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政治因素，选择首都还需要注意的是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虽然在中国历史上，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从全国调配已成为惯例，但当地还需要有基本的粮食供应能力，否则极易生成大乱子来。如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命脉悬于江南糟粮的供输。唐德宗时就发生过一次糟粮迟迟无法运到长安，禁卫军几乎哗变，要炒德宗的鱿鱼。好在，糟粮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抵达长安。据称德宗父子相拥，热泪盈眶，大呼“吾父子有救了！”。鉴于这样的考量，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就不算是非分之想。当初娄敬一定要强调关中为天府之国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应该说都基本具备这一特点。
但从唐德宗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与都城经济地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条件。毕竟首都是全国范围的政治中心，庞大的人口是无法避免的。再肥沃膏腴的土地也难以长期供应，所以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才能保证物质供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过不是经济考量，而是政治因素，即交通便利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所以说，位于交通枢纽的区位，对首都来讲，可谓是一举两得。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北宋定都开封的决策过程中。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虽以开封为政治中心，但当时并没有决定建都于此。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曾打算以洛阳为都。这时，他的弟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主不可，极力谏阻之。赵匡胤只好退一步说，如果你们以为洛阳不行，那么长安建都如何？赵光义问他：为什么要选长安？赵匡胤说，他是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不料，还是遭到赵光义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因为开封虽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势的优势，但可以用大量的兵力守卫来弥补，更重要的是开封“漕引江淮，利尽南海”，所以是建都的最佳选择。不过，这一选择当然是有代价的，北宋开封地区的戍卫兵力为历代都城之最，尽管如此仍在金人的铁骑下，不堪一击，最终导致了北宋灭亡。
2.四塞之地长安与四方之中洛阳
正是从上述几个建都的一般原则考虑，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甚至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设在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这五个城市及其附近。当然还有其他城市，但考量中国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五个城市作为首都。而这五个城市中又有所区别，西安、洛阳、北京相对而言更重要一些，下来则是南京，为都时间最短的则是开封。因此，有学者认为开封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古都。
参见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五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城市作为首都的历史恰巧也可以区别开来：前一组是中国历史前半段的首都，后一组则是后半段历史的都城。或者更明确一些，中国历史上国都的迁移，并非像以前学者所认为的，是从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开封，再从开封转移到南京，最终落实到了北京。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在同一时期里有两个位置几乎同样重要的都城并存，甚至在一个朝代有两都并建的情况出现。如在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是西安与洛阳，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间是洛阳与开封，最后则是从金朝到今天是北京、南京，长达八百年。
今天的西安作为首都，始于周人。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不过，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武王再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君临天下的周武王，显然感到镐京作为首都过于偏西了，难以控制殷商旧地。而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对控制东方更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中就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故事。不过，洛邑的建设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周书·洛诰》曾记载了周公对营建洛邑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是说，他在营建洛邑时十分谨慎，为了获得合法性，不断向天求告占卜。
洛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不过，建成后的洛邑，实际上由两个城组成，一为王城，一为成周，其实是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
之所以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位于关中，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供应充足，这是第一。第二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凭，也可以就近抵御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是周人的发源地，是文化的渊源与政治的保证。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但丰镐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地处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时期，王权衰落，内控外御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外敌侵扰，就近控制内部。
洛阳处天下之中，优势当然在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优点突出，缺点也十分明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陈平原更是无险可守。后世所谓的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不过是主张建都洛阳之人的说辞。真正打起仗来，这里就如张良所说的：“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比起丰镐所在的关中来，无论是外御敌侮，还是内控叛乱，洛阳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尽管当时丰镐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但相对而言，丰镐还是略占上风。
与周人相似，秦人一样是从西边迁来，秦国的都城从陇山之西迁到雍，再迁到栎阳，最后定于渭河之北的咸阳。秦国以咸阳为根据，一一击败东方六国，咸阳自然也就升格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汉兴，刘邦们与周、秦不同，他们来自东方，这样就出现了本章最初的故事：定都何处的问题。其实，刘邦从东面而来，他的倾向是洛阳，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所以，刘邦在洛阳呆了三、四个月，后来是在听了娄敬、张良的建议，才意识到要坐稳天下，只能西迁长安。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分析一下秦汉时的政治形势，就知道娄敬、张良之流目光如炬，刘邦的从谏如流也着实让后人钦佩。因为，从御外的角度，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都是匈奴，建都关中有利于抗击强敌。事实上，秦正是凭借关中而收复被匈奴占据多年的河套地区，并将这一新收复地区建设成新秦中。汉初，固然国力不强，先是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不过，到了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但西取河西五郡地，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纳入版图之中，远远超过了秦的疆域。这显然是建都洛阳不可能做到的。到了这时，位于关中的长安自然就不显得僻处西隅，而是几乎成为全国领土的中心了。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不过，用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生出同样的感慨。数百年后，唐太宗又重演了当年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故事，甚至发生的场景都大致不别，结果也几乎一样，将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只是对手换作了突厥。但是，试想如果西汉与隋唐建都在洛阳，于匈奴或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伟绩。
所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定律。比如，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西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所以只能建都洛阳以求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仅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
不过，此后的情形似有所改变。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选择了洛阳作首都，这倒不是为了自保，而是要进取南朝。因此，也就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洛阳显然有了极大的优势。倒是只有分裂后占据西部江山的西魏与北周只能再次以长安为都。不过，同时的东魏与北齐却也是弃洛阳而改就邺城。细想想，也很好理解。这几个政权或是鲜卑化的汉人、或是汉化的鲜卑人执掌，自然需要把都城建在更靠近原来鲜卑族的根据地。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搬迁为时极短，影响也有限。再到后来，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北周的首都长安。李唐再继隋而立，仍然拿来主义，把隋的国都、制度一并照搬，省却了不少气力，效果却出奇的好。但细比起两汉，情形已有些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东晋南朝的全力经营下，长江流域已显现出勃勃生机，江南地区成为平衡整个中国的重要法码，隋炀帝的南巡江南，并非仅是为了淫乐消遣，另一个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国威。因此，尽管隋代定都于关中地区，并精心修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兴城，却视洛阳十分重要，显然是考虑到这里控制长江流域更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时期与秦汉已有所不同，洛阳与长安并肩，甚至还略占优势：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他的夫人武则天称帝后，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反倒成了陪都。虽然，后来李唐复辟后，还都长安，不过洛阳仍是割舍不掉的至爱，玄宗前期就曾五次移居洛阳。显然，这时长安的地理形势已弥补不了它的区位缺陷，需要靠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这当然也隐隐露出长安为都的败象来。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便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有极为短暂地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地位告别了。尽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时，御史胡子祺认为“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朱元璋也颇以为然，还专门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实上，朱标回到南京后却并无下文，看来，朱元璋对建都关中，也不过是一时的念头而已。
据《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长安为都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甚至还委派了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但最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陪都选的却是重庆，并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
3.天下之枢开封
从西周到唐代大约两千年的时间，之所以首都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徘徊，是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直到唐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文化、经济重心一直都在黄河流域。所以，早期的首都自然也就落在黄河流域了。而相比起其他地方，洛阳和长安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之前不论，仅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因此，在中唐以前，除非偏安或其他特殊的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只选择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但中唐以后，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长安作为首都已极为勉强，上面所讲的唐德宗的例子实在是很说明问题。不仅长安，从财赋所出的江南一带来看，洛阳此时也不再是四方之中了，因此，再往东方的开封，地位也就渐渐的重要起来，到了唐末开封就真的成为了政治中心。不过，这一转移并不是直接从长安到开封，而是借洛阳中转了一下。当时控制了李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先是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待后梁篡唐而立以后，就直接定都开封了。
虽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后梁建都开封是一个以自己的根据地作为首都的典型，因为后梁是以开封为中心起家的。但实际上的原因，却是开封利用运河更加方便，可以直接把江南地区的财富漕运过来，经济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为都，朱温定都开封多少有些底气不足，所以定都开封不过两年，朱温就西迁洛阳。只是洛阳为都至此时已是日薄西山，所以四年后后梁再次还都开封。这次只是五代时期首都在洛阳、开封之间徘徊的第一轮，之后又在后唐灭梁以后迁都洛阳，再之后，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回到开封。从此，一直延续到北宋亡于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