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9月，《时事新报》连载福泽所写的《兵论》。该文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一旦开启战端后日本须注意的问题。文章说：“今后十数年之气运中，东洋出现一强国亦非不可期。依我辈所见，支那国是也。”（《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第305页。）与此同时，文章严厉批评轻视中国的论调是“腐儒之论”，认为“许多武人之流视支那人为文弱而轻侮之，此非得当。且有政治学者之流的评论中亦多有轻侮之论，是亦不足以使人感服”。（福泽谕吉《兵论》（1882年），《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第306-307页。他认为富国强兵与政体如何无干。他说：“现今支那之政府即便真为压制政府，人民真为卑屈之人民，其在改革兵制上，与政体之如何无干。尊奉当今之帝政，采用当今之将相，收当今之国税，富当今之国库，只要增加新式之兵备，即可以以此成一时之强国。现今支那政府之眼力亦非不及此。”（同上书，第308页。））联系到此前福泽的言论，或可提出福泽是否有所反省的疑问，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福泽所强调的只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观点，并不意味其蔑视、敌视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或动摇。
同年12月，福泽发表《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文中写道：（《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第438-439页。）谚语曰：乐为苦之种，苦为乐之种。人世间不忍受痛苦便不能获得快乐。时下我国为了扩展军备而征收国财，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一些私财，即便很少也是痛苦。然若问尝此痛苦所得之报酬快乐为何，实甚大也。大凡人无不好权，受制于人不若制人之愉快。极而言之，我等厌恶受人压制，但压制他人则甚为愉快。
我亦日本人，何时一耀日本国威，效法英人统治印度支那土人等，使英人窘而将东洋权柄握于我手。当此壮年，血气方刚，藏在心头之目标至今不忘。
遥想前途，谋划我国威之宣扬甚为愉快。陆上备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浮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之海上无不见日本军舰，日章之国旗飘扬于整个东洋，其影响远至西洋诸国，不亦乐乎！我等东洋强国之民，国既强，则贸易之权在我，以至国内之殖产逐渐繁盛，进而开通商之道，在亚细亚之东出现一大新英国，决非难事。每思至些，今日些许痛苦不足挂齿。（《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
想像一下我日本因为兵器不备而败北吧。无数支那兵随其军舰闯入东京湾，轻易越过富津炮台，先是摧毁横须贺造船厂，继而经横滨入品川，炮击东京市内，数十吨炮声如雷，无数散弹似雨，百万市民七颠八倒，呼天抢地。黑烟下豚尾之军队登陆，进而侵掠分捕。……将来某日我东京及沿海地区遭遇如此惨状，如何是好？
这里，福泽大谈日本国民勒紧裤带也要扩张军备的紧迫性，其展望的非此即彼所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1883年5月，福泽发表《支那人之举动愈加怪异》。文中说：（《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60、161、162页。）日支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为此事态所迫，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启争端对己不利，使其国人舆论自行断念于此，除此之外，别无方略。（《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658页。）
1884年10月，福泽发表《东洋的波兰》，文中写道：日本地理上与支那接近，……今占领台湾全岛与福建省一半诚为当然之分。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之地，于支那前代大明之末叶一时为日本兵所侵略也是历史之明确事实，故在此故地上飘扬日本日章旗，日本人亦会满足。（《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福泽谕吉“以支那为敌”的立场更加鲜明，他在12月27日发表的《战争有必胜之算》一文中写道：我日本应对对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否？朝鲜固不足论，我等之目标是以支那为敌，先派一队兵于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再迫朝鲜政府承诺我之正当要求，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若退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支那人无论何等刚愎，也将答应我之正当要求，且低头谢罪。
与支那之战倘若不胜，我日本自此将永蒙支那凌辱，且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独立；倘若胜之，则我日本之国威不仅迅即光耀东洋，而且远为欧美列国敬畏，撤销治外法权自不待言，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亦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
若此希望果能达成，我辈一身已不足惜，可赴北京讨死；我辈财产已不足惜，可举而充当军费。若日本举国如此，此次朝鲜事变破裂而致日支两国果真开展，则我辈断言：日本必胜。
这里，福泽不仅发出了中日必将一战的预言，而且发出了日本战之必胜的预言。不幸的是，这种预言在10年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真的变成了现实。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脱亚论》，其全文如下：（《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8-240页。又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312-314页。）世界交通之道便利，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靡于此风。盖西洋之人物，古今无大异，其举动于古代迟钝而现今活泼，唯在利用交通利器而乘势之故。故为方今东洋之国谋，防止此强劲文明东渐之势之觉悟虽可，然若视察世界之现状而知事实上不可者，唯有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眼下东京之麻疹由西国长崎之地东渐，随春暖次第蔓延如是。当此之时，厌恶此流行病之害而欲防止者，果有其手段乎？我辈确信无有其术。百害无一利之流行病尚且不可抗拒，况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之文明乎？不啻不防，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乃为智者所宜之事。西洋近时之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开国为端，国民虽渐知其可取，渐次催发活泼之风气，然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亘于进步之道，无知奈何。欲保存政府乎？则文明决不可入。近时之文明与日本之旧套不可两立，脱旧套则政府不可不废除。欲阻止文明及其侵入乎？则日本国不可独立。总之，世界文明之喧嚣剧不容东洋孤岛之独睡。是以我日本士人基于重国家而轻政府之大义，有幸依赖帝室之神圣尊严，断然推倒旧政府而立新政府，国中朝野无别，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不独脱日本之旧套，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边，然其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于西洋之文明。然不幸者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之人民古来亦为亚细亚式政教风俗养成，与我日本国民无异，然其人种由来或有不同，同样政教风俗中遗传教育之旨相异，以日支韩三国论，支那与韩国较之日本，相似之状更近，此二国皆不知一身或一国改进之道，于交通至便之世界中，即便耳闻目睹文明之事物亦不动身心，其恋恋于古风旧俗之情与百千年之旧无异。当此文明日新之喧嚣剧场之中，论教育之事则曰儒教主义，学校之教旨则称仁义礼智，事无巨细唯以外表虚饰为事，其实际或无真理原则之见识，或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尚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当此文明东渐风潮之际，我辈视此二国，实无维持其独立之道。若非其国中幸而出现志士，着手国事之开化进步，如我维新，大举改革其政府，开展先改政治，后使人心一新之活动，则不出数年其国亡矣，其国土无疑将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在遭遇麻疹般文明开化流行之际，支韩两国违背其传染之天然规律，欲硬性回避而闭居于一室之内，结果只能因隔绝空气流通而窒息。虽有辅车唇齿比喻邻国相助之说，然今日支那朝鲜不惟丝毫无助于我日本国，且在西洋文明人之眼中，因三国地理相接，时而一视同仁，以评价支、韩之标准对我日本之意味不可谓无。例如支那朝鲜政府实行古风之专制而无法律可依，西洋人遂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之国；支那朝鲜之士人深陷沉溺而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或认为日本亦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卑屈而不知耻，日本人之侠义亦因此被掩盖；朝鲜国刑法残酷，日本人亦被推测为无情。此等事例，如同声名狼藉之村庄内即使有品行端正之人家亦会被丑陋所掩盖无异。其影响之现实表现，实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此乃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据此，为今日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其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邻国而特别关照，只能完全效仿西洋人与之接触之方式处理。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按写作的技巧论，这确是一篇语言犀利、行文酣畅、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佳文。文章的前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脱亚及日本的选择，其观点是：西洋文明势力强大，如麻疹流行一样不可抗拒；这种文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对此文明，“智者”应该采取“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的态度，“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顺应这一潮流，日本已脱“旧套”，“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其后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告别“恶友”，其观点是：中韩两个近邻墨守成规、冥顽不化，不知“改进之道”，“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因此，中韩对日本“不惟丝毫无助”，且使西洋人以“近墨者黑”看待日本，“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为今日计，日本要“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并按西洋人的方法处理对华关系。
可以认为，《文明论概论》的发表，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文明认识于1870年代已经完成，中国和朝鲜被确认为落后、淘汰的对象；《脱亚论》的发表，则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战略、对策于1880年代形成，靠近欧美、远离和欺辱中朝是其政策主张的基本。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世界、中国认识论和对策论，在社会中影响甚大，可以说不仅主导了社会思潮的走向，而且间接影响了国家对华行动的政策选择。
3.“早期亚洲主义”辨
考察幕末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论者，往往也是亚洲论者；中国论大体上是与亚洲论纠结在一起的。
在近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历史研究》刊载的三篇论文引人注目，即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2005年第3期）。此“三论”可谓国内学界关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盛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该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对于早期亚洲主义产生的原因，文章指出：“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文章对早期亚洲主义的基本评价是：“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树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批判”。（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戚文《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严厉批评了盛文的上述观点，认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并不存在，因此也没有后来发生的所谓“变异”。文章指出：“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适当的。”戚文的观点是：“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只能是萌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而不会是在此之前。”（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