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之所在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相互认识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相互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会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历史的状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因素对于日本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关键性的存在，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而且对于构筑理性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在日本较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通过对近代日本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的中国的经验或中国观的分析反思日本近代化进程。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と中国》（上、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此后，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类型进行研究的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中文版序》中也明确表示“本书可以说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中国学者的论著多以类型论为主，如钱婉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见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等。也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进行研究的如陶德民在《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中以明治的汉学家为例，分析了其中国认识从“邻人”（“同文同种”的邻国）意识到“监护人”意识的变化过程。而对所谓“监护人”意识，又指出其有时起“反哺”作用，有时起“反噬”作用。对该书的评论有钱婉约的《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见《中国图书评论》（北京），2008年第4期。，还有人指出对现实中国的侮蔑和对古代中国的尊崇是“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二重构造”的安藤彦太郎：《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张威忠译，济南：济南出版社，1989年，第37页。尾崎秀实早在《现代支那论》（岩波新书，1939年）就认识到：“我们通过汉文所想像而描绘出来的支那社会，与现代的支那社会的隔阂之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忘掉几千年的事实上的飞跃、隔阂，而将其作为理解现实支那的唯一尺度所常常出现的错觉和造成的误会，是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几乎从来都没有为将古典的支那社会和现代支那社会衔接起来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二卷，东京：劲草书房，1977年，第197页。）。近年来，从日本与亚洲各地区的双向交流视角来重新认识亚洲，其中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山室信一的《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岩波讲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共8卷）中的第3卷《東洋学の磁場》（岸本美绪编，岩波书店，2006年）等。2006年12月，中国教育部批准了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为首席专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课题组力图追溯日本近世（德川幕府中后期）以来对华观的变化，系统地考察和梳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在日本的中国认识这一研究课题上，将近世与近代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主旨即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一方面考察在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中就已经开始存在的中国认识的原型，以便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各种类型渊源有自。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概括为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杨栋梁、王美平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沈阳），2008年第3期）分“‘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平视型’对华观的显现”、“‘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三个阶段，力图从总体上考察和梳理自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变化，描绘出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很有参考意义。，而其转变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第70页。又，小岛晋治：《日本人の中国観の変化——幕末、維新期を中心に》，《近代中日関係史断章》，东京：岩波书店，2008年，第20、26页。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之事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論集》（西宫），第20号，1986年11月。，或者认为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只是将中国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将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两国的力量对比”作为日本的中国认识变化的基准。其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强烈的蔑视中国的认识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日本各种中国认识的变化机制。
二、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藤信渊的中国认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国认识中的所谓“同盟论”、“征服论”和“保全论”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幕末同一个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看到，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认识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个思想家就是佐藤信渊（1769—1850）。
佐藤信渊是幕末日本有名的经世家，他的思想深受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影响，农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封建制的维持和新的统一国家的构想、科学的性格和非科学的见解、开明的思想和反动的非科学的迷妄，这些相反的思想倾向不可思议地在他的著作中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思想形态。岛崎隆夫：《佐藤信渊》，《安藤昌益佐藤信渊》，日本思想大系45，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605页。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丸山真男所谓的“原本存在于日本人精神状况中的杂居的无序性”的一个很好的注释。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4页。
1807年，幕府针对俄罗斯船只的骚扰和要求通商的威胁，12月下达了驱逐俄罗斯船只的命令。这时，佐藤信渊被聘为德岛藩的幕僚，讲授兵学。第二年他著述了许多兵学和海防著作，其中《防海策》（1808年）的中国观很有代表性。他说，日本是洋中的大岛，若兴航海、通商之业，那么日本就是世界上最为便利的国家。而“首先要遣使与清朝、安南、暹罗诸国，厚其礼而丰其聘以结和亲。……以通有无、收互市之利”，主张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夺取堪察加半岛以绝后患。而对中国则在心存警戒的同时希望拉拢结为同盟。他说：“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将其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东京：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第327、332页。就是说，为了对付俄罗斯，而主张不惜代价与中国结为盟国。
此后，在1815年，他师从国学家平田笃胤，并随幕府公认的神道家吉川源十郎学习神道，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成为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如他说：西征之先阵，为从小琉球先攻取台湾岛，以此为西略的基础，进而可经略支那国的浙江以南诸州。又以二万人为后阵，通过声援先阵，先攻取岸州（疑为崖州。珠崖，指海南岛——引者），进而可使经略岭南诸州。如上所云，青森府的精兵二万，从数年前取黑龙江之地，仙台府之兵二万许也作为青森府的援助，可攻取满洲之地。沼垂府之兵四万、金泽府之兵四万，各分半而发，以四万许精兵，攻取混同江（松花江汇合黑龙江以后称混同江）、吉林城等地，会合右四府的兵力，且又抚御新附的夷狄之众，进而可经略盛京。……盛京如果已经危急，其王城北京顺天府也必定骚扰如鼎沸。仔细权衡各方兵力，如果探到支那人已经困穷，熊本府之兵再加以亲征的皇军共八万余人，直渡西海，可以攻取江南之地。然后此府之兵六万余人如果能征服南方诸州，则江汉以南其势土崩瓦解，皇军可所向披靡。已经取得州郡之后，大施仁德以抚纳新附的支那人。先立朱氏（皇国明之苗裔甚多，我的亲戚即有一个明之朱氏）一人，封明室之后，厚祭其先祖宗庙，且登用有文才的支那人，令其作制令，以原来皇国讨伐满、清是因明朝遗族之愿请而周檄诸州。江南有许多明之遗民。且郑氏、吴氏余党隐居者也不少，迅速加入皇军的越多，两三年之间江南就可以完全解决。而后，乘胜而渐渐进取，不难荡平整个支那。既而至其极，即便是庸人也足以全统一之大功。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第407—409页。此外，为了确保能够制服中国，他还提出借助蒙古族即鞑靼的势力的策略。他说：仔细考察世界形势，在四大洲中，土地广大、气候良好、物产丰富、人民繁盛的国家，实际上以支那为第一。然消灭支那的，每每出自鞑靼部族。由此可见，以鞑靼来制服支那甚为便捷。同上书，第411—412页。
用两三年的工夫以美食、醇酒来俘虏鞑靼人的心，使之成为“皇国的属州”。……皇国既得鞑靼，很好地抚绥其夷狄，以此众向南，支那国虽然强盛，岂可抗拒？愚蠢的满奴都能掠取支那，何况以皇国的兵粮、大铳、火药的神威能不成为其后继者吗？十数年间统一支那全国，也不在话下。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第413—414页。正是因为上述这些思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兴亚的大先觉者”而备受关注。但是到晚年，他注意收集鸦片战争的情况，并在81岁高龄写成《存华挫夷论》（1849年），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豺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同上书，第355页。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同上书，第355—356页。综观佐藤信渊上述关于中国认识的三个不同阶段，尽管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但如下两个基本的着眼点是不变的。第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第二，日本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两个基本的视点，可以说在日本的中国认识史中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日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无论是否切实可行，或者依靠中国（结为盟国），或者利用中国（作为屏障），或者征服中国（称霸世界），这些中国认识的基本类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以上述两个基本视点为前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认识，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
三、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一：对象化中国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研究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是日本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核心所在。
所谓“主体性选择”，表现在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上，具体而言有以下几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