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天灾人祸多事之秋，日本人“九一八”、“一二八”、进攻冀热察，朱家溍赴宋哲元29军学习刺杀、射击，志在模仿岳武穆精忠报国。“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和同学赴南京请愿，在铁道上卧轨向政府死谏。至于为什么没投八路，老人家嘿然一笑，说当时不知道有八路。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经费由梵蒂冈教廷直接拨给，所以日本占领北平以后对辅仁大学未加干预，朱家溍在这里的大学生活，犹如世外桃源。
4. 世家和蜗居
朱家溍晚年只住院子西南角的两间耳房。与原来的宅第相比，朱家溍的住房真是个小旮旯，因此，启功先生戏称“蜗居”，并亲笔题写“蜗居”二字，朱家溍将其挂在墙上。有人称朱家溍的家这么狭小，与他为国家捐赠的上亿元文物比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朱家溍解释“蜗居”的含义时，说：“这不仅仅指表面上我的居室，而是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朱家溍说“我父亲买了这所房子，我们尽量不给它改变。所以到现在，你看这个山墙，这个山墙，墙角下面这个砖，这是城砖做起来的。这种房子在府邸格局中也是很少的，从这点来说这房子品格非常之好，第一流，可以说是社会上特级的。”
穿外间小屋而过，是西南角的一块空地，方圆二十多平米，是个小小天井，里面栽花种草，植树架藤，有豆架，有虫鸣。若从里屋的窗户向外望，刚好面对这一小小庭院。春花秋月，雪夜霜晨，时时观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朱家溍苦中求乐，模仿乾隆燕京八景：两棵太平花叫“太平双瑞”，花下面的狗尿苔叫“玉芝呈祥”，房前的葫芦架叫“壶中天地”，两棵老丁香叫“香雪春风”，甬道两侧的紫色牵牛花叫“紫云绕径”，墙角边的向日葵叫“映日金轮”，窗棂外的老槐树叫“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所有这些，仅是逃避群众运动、远离浮躁的“穷开心”。朱家溍曾对人说：“故宫也给我分了单元房，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儿方便好多，起码卫生设施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这儿，就为了这个小角落，可以跟自然沟通。”
其实，朱家溍还没说出另一半的好，那就是里屋的陈设。在外间屋的东墙靠南窗的地方有一对老式的木制扶手椅，朱家溍常坐在那里休息，环四壁而望，墙上挂着他着戏装的照片和一张年轻时着戏装的小油画画像。里屋有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桌椅等物。两间屋里这些家具一放，空间就很逼仄了。屋子虽小，都是朱家几十年不曾改变的简朴的用具，中间一张四方桌，紫檀的，临窗一张长条形书案，红木的，桌上陈设有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砚台，清朝刘墉亲自刻铭的紫檀笔筒以及纪晓岚的笔搁。朱家溍对客人逐样介绍后，特意强调，“紫檀也分不同等级，我这个笔筒的紫檀最好，比桌子的紫檀可强。”朱家溍又教客人一招，“买个猪毛刷子天天来回蹭，又光又亮，保护木头。”说着，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猪毛刷子，一来一回在桌子上蹭起来，还说：“我每天也拿蹭桌子来活动身体，挺好。”坐于窗前，眺望庭院，真感到外边春风桃李，里边几案精严，称得上天造地设。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朱家一直是个12寸的小电视机。每逢冬季，屋子就要升上蜂窝煤炉子，那炉子上坐着白铁水壶，冒着热气。屋里被煤炉占去一方。朱家溍不以为然，还把院内的花草搬进屋里，与他一起过冬。炉子挨着一张八仙桌，他就在这张桌子上摊开稿子，堆起书，在此写作。朱家溍的很多鸿篇著作，正是在这里酝酿和完成的。
1989年春天，台湾作家高阳第一次来北京，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故宫，而来故宫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朱家溍。“来吧，我随时都欢迎。”朱家溍以他特有的口气，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近中午，高阳迈进朱家溍在故宫城隍庙的办公室，两位从未谋面却神交已久的学者会面了。高阳十分崇敬朱家溍，且比朱家溍年轻，因此进得屋来便首先拱手问候朱家溍。朱家溍像接待熟人一样：“请坐吧，我这儿随便。”记得当时朱家溍由高阳的家事说起，又说到高阳在北京的本家亲戚以及自己与这些亲戚的交往。如果单从两家人来往的辈分来讲，朱家溍要长高阳一辈，高阳听罢立即起身行一鞠躬礼。朱家溍拉家常似的一席话，便使这两位学者的关系变得既像是久违的老友，又像是久未走动的一家人，他们以后的交谈如水乳交融，气氛十分融洽。朱家溍已记不住具体谈了些什么问题，总之是徜徉在他们都十分感兴趣的有关历史的问题之中。时间过得很快，直到有人来提醒朱家溍应该吃中午饭了，他们才发现已经过了12点，但仍意犹未尽。临分手，高阳送给朱家溍一把台湾产的折叠伞和香烟。朱家溍送给高阳一本刚出版的自己的新作。事后，朱家溍谈到对高阳送的小礼物，十分认真而诙谐地笑着说：“我可没钱送高阳礼。”
朱家溍将上亿家藏捐献后，还是有不少收藏家上门探访。有一藏家想朱家溍必定留有把玩的文房四宝，便上门探询朱家溍，“我久想看您的砚，好则一方足已。可否。”朱家溍故作微嗔，说“你——还不知道，最后十方好砚都捐给了承德博物馆。”藏家不为所动，仍坚持己愿，一个真正的玩砚大家，不可能身边、掌上无砚可弄。朱家溍无可奈何，一边往里屋走，一边说：“我就留了一方——是我写字带玩的。”不一会儿，朱家溍从里屋手捧一大紫檀盒端砚出来。原来这是一方皇家溥杰藏砚，即以颜色论，紫红色，甚至珍奇。
朱家溍曾专门撰文写父亲收藏的两方顾二娘制砚。顾二娘是清代著名的制砚家，苏州人。她曾给著名藏砚家黄任制砚。当时黄任有一块很珍贵的端石，爱不释手，已有十年。顾二娘看了也很喜欢，就为他精心雕成一砚台。黄仁钦佩顾二娘的技艺，赋诗曰：“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这首诗传诵很广。朱家收藏的菌砚，是一片端溪上等子石，石质细腻温润，又布满胭脂晕、火等特点，与菌相近，天然形态与菌相似。另一块云凤砚，正面上端有一个小而有眼睛的石眼，被用作凤目，俯视下方炯炯有神。凤体半遮以流云，只现首尾，显示翎羽腾闪之态，格外生动而又省工。背面数眼用作尾翎，具见巧思。凤羽和凤毛用不同刀法，显示出质感软硬的区别，可谓骨韵兼绝。
朱家溍先生在《故宫退食录》中讲，他的夫人赵仲巽有一玉簪，上面镶着一个小葫芦，只有三分长。玉钗是用碧玉做成的一根竹杖形，在杖端用赤金打成绦带拴在葫芦腰，下垂一个绦结，看上去简洁雅致。赵仲巽的外祖是一位榜眼公，官至清代理藩院尚书。榜眼公有两个妹妹都不出嫁，家里人称这两位老姑娘为“五老爷”、“六老爷”。这个三分长的小葫芦就是五老爷种的。五老爷是一位诗画兼能的才女，喜欢听戏、游山、栽花、养鱼等，又善于培植各种盆景。其中有两盆小葫芦，所谓小者也都有二寸来长，有一年秋天结了几个一寸左右的，其中一个最小的就是那个三分长的小葫芦。这位五老爷精心用意地保护，一直到初冬天气，每天还从屋里搬到廊檐上追太阳，总算长老了没出毛病。五老爷向仲巽说：“可惜配不上对，要再有一个一般大的，给妞镶一对耳坠子多好。”仲巽说：“您自己镶一个首饰戴两把头上，多好。您今年整生日，镶一个戳枝花，葫芦就像老寿星拐棍上挂的一样。”五老爷说：“福禄寿三星未免太俗气了。”仲巽说：“嫌俗气就别联系老寿星。苏东坡的诗，有‘野饮花间百物无，枝头惟挂一葫芦’的句子。我给您出个主意，叫玉作坊用碧玉给琢一根竹杖形的戳枝，叫三阳金店用足赤打一个绦带结子把葫芦镶上，岂不是一件有诗意的首饰。”五老爷就照这样办了，后来五老爷把这件竹杖小葫芦给了外孙女赵仲巽。王公贵府家中有贵物，朱家溍想起夫人的这件金绦小葫芦碧玉簪，喜欢这里面的故事，可惜这葫芦玉簪最终不知流落何处，朱家溍说自己在“文革”前还见过，大约也毁在了“文革”中，可惜了五老爷的一番苦心经营。
朱家溍时有外出交流的时候。他去香港，别人说，那时去香港一趟不容易，一块儿的人都抓紧时间逛街购物，惟独朱家溍不怎么上街，只在宾馆房间休息。有人问为什么，朱家溍一时间还被问愣了，想了想，说：“香港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楼就是楼，没什么古迹。要说购物，我是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也就在宾馆里呆着，看看书。”朱家溍的兴趣主要在文物和图书上，不过除了研究传统文化，先生的生活和乐趣也非常丰富。
朱家溍在晚年一直骑的自行车，还是皇家血统纯正的名车。这是朱家溍在1946年买的英格兰BCC制造的“大力神”（Heracles）。而解放前他骑的“三枪”。“三枪”是英国伯明翰小型武器公司（Birminghan Short Arms Co.，LTD）名牌，商标是三支交织在一起的“来福”，被老北京称作“三枪”。当年骑“三枪”比现在开奥迪A8还牛，与其争锋的是英格兰诺丁汉的蓝岺（The Raleigh Norttingham England），俗称“凤头儿”。蓝岺（凤头儿）1960年买下造“大力神”的BCC工厂，其品牌“大力神”（Heracles）则被AMF买走，AMF是现在最著名的“山地自行车”。
朱家溍诙谐风趣，很重视仪表，在许多重要场合和学术活动中，西服穿得十分得体，休闲的衣服也很有品位，颇有老派英国绅士风度。那些毕业于燕京、辅仁的长辈，通常喜欢穿苏格兰花格子绒布衬衣，骑凤头、汉牌自行车，抽英国三B烟斗，会吃西餐，能说一口流利英文。这些特征在朱家溍身上也是有的，这也是他对四十年代辅仁大学生活的情结。就是晚年重病时，朱家溍住进305医院，有朋友带去一些西式肠子面包和沙拉等，他会很高兴地说“今天晚上有西餐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