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了秋收季节，丈夫还没有叫我回家的意思。我想一个人回去，或者让爸爸送我回去，但是觉得那样没有面子，心里又不服气。每天和爸爸妈妈到地里劳动，往家里收庄稼。有时候在场院里打粮食。劳动一天，晚上躺到炕头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话还不能跟妈妈爸爸明说，一个人憋在心里就那么忍着。
刚刚过了秋收，我便想一个人回婆家去看看。几天前就准备好了。吃了早饭，就告别了父母亲，上了路。我选择了近路，翻过大山拐一个大弯就是婆家的村子。一共也就十几里的路程，走起来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兵又要抓我了。我刚刚爬上山，便和出发扫荡的日军遭遇了，我再一次落入了日本人的魔掌。那些日本兵，一见到我就大笑起来，像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
日本兵让我返回来，我不肯，还一直朝前走。日本兵不高兴了。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把我的胳膊用绳子拴起来，用大枪的枪托打着我向前走。
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就在回婆家的路上再次被日本人抓住，这样不但婆家不知道我被抓，就算娘家的父母也不会知道，双方肯定都认为我在对方的家里。这该怎么办？
我必须想方设法把话传回自己娘家，让家里人知道我又被日本兵抓到了进圭据点里，让他们再想办法救我吧。
日军到了进圭村，把我关进另一个窑洞里，在前一次住过窑洞的后边。我再也没有见着那个叫木板的日本小队长，只有几个日本兵白天晚上不分时段地来欺负我。
第三天的下午，我终于见到一个面熟一点的伪军，跟着一个日本人过来。我知道机会来了，就假装笑着面对日本人说话，但其实我说的是方言，日本人当然听不懂，但那个伪军早已明白。这个伪军是我娘家邻村的人，还算好心，帮她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我的娘家人。
家里人知道我再次被日本兵抓住后，真是又着急又害怕又生气。他们想再次告诉亲家，但回头一想，还是不说的好，不管如何还是先救女儿要紧。于是父亲就再一次到了进圭据点，日本兵还是不允许我们见面，说一个月以后拿100块大洋才能把人领走。
上次家里为了救我就已经花掉100块大洋，把积蓄全部用完了。这次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里借。但是借来借去，二十几天过去了，还没有借到一半。本来这个村子就小，再加上平日里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比其他人家的好，在经济问题上和人们很少打交道，所以别人也不愿意借钱给我们家。
我第二次被抓到进圭据点以后，遭受的罪比上一次还要大，数九寒天差一点儿就被冻死在窑洞里。我经历了上一次的折磨，思想上和身体上都有了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和日本兵周旋，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尽力争取送饭人的同情，吃好饭，才能有精力保养自己的身体。日本兵来的时候，我只是笑脸相迎，能躲的就躲，能哄的就哄，弄得日本兵有气不好发。正因为如此，也惹恼了不少的日本兵。
这时，快要冬天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所住的屋子里没有火，冻得手脚都伸不开。房间里没有可以取暖的柴禾，又没人给送来，我是又急又怕。有时忍着满腔的愤怒向日本人求救。如果日本人不高兴，就不让我出门，还要骂上一顿；如果日本人高兴，会同意我到大门外边的小山沟里拣些柴草，或者在院子里捡些少得可怜的短小柴草。回到窑洞烧上一把炕，躺在上面才稍觉暖和些。但是柴草太少了，热量很有限，到了夜晚屋子里更冷，接近天亮的时候，炕头一点热度都没有了，我只有把腿圈回来，手和脚靠在一起，把头也靠在一处，全身缩成一个圈来保暖，身上盖着一条棉被和一些捡来的破衣服，也不觉得暖和。上下牙齿紧紧地咬着，睁着眼睛看着窗户，等待着天亮。天亮了就盼望着太阳出山，好在窗台跟前晒太阳。送饭的老人可怜我，有时候抱一些柴草来，但是太少，解决不了大问题。这个时候，日本兵大概也因为屋子里冷得像个冰窖，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来我住的屋子。送饭的也经常换人，有的时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又是饿又是冷。那段时间，天又下了大雪，就是在白天屋子里冻得也像个冰窖，冻得我不敢走出屋子半步。下雪了，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捡不到一根柴禾。炕头没有柴禾烧，更冷更冻，白天也必须披上棉被子。有时候甚至想日本人来也行，想办法恳求他们，也许能在他们的准许下到外边去捡一些柴禾，能烧一下炕头，暖和一下身子。这时候，只想活下去，无论怎样，也不愿意被冻死。送饭的看到我十分可怜，害怕我被冻死，才每天来给我送饭。送饭来的时候，给我抱上一把柴火，那时冬天的柴火非常缺乏，人们都感到天气冷，都要捡柴禾。尽管那个送饭老人拿来的柴禾很少，但还是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后来想，如果不是老人的接济，我怕早就被冻死在那个窑洞里了。
后来，天气越来越冷，能送来的柴禾也越来越少，已经不能再烧热炕了，只好把拿来的柴禾省到晚上最冷的时候用，白天在窗口前晒晒太阳，用太阳光来温暖身体。到了晚上，把仅有的柴禾，分作好几份，把被子和褥子搬开，再把炕席也掀到一边，然后把柴禾放在炕头上，点着了火，把手和脚靠上去，轮番烤热自己被冻僵的身体，烤完了身体，再把被子和褥子也拿在手上轮换着烤上一遍。每当这时候，满屋子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但就是这样，也觉得要比挨冻好受些。烤完了身体、被子等物，柴禾也烧完了，再把烧完的柴灰挪到一边，在刚刚炙烤过的热地方铺上褥子，再钻进去，在一片烟雾弥漫中，很快睡着了。被烧过的炕头一开始非常热，热得浑身出汗，随着外边气温慢慢冷了下来，到了半夜，就又被冻醒了。
为了减轻寒冷的威胁，我再一次把腿圈起来，把双手放在嘴巴上，让每一口呼出的热气不要白白的浪费掉，以此来保存一点热量。就这样，熬一时算一时，钻在被窝里，身体快要被冻僵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爬起来，再一次把被褥翻开，拿掉席片，重新拿出一份柴禾，在原来的地方点着一堆火，再一次烤热全身。
一个夜晚，也不知道要折腾多少次才能熬到天明。有时候，冻得不行，就在狭小的屋子里小跑起来，在很小的一块地上，跑啊跑……为了不被冻死，一直跑下去，以此增加身体的热量。
当地有一种说法“三九四九冻破石头”。到了三九天，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的手上、脚上和身上都生了冻疮，有的地方明显地流起了黄水，我突然感到要被冻死了，就害怕起来，毕竟才十几岁，还想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都不愿意这么早就死，家里还有爹妈和弟弟妹妹，这时候觉得特别想念她们。
想着想着，我不由得号啕大哭起来，直到哭得没有一点力气。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可是睡不多会儿又被冻醒，不由得又哭起来，凄惨的哭声把一个为其他窑洞“犯人”送饭的老人的心哭软了。终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半夜里，趁着人们都在熟睡，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只身一人把我住处的门悄悄打开，两个人合力把一扇窗户用手扳断，造成我扳坏窗户逃跑的假象。老人把我从屋子里救出来，绕过日本兵的好几道岗哨，很快就到了通往外村的大路上。老人说：从这里一直到家里都不能大意，要小心。回到家里，也要注意保密，小心不能再一次让日本兵抓来。
老人又从怀抱里取出一个被他体温捂热的不大的谷子面窝窝头，塞到我的手里说：我不能送你了，你自己赶快走吧。你一个人敢不敢走夜路？要在平时，我怎么也不敢走这漆黑的路。但在今天，我没有一点的犹豫，对老人说：您放心，我敢走。老人又说：快走吧！天亮以前一定要赶回家里。日军要是出发扫荡，在天亮以前也要出发的，路上要小心。
告别了老人，我向着自己的家走去，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是跑，心里又急又怕，加上对家里的思念，抬起腿一遛小跑起来。老人送的干粮，就那么一个小窝窝头，不敢一下子吃完，感觉到饿了，腿上没有力气了，就放慢脚步，掏出那个小窝窝头，吃上几口，再小跑起来。寒冷的半夜，四周都是黑洞洞的，心里着急，没有感觉到一点害怕，只想见到家里的亲人。
我越跑觉得身上越热，老人给的窝窝头也吃完了，天快要亮了，站住脚，顺着风向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声音，于是仔细听一听，终于听到那是军马的声音，马蹄磕碰鹅卵石所发出的声音。想起了那位老人说的话，很可能是日军出发行军的声音，我一下子着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再被他们抓住，弄回那可怕的地方，就只能一死了。这时我勉强看到前面有条羊走过的小道，顺着那条小道，往前走了几步，钻进路边的一条小沟里，蹲在一棵小树下面，把自己掩蔽起来。
马蹄声越来越近，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是马匹发出的声响，还能听得到步兵们跑步的声响。等日本兵和伪军都跑过去了，我才从小树底下钻出来，回到河床的路上。日本兵在前面，走一阵跑一阵，我在后面也走一阵跑一阵，和日本兵总隔着一段距离，不远也不近。
天快亮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李庄，从李庄再往前走就是羊泉村，不要一顿饭的功夫就可以到家了。于是我撩开脚步往家赶。
我低着头刚刚走出几十步，忽然听见远处有什么声音，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转过身仔细地听了又听，可以断定是动物打架的声音。在这个山沟里，经常有野狼出没，时常有羊和猪一类的小家畜被野狼叼走，还发生过几个小孩子被野狼叼走的事情。想到这里，走出去的脚步又收了回来。一个女孩子，怕日本鬼子，也怕狼，什么也惹不起。听着听着，似乎狼打架互相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不能再等了，赶紧往李庄跑。
很快地，我走进李庄村。
从前边不远的一家院子里传来狗叫声，这一下提醒了我。有了狗，我觉得反而安全了，因为在平时，我就不怕狗，我们家养着好几条狗，听到狗叫声，就好像见到了救星。那是一个没有大门的院落，大院落旁边靠街的角落拴着一条正在狂叫的大狗，在黑夜里，也分不清这狗的长相。我径直朝狗叫的方向走了过去，也真是怪，这条狗见我走过来，反而不叫了。我感觉自己安全了，再厉害的野狼也不怕了，同时，感觉到十分累，就靠在狗暖和的身体上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不想竟然睡着了。
天大亮了，这家主人起来以后就去看狗，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在狗的身边会躺着一个人呢？
这着实把那家的主人给吓坏了，他以为是他的大狗把人咬坏了。他叫了几声姑娘，我揉了揉没有睡醒的双眼，看着眼前站着的一位老人，才慢慢地想起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老人怕我冻坏，催促我到家里温暖温暖身体。
在大爷大娘家里，我一边哭，一边诉说前一晚上的经过。我的遭遇让他们也流下了眼泪。在大爷大娘家里吃了一顿饱饭，身体也暖和多了，好心的老人把我送到羊泉村，眼望着我走进村子，老人才返身回去。
我回到家里，免不了一家老小抱在一起痛哭一场。看到女儿回来了，因筹不到钱而急出一身病的父亲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爷爷了。日本人把我家十几间房子烧了个精光，还把几眼石洞用铁锹掀翻了，这是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建立起来的家业。爷爷看着大火，就如同烧他的心肝一样，他站在能看到家里房子的高坡上，看着房子烧完了，他也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一口气憋回到肚子里，再也没有喘过来，带着对日本强盗的一腔怨恨，离开了人世。后来家里请了很多位医生来给我诊治，半年多以后，身体才复原。但是多方面落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身体复原后，我接受上一次的教训，让爸爸把我送回到婆家，一次再一次地向丈夫解释。
我回婆家只有几个月，丈夫在一次半夜里扰乱日本驻军的游击战中，掉下一座小桥，腰摔伤了，最后成了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一辈子不能下地干活。我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
冯壮香的丈夫后来下身瘫痪，50多岁就去世了。她自己也只活了65岁，于1990年10月含愤去世。
刘面换
（调查时间：1992年7月至1999年6月）
刘面换老人和我是同一村子的人，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和她的大女儿又是同学。对于她的事情，从小就从大人们那里听到一些，但不详细，不能作为申诉的依据。后来在采访侯冬娥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也采访了刘面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