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常常被看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特别是东亚史上的大事件，如有论者指出，日本也可以说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北所造成的危机意识以及西方的威胁，使得“幕府终于不得不踏上开国之路，从而决定了以后日本的方向”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影响，还可参见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第一章为“鸦片战争与日本”，昆仑出版社，2005年）、小西四郎《阿片戦争の我が国に及ぼせる影響》（《驹泽史学》创刊号，1953年1月）。周公、孔子之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其对中国、西方以及日本自身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对中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依靠书本、风闻的纸上言论、间接报告，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主观推测，到直接派遣考察团踏上中国领土而获得实感的、客观的理性判断的过程。
一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与《鸦片酿变记》
在鸦片战争前夕，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西力东渐的紧迫感。古贺侗庵1838年用汉文所撰《海防臆测》最有代表性，而其所撰幕末日本最早报告鸦片战争情况的著作《鸦片酿变记》（1841年）以及对东西“穷理”致思方向的不同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的《穷理说》（1843年），都在幕末甚至明治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古贺侗庵思想的研究，可参见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兵学と朱子学·蘭学·国学——近世日本思想史の構図》（东京：平凡社2006年）、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贺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随着西力东渐的加剧，即便是以“词章之技”自鸣而“于国家大计靡攸干预”的幕末名儒佐藤一斋也认为“时务莫先于海防，而海防即方今之时务也”。佐藤一斋：《海防策一道》（1849年），《爱日楼全集》卷十五，荻生茂博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6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第189页。古贺侗庵自幼关心世界大势，具有国际视野，“遗著百余种，可窥其学识一斑者，其《海防臆测》乎？其书仅二卷，而议论精明，当时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阪谷素：《书海防臆测后》，见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出版人：日高诚实，1880年。从其门人阪谷素的评论可以看出《海防臆测》乃其代表作。侗庵的相关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与中国“政教之体，以使人知廉耻为至重”。“西洋人趋利，如鹰鹯之趋雀，万方必获然后已。故二国互市于他邦，则必蝎谮妨碍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与邻邦缔好，不啻胶漆之固。彼少有衅隙，直乘之以侵伐，不复顾齐盟。西洋所以富强，咸率由斯术。”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六），1838年撰，日高诚实1880年版。在政教风尚、礼义廉耻方面，东西方价值取向不同，认为东方处于优位，因为“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吾洞视其肝肺”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五）。
第二，相信儒家的道德理义具有普遍性，对西方诸国同样具有约束力。他指出：“西洋诸国间有怀虎狼之志者，未必不欲侵加乎我。而我理正义直，无暇可指擿，则彼恧然内愧，无辞以使其下。”强调需要洞悉外夷实情，认真对待，严格自律。他说：“夷舶之出没海上者，不无挟奸藏匿之辈，然当审核其是非曲直而区处之。今一切以梗边袭塞之虏视之，欲狝薙以自快。其中未必无衔冤者，而适自处孱愞怯敌之甚，非策之上者也。本邦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独于外夷情实，有所犹未晓悉。故注措间有刺谬，致使外夷目我邦为悍戾无道之邦。夫人思致死乎我，是可惧也已。”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七）。
第三，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对中国的强弱情况作出分析。一方面，“支那亦为宇内最大之邦，然其骄矜亶是大疵。观于其痛斥外国，不齿为人。评本邦政俗，极为矫诬而灼然矣。本邦风习之懿，万万度越支那。惟中古以还，与支那交通，故骄之一失，未免少为所污染，不可不痛悛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上，其二十二）。在他看来，日本“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是因为中古以来与中国交往而染上了骄奢这一不可不痛改的毛病，将中国看成了日本的“恶友”。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指出：“西土所以罹燕魏辽金元清之难者，以其君臣荒淫，政厖民散，有必败之兆也。国有必败之兆，不思更张釐整以自强，而独冀敌之不来，以获倖免，洵属无策。”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一）。相比之下，他认为日本则“岿然雄恃乎巨海中，民风醇懿，守信尚义，在两间未见其比”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七）。从现实海防所必备的炮铳船舰来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技术也不如日本。他说：“西土明季而来，凭城御敌，专赖炮铳以奏捷。然而其术之精巧，似不能尚于我焉。船舰之制，觉亦逊乎我。往岁清商之漂来，清水凑也，予门生某蒙县令嘱，护送达崎岙，尔时得谛观清舶之制，迥不如本邦所造之巧致。此贾舶耳，而战舰可推也。”紧接着他便自问自答地展开论述：“夫船铳海防之大者，清无所备，而能不招侮于外夷者何？盖以其国之形势有殊也。”他进而具体分析说：“以清殆方二万里之大国计之，特不过一面受海，非如本邦地形狭而长环海以立国也。清世以不忘武为大训，海防亦稍修举，不至如明代之全然弛。固足以詟伏海寇，而海防止于东方一带，极易于措划，斯清人之至幸也。清既綦其强大，附近戎虏咸役属，与西洋所据之地，犬牙错，其威足以震懵之。一为清所奰怒，必不利乎彼，故西洋诸国，惕息不敢违忤。清之免于海寇，固自有以也。若乃本邦见西土疏于海防而克免于侵扰，谓吾亦然，以怠于沿海之备，是阔于物情事理之甚者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八）。这里的“国之形势”不仅包括国家的大小、强弱，也包括地理环境。强调日本在海防上不可效法强大而且地理条件优越的中国，必须要高度重视。
第四，中国、日本虽然眼下尚未招致外侮，同样面临着被西洋侵略的威胁。西洋“狼贪虎残，无有盈餍。侵削五大洲，渐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恶为何如也。命诸侯守令，时时以斯意晓告士民，使朝野都鄙瞭焉咸悉泰西信可忿疾”。在具体对策上，他主张不可盲目攘夷排外，而是要有大国风范。“虏之来，谕以礼辞，必遭怀入寇之志者，然后大毙之。斯为大国之举动矣。”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八）。特别是在自己的力量尚未足够强大的时候，以和为贵尤其重要，这样可以为加强自己和了解对方争取时间。“今日海防之未周，卒伍之未素习，难以应勍敌，故不如于戎虏播恩敦信，使彼无辞以始斗哄。彼犹顽乎猖獗，不肯驯伏乎我，遂至交锋镝。则彼师出无名，而我将卒夫人忾敌不义，勇力倍蓰。而我武备亦渐修整，斯可以奏捷。”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五）。1809年侗庵为其父、“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其余二位为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所拟《极论时事封策》，是就针对当时俄罗斯的侵扰及英国军舰侵入长崎而提出的海防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和亲在日本海防尚不充分时之重要性。他说：“然虏前年侵扰，既得罪于我，和亲之议，切不可自我言之，适足以污辱国体而取笑于四夷。但彼改悔申请，则或许耳。……和亲既成，交市有无，务顺适其意，使彼不能生兵端，以其间修整武备，数十年之后，舟楫既已缮完，兵众既已整练，则惟吾所欲，无不如志。是和亲所以为战之资，战之得胜，适因和亲为之基也，而岂易言哉。”见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贺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第106页。他批判当时的俗吏、腐儒，“顾今俗吏役役于期会账簿，而抛武备于局外。拘儒专谈三代之英、汉唐之成护，绝不谙今日外夷情形。今欲定海防之制以攘遏外寇，非询谘于兰学者，必不能获其窾綮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六）。而对兰学者与传统的兵家，他也进行具体分析，主张“节取其长，而弃其短”。他说：今之张主兰学者，专推崇泰西国势之强、兵锋之勇锐、战舰火器之精巧，而务卑视己邦，以为迥在下风。则世之兵家者流，又讪笑之曰，军之胜败全决乎气，我严吾武备，毅然自守以待敌，方可望其胜。今徒暴虏之强，令人心朒然退缩，未战而败兆现矣。之二者胥有所见，而均流于偏焉。夫兰学者不思鼓邦俗勇鸷之风以图自强，而徒侈言泰西之盛，以挫屈士气，固为失策。若乃兵家者流，绝不谙外国情形，欲直以威武詟服之，必多逆施倒行以偾事者。皆未得谋国之宜也。必也洞敌之长，察敌之短，知悉敌之狡谋，严我防备，无少渗漏，上下一志，不萌丝发孱怯之心，则庶乎其可。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上，其二十三）。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贺侗庵看来，当时世界形势已经不同于往古，“近岁强胡如鄂罗斯如英机黎，船舰牢而钜，极长于水战，虽千里而外转眼可达。则吾邦犹之邻比然，乃欲以千载前专恃骑战之虏待之，胶柱极矣。”因此，要真正成为大国，兼并扩张是更有效的防备。他这样展望日本的未来：试使本邦在支那印度之地乎？以邦俗之虓鸷，更得如烈祖及丰太阁之英武而驾驭之，以展厥宏略，可以吞并邻邦，突过清之大，而虎视于五大洲，岂不快之极耶。乃以四面临海不甚便于进取也，苶然有退缩之势，不复思兼并，予未见其为幸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一）。同时，他还积极为中国出谋划策，主张中国应该兼并、吞噬印度，才能够“免于杌陧之患”。他说：支那之于印度，虽曰隔绝之邦，而实相为唇齿。就今日形势，为清谋乎，必并印度，然后始免于杌陧之患也。清虽强大，其蚕食邻邦之术，犹迥逊太西之巧。清既歼准噶尔，据叶尔羌地，殆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苶已极，而中无拦截我师之虏，使清乘兵力之猛炽，以直莅印度，则彼断不能抗我，惟有奉版图以乞降耳。取印度而严其沿海之备，守其陆路之冲要，以绥怀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问，致太西人肆意占据濒海地，以渐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会，此识者所为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贪，使之尽吞印度，凭据安日河东西，以攻逼支那，其祸有不可言者焉。藉使东夷西戎各自为一邦，而各自作梗，其患未必甚深。今乃使太西人迭相犄角，以出乎东西夹攻之计，则清将殆不可支。今清纵不能荡平印度，果能取榜葛剌及清竺中间诸小夷，亦足以自强。而清人智虑绝不之及，可谓国无人矣。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则祸毒直中乎我，其贻患有不可涯量者。今人吞噬印度之策，固为清谋，而实亦为本邦谋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的预言在随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得到了部分的应验。还未待鸦片战争最终结束，他便根据各种最新情报编写了《鸦片酿变记》，该书被认为是“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第427页。，其思想为幕末广为流传的斋藤竹堂（1815—1852）的《鸦片始末》（1843年）、盐谷宕阴（1809—1867）的《阿芙蓉汇闻》（1847年自序）所继承。《鸦片酿变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本身的是非曲直，侗庵驳斥了当时风说书中由于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之说，明确肯定鸦片战争的性质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他指出：“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其曲就曲在如上所述“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侗庵在《鸦片酿变记》中用事实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同上书，第427—428页。其损人利己，可谓非理无道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