崇德母子商量决定迁往苏州居住。苏州虽然不如上海那样有英租界、法租界赖以托庇，但那里有几家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可以就读，从而避免日本人管教。何况沪嘉一带日兵占领为时已久，那种烧杀淫掠的兽行已渐收敛，因此，去苏州继续读书还是可行的。
苏州毕竟不像上海那样喧嚣，许崇德母子在护龙街乐桥北的孝义坊3号院内租了两间破旧的小平房，把盛放衣物的木箱充当书桌，四角垫放几块砖以增加高度，许崇德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泰康牌饼干桶上日夜苦读（后来房东借给些破旧家具才得以改善）。许崇德就读的振声中学虽然不受日本人管教，但每周有两节圣经课。星期天早晨还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用英语唱“赞美诗”。这使得许崇德十分烦厌，所以后来便转到乐群中学。它虽然也是教会学校，但不要求学生读经做礼拜。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苏州的教会学校当然就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有一天，学校里闯来了几个汪伪政府的人，找学校负责人及几位主要的教职工谈话。之后，他们在院内贴了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告示”，大意是：美英校产已由“政府”接管，乐群等学校停办，同苏州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告示宣布，“委派章志岳任联合中学校长”。章志岳看上去约30来岁，颇有仪表。传闻此人很有来头，他是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袁殊的外甥。学校的剧变对年轻的初中生来说，感情上无法接受。许崇德所在的初三班同学带头闹了个小小的风波，把门窗玻璃统统砸碎，校园一片狼藉。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汉奸校长竟没有反应，也不抓人，又不处分学生，事情便不了了之。
1942年夏，许崇德联中毕业，考入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一。省中即“苏州草桥中学”，称得上是一所名校。校园宽敞，汪伪政府的教育厅就在后院办公。
苏州中学的中心位置有一座礼堂，礼堂的前边靠右角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除了音乐老师外，平时没有什么人去动它。不过许崇德经常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男子光顾这儿。此人坐下来一动手，就响起非同凡响的琴声。他手指灵巧，技艺娴熟，弹奏出来的曲调远比昔日在教堂里唱诗时听惯了的琴声动人多了。后来，有同学告诉许崇德，那个偷空便来玩琴的人就是教育厅长袁殊。“呀，大汉奸！”许崇德从心眼里对此人十分厌恶，从此不再过来听袁殊的琴声了。而且岁月流逝，此情此景逐渐遗忘。
大约过了60年之后，许崇德在2005年10月偶然读到一份转载自《天津政法报》的材料，题目为《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讲的竟是关于袁殊的历史：他1911年生，192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而他的秘密身份则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袁殊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立即转入特科工作。1932年，他打入中统内部并结识了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经党组织批准接受岩井按月付给他的“交际费”，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批准，袁殊又以青帮的身份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成了军统的情报人员。上海沦陷后，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搞锄奸活动。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的秘密情报向遥远的延安送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日本外务省得知日军已确定南进的战略部署，于是火速向延安报告，使苏军解除了早先担心腹背受敌的顾虑，毅然调整部署，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开赴西线。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数不胜数。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布置和“清乡”行动；建立前往根据地的秘密通道，等等。袁殊曾亲自救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曾掩护我方人士如范长江、邹韬奋、潘汉年等进入根据地；还曾及时提供准确情报，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日伪联合作战的包围圈。
堪称孤胆英雄的袁殊在惊险的隐蔽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机智与胆略。但无疑他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试想一个出入虎穴、处在四周布满陷阱的环境里，时刻面对着生死考验的人，他能心平如镜、波澜不起吗？许崇德60年前在苏州中学礼堂看到的袁殊弹琴的情景，看来绝不是平常的休闲作乐。且看那万马奔腾似的跳动着的键盘，且听那山崩海啸般的琴声，不正是袁殊内心包藏着的闷郁、警惕和愤懑情绪的发泄吗？许崇德原先不知真情，60年来一直以为袁殊乃大汉奸，因而厌恶他。现在真相大白，实在是看错了他。像袁殊那样忠诚为党工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把生命置之度外，这种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呀！
3．越过封锁线
在省立苏州中学读书，还算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比较友好。但许崇德心里总是为自己生活在敌占区当亡国奴而苦恼，想象着能脱离沦陷区到内地去寻找自由。有一天许崇德遇到一位姓丁的老同学，告诉他内地与敌占区存在很多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通道，若真是想去内地的话，也并不困难，但要有熟人指引。丁同学又告诉许崇德，现在正巧他的堂叔叔要从那边过来，明天就可以介绍与他接头。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位内地来的丁叔叔热情地向许崇德讲述了不少情况，并建议许崇德只要进入内地上了学，就算目的已经达到，此去不必走得太远，如果一个中学生孤零零地想到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去，那肯定不现实。他认为还是去皖南屯溪为妥。当时年轻的许崇德思想单纯，他只求脱离日占区，至于大后方还是小后方，他根本分不清楚，至于蒋管区与革命根据地有什么本质差别，则更是毫无所知。他觉得丁同学的叔叔说得很有道理，就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拿了他书写的三封介绍信转身回家去告别慈母了。
母亲黄佩忍4年以前送别了亲生女儿，而今又要告别相依为命十多年的儿子，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喻的。但她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许崇德的志向。母亲黄佩忍陪着儿子赶路，舟楫劳顿，把儿子一直送到太湖西岸。她把身上的钱除了家用外全部给了儿子，叮嘱许崇德好好过日子。然后，黄佩忍回到苏州收拾什物，返回金泽老家去了。
根据苏州老丁叔叔的指点，许崇德先奔宜兴，再找到宜兴郊外叫做丁蜀山的地方。那边有位乡村教师陆德生，他就是这一带的交通员，来往内地与敌占区之间的过客都找他接送。陆德生看了丁叔叔为许崇德写的介绍信之后，就提供了一碗地瓜饭，安排就寝，说明日一早就要出发过封锁线。第二天早晨，陆德生带领许崇德还有另外几个过客出发了。
所谓封锁线，其实只是群山中一块杳无人烟的宽阔地带，走路需要三个多小时。封锁线两边并没看到有任何一方的士兵看管。可能由于交通员熟知路况，懂得避开哨所，封锁线很容易就通过了。再往前走一阵，就到达了当时的重镇张渚。张渚方圆很窄，但却人头嘈杂，热闹非凡。这是因为那里是沟通两地的要道，所以什么人都聚集在此。国民党在张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但管理效能特别低下。政府办了一个招待所，许崇德等一批人就在这里暂时落脚。由于需要为继续行进张罗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所以大家必须等待几天。
许崇德住的是招待所的一间大屋，有十多个床位，住客流动性很大，互相也都不熟悉。过了两天，许崇德忽然发现自己带来的钱钞放在枕头底下，却被人偷走了。这不啻晴天霹雳，打击实在太大。招待所里的同伴们都替他焦急，有的帮他到处寻觅，却毫无所获，有的找当地政府要求捉拿窃贼，亦终无结果。那时，有一位同住招待所的贵妇人模样的上海女士突然站出来对许崇德说：“不要怕，你不是要去屯溪吗？我们是去昆明的，会路过屯溪。我们把你带到屯溪就是了。你一路上吃饭住店我全包了。你到了屯溪之后，再自己想办法吧。”这位女士助人于危难之中，非常难得。她的名字叫韩淑英，真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