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9年2月发表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福泽写道：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第539页。）
在1869年8月出版的《世界国尽》中，福泽又写道：自往古陶虞时代，经四千年，据闻也重视仁义五常，有人情敦厚之风名，但文明开化以来后退，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而不知世事高枕无忧，听任暴君污吏之意，欺压下级，恶政难逃天罚。是时于天保12年（1841年）与英国不和，一战即败，求和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五处港口开放。无知之民尚未吃够苦头，无理妄开兵端，弱兵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以至于今，真是可怜。（同上书，第594-595页。）
显然，与当时的多数论者观点相左，福泽在鸦片战争的是非判断上，立场完全站在了欧美一边；对中国的认识基调是否定性的，以致不惜大量使用了“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以及“暴君污吏”、“恶政”等诋毁性语言。
诋毁中国与赞赏欧美是福泽文明观的一体两面。在《世界国尽》中，福泽已把人类文明分为“文明开化”和“野蛮”两种状态，并进一步细分为四种状况，一曰“混沌”期的野蛮，其民下等且与离鸟兽不远；二曰野蛮期，中国北方的鞑靼、阿拉伯、北非的土人是也；三曰未开或半开化，虽精于农业之道，食物充足，艺术渐趋巧妙，开发城市，装饰家居，文学、文字之道兴盛，但嫉妒之心深，嫌忌他国人，轻蔑妇女，弱者贫苦，支那、土耳其、波斯等国位其中列；四曰文明开化，重礼义贵正理，人情稳重、风俗温和、各种职业技术及学问之道日新月异，劝农励工，百般技艺无不精湛，国民安居乐业，美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瑞士等国可谓文明开化之域。（《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第663-665页。）其文明史观已初具雏形。
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誉为“一生中最高的杰作，成为日本近代的古典”（松泽弘阳：《〈文明论之概略〉解说》，松泽弘阳校注《文明论之概略》，岩波文库，1995年，第363页。）的《文明论概略》。此书再次确认了“欧罗巴各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为最高文明国，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各国为半开化国，非洲及澳大利亚等为野蛮之国”。（福泽渝吉：《文明论之概略》。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渝吉集》，筑摩书房，1975年，第89页。）大声呼吁日本国民要紧急行动起来，洗心革面，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跨入“文明之域”。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福泽先是肯定了儒佛“两教”在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进步作用，然后笔锋一转，大谈儒学是伦理学而非治世之学，儒家思想把人变成“精神奴隶”，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力主从根本上抛弃中日两国精神依寄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他写道：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7页。）
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同上书，第148-149页。）
福泽认为，昔日的中国是“礼仪之邦”，而今面目全非；昔日的“华夏国体”，而今业已灭亡。“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要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186页。）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福泽认为“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因为“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同上书，第24页。）他指出：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同上书，第96页。）
《文明论概略》不啻一份思想上告别东方、投向西方的宣言，表明福泽的世界文明观业已成型，其对中国“是什么”、“怎么样”的认知过程至此基本完成。
第二，关于日本应该对中国“怎么办”的政策思量。
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崇信近代“丛林法则”的狂热国权主义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态度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那就是首先认定了中国是“恶友”，继而是断然与“恶友”告别，最后是向欧美列强一样不必对中国“客气”。（关于福泽谕吉的对华态度，宋成有认为“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和朝鲜半岛的局势动荡为分界线，改变了福泽的中国观。在1884年之前，福泽视中国为值得日本重视和交往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其中国观中敬畏心与蔑视感兼而有之。1884年之后，敌视、蔑视乃至侵略等观念成为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19世纪90年代福泽的中国观，以敌视、蔑视、侵略中国为基调，并伴随其走过人生。”见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08、210页。）且看此间福泽的言行。
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事件达成和解后半月许，福泽谕吉等学界精英聚会于东京木挽町精养轩，福泽即兴发表《征台和议之演说》（刊于《明六杂志》第21号1874年11月16日），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中）》，岩波文库，2008年，第209-216页。）此次与支那议和，是因我政府之勉励，终于使支那支付五十万两赔偿金，值得为国家庆贺。自征台出师至今日之发展趋势看，我等获得充分胜利而支那完全失败。若将我等今日状况与支那状况比较，谁不得意扬扬，我辈亦其扬扬中人也。
抒发了一番快意之后，福泽继续高谈阔论，阐发了日本征台得手的深远意义。他说：此次战胜支那，我国民之风气为之一变，由此而明白内外之别、巩固nationality（国体）之基础，以此国权之余力而影响到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上，如最近条约改正之期已至，裁判之权，税则之权，居留地之规则，保护税之构成，均由我日本政府一手掌握之大论断上，也与西洋诸国屹立而毫不宽恕于彼。与一因而取一，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如能像对支那政府一样实现公明正大之谈判，则我国无遗憾矣。若真有达成此盛大之势之希望，我等应不惜一切代价。
福泽的演讲，清楚地表达了他支持日本政府征台、“祝贺”征台成功及其“得意洋洋”的心情。在他看来，征台得到中国赔款之事不足挂齿，其深远意义在于：一是“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不堪忍受西方欺辱的弱者日本，由此得到了可以欺辱更弱他者的启发；二是日本通过与中国“公明正大之谈判”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目的，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此种方法和姿态推而广之，对拟将进行的日本与欧美强国的修改条约谈判大有裨益。
日本征台的得手，对于社会上日益抬头的蔑视中国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则站在了引领这种思潮发展的最前线。他在《邮便报知新闻》社论《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1875年10月7日）中，是这样评估日本在亚洲的文明程度和地位的。我国的独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寻找其根源，是因为我日本受亚洲诸国之轻蔑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及他们吗？是我商贾劣于他们吗？是我兵力比他们弱、我富强不若他们吗？这些方面我们都毫不逊色于他们。我想我们日本要对亚细亚诸国寸步不让。那么，担心我国独立的，就不能不从别处寻找原因。即其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第148页。）
也就是说，在福泽看来，日本与西洋诸国相比“还不能称为真正开化的独立国”。但是与同样处在半开化状态的亚洲诸国相比，无疑又是无出其右的佼佼者，无论学问、商贾、国家贫富、兵力强弱，均已“毫不逊色”。他眼中的朝鲜，不过“是亚洲中一个小野蛮国，其文明远不及日本。与之贸易而无利，与之通信无益，其学问不足取，其兵力不足惧，即便其来朝成为我之属国亦不足悦”。对朝鲜的轻蔑态度已经到了即使将其变成日本的属国“亦不足悦”的程度。那么，福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他承认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非朝鲜可比，同时又指出“支那帝国现在是欧美诸国人的田园”，因此“日本人蹂躏四百余州”的可能并非幻想，但是付诸行动时要注意欧美人不会“袖手旁观”，故“这也是永远之事，今后必须考虑”。（同上书，第149、150页。）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也在可图之列，只因国际关系复杂，应该谨慎对待、从长计议。
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翌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获得驻朝使馆警备权；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由此取得与中国同等的朝鲜半岛出兵权，朝鲜半岛进入中日两国直接军事对峙的状态。在此期间，福泽谕吉敌视中国的立场原来越明确，态度越来越强硬。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福泽于8月2日发表题为《扼紧喉管》的“漫言”，文中称中国为“唐之豚尾国”，其对日本政府的建议是：若最终与支那开战，最紧要者是不顾一切直接扼其喉管。支那喉管何在？概无人不晓，其中心即在北京。昔日英法攻入支那时，也是借用俄罗斯人智慧扼紧了北京。日本人决不可忘此先例。效法前车之首尾而后车亦可进者也。”（《福泽谕吉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259-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