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统计，80高龄的齐康参与设计的省内省外建筑大大小小共有两百多座，大多数属于纪念性建筑。也就是说，他似乎偏好将国家民族的历史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主观选择是一个方面，但并不排除客观因素使然。
从客观上说，纪念性建筑是公共建筑中艺术表现最突出的建筑类型之一，除了艺术性，它当然也在表达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中人们的事绩、业绩、事件和情感时具备了时代的纪念性和社会性。这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建筑师来说是挑战也是展示才学的机会。
除了书本所学，齐康最早亲身接触纪念建筑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问（前）苏联的时候。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基辅、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看到了很多纪念建筑，它们既代表了所处城市的形象，也表达了那个城市经历过的特殊时代。他甚至感觉到，他能在这些建筑物身上触摸到苏联历史。他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对时代的表达和致敬。
作为建筑师，齐康对时代的表达和致敬的方式便是设计纪念建筑。
1．形象意义：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
在真正投身纪念建筑实践前，齐康理所当然地对已经存在的纪念建筑，以及纪念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过研究。比如，二次大战后，美国举办过一次罗斯福纪念碑设计方案的竞赛。参加竞赛的方案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无论是造型还是设计方法都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
由此，齐康领悟，传统的设计手法大都以具体形象来表达纪念性，而在现代建筑中，人们对造型艺术和时空观念的认识都有所转变，增加了很多建筑造型的表现手段。因此，建筑师在创作艺术上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与传统也就有了很大区别，更强调纪念建筑的结构状态、形象特征、环境表现，以及更多的抽象思维、情感表现，尤其强调“意义”表达。
在意大利的东北部有一个地方埋葬着10万死难者，设计师乔瓦尼奉命在那里设计一个纪念馆。建成后的纪念馆超出了人们对极具纪念性的纪念馆的传统想象：在沿山坡的台阶两侧铭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和简要事迹；登上山顶却发现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呼啸而过的山风和无际的天空。这个“一无所有”，这个“风”和“天”其实都包含着压抑、悲怆、怀念的深刻意义。
意义！这给了齐康很深的印象和启发。
20世纪80年代初，齐康有了一次设计死难者纪念馆的机会。这是他涉足纪念建筑的第一次。这个纪念馆便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当时，他尚不是知名建筑师，而只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师。设计工作也不是他独力完成，而只是以他的老师、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为首的设计团队的一分子。
南京的雨花台原先是一座高约60多米的小山岗。相传在梁武帝时，高僧云光法师到此讲经，感动了上苍，天上落花如雨，由此得名。雨花台遍布色彩斑斓的石子，这便是著名的雨花石。在它周围有很多古迹：北边有南宋抗金英雄杨邦义剖心处，明虢国公俞通海墓，明方孝儒墓；东边有明镇国将军李杰墓，雨花泉（又称“永宁泉”，南宋诗人陆游称之为“江南第二泉”）。
雨花台名声广布并不只是它作为南京的南大门因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不只是那里林木繁茂郁郁葱葱松柏常青，当然也不只是出产炫彩的雨花石，而是因为在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沦为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刑场，因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既然如此，建造一座用以缅怀先烈的烈士纪念馆实属必要。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政府便着手在雨花台修建烈士陵园，曾经在主峰上树起过一块“死难烈士殉难处”的纪念碑。而纪念馆的设计和建造真正起始于1980年。为慎重起见，先是在齐康恩师杨廷宝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性的设计方案竞赛。尽管在500多个方案中由建筑专家们精选出了一、二、三等奖项，但却没有一个得到领导和社会的共识。
当然，方案的全军覆没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价值，至少，它们为杨廷宝的构思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启发。而最终为杨廷宝综合归纳建筑方案奠定基础的是齐康所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一些教师，如钟训正、杨永龄、郑光复、叶菊华、赖聚奎等，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探索了建筑方案的各种可行性。
杨廷宝的构思主题是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处理好富有意义的“轴”。轴是什么？由于资金的短缺，从建国到80年代，政府一直遵循着“先绿化后建设”的思路。30年的绿化工程使这片山丘绿树成荫，而将这个绿色山丘形成的轴向转化为建筑轴，便是构思所在。不仅如此，将这根轴恰如其分地安置在大自然中，让它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尽管杨廷宝提出过“以凹形为主体，一种对称、凝重，一种传统”的设想，但他在没有彻底解决如何处理表现建筑轴的情况下因病于1982年去世了。他留给齐康的是一个大的构想，一个大的机会。
1983年，齐康接手恩师未竟事业，参加主持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的总体规划和建筑群设计。他遵循“轴线的处理是建造环境的总设想”，除此之外，他似乎更愿意从“意义”构思入手。
如何协调一组纪念性建筑群？齐康要设计的不只是一座建筑物，或者说，一个用来摆放纪念物品的房子那么简单，在他的脑子里，除了纪念馆，它还包含着纪念碑、广场、庭院、雕像，以及用来作为自然开敞的过渡空间的桥，等等。由此，他想到了北京的故宫、曲阜的孔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宫殿和庙宇，这些建筑群都以“院”作为建筑轴。层层叠叠的院子，一进一进的建筑，都是围绕着建筑轴而展开的。
于是，“一种起伏沉思的程序，一种上下登高而开阔的程序，一种从有限达到无限的程序，一种富于意义的程序”，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他利用雨花台山丘的高低错落将自然的“围合”和人为的“围合”相结合，由南向北，先围合出一个由忠魂亭、浮雕等组成的纪念广场，从广场通过8米高的台阶抵达纪念馆，出了纪念馆是一个围合的半封闭庭院，站在那里可以眺望雨花台全景，走过一条70米长作为过渡的桥，
便可见一座男女哀悼者雕像和“国歌”碑。有桥便有水，水池周围由自然山坡围合。再登台阶，来到碑前广场，站在这里可以返身眺望雄伟壮观的纪念馆。继续往前，一个30米宽的大台阶将人们引入一组碑廊围合的场地，碑廊上铭刻着革命文献。接着上台阶，便到达顶层平台，这里高耸着象征着南京解放（4月23日）的42.3米高的纪念碑，碑前是高达8米的“砸碎旧锁链”的巨型铜像。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大的构思固然重要，齐康也没有忽略细节。比如，在桥的两侧，他设置了12个花圈雕饰；在国歌碑的两侧，他设置了男女哀悼雕像；在纪念碑底部大厅上方，他开了三个花圈形的采光井，还安放了10块纪念石。
为表现庄严肃穆的纪念气氛，他大面积运用圣洁的白色：
白色的纪念馆有白色的大理石窗框，白色的琉璃瓦、白色的栏杆，纪念碑也是白色的，而碑前的“砸碎旧锁链”则是古铜色和黑色，寓意着推翻黑暗旧世界。
在“意义”的探索中寻求造型的变形和模糊，也是齐康在此设计中所努力追求的。他觉得，群体造型需要有碑，也需要有大屋顶。他的纪念碑的设计，给人的便是“屋顶”的感觉。而此屋顶又并非寻常，他将“旗”、“火炬”、“钟”的形象融于其中，让看似稀松平常的屋顶蕴含了深刻的意义。在标志契合上，他则以“日月同辉”来显示死难烈士的光辉形象。
变形的同时，在屋顶的曲线上，无论是顶、屋脊，还是瓦面、栏杆，他都恪守简化。比如，他在檐下部移植了古塔“刹”的檐部符号，为的就是获得简化效果。
从这个巨大的工程中，齐康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认同约定的前提下，探索形象上的意义，是纪念性建筑创作的基本规律。
2．情景对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如今提到齐康的纪念性建筑，不能不说他费尽20年心血的作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最具典型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自纪念馆开馆以来，先后有中外千余万人前来参观。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到南京旅游，这里是必到之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等都曾经参观过。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工程尚未完工，1985年8月1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南京市政府决定筹建纪念馆，旨在以资料、遗物等记录那个悲惨的年代，从而警示后人不能忘记国耻。纪念馆馆址选定在当年大屠杀尸骨掩埋最集中的地方，江东门。齐康又一次领受了设计纪念性建筑的任务。
当时，他第一反应就是要表现当时的情景和环境，以及中国人民的痛苦。因此，他最初的构思是在纪念碑前挂13块板。这个“13”代表了在南京有13个大屠杀尸骨掩埋地。不用说，这个构想很具象。然而，他更倾向从“意义”而非具象出发，那样更能表达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对遇难同胞的追思。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另寻突破口。
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齐康在纪念馆筹备组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江东门。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场地，三面是农田和农舍，北面是原国民党陆军监狱（恽代英牺牲于此）。场地由北向南逐渐倾斜，落差近三米。孤零零的一块纪念馆奠基石碑在秋风秋雨中更让人愁肠百结。石碑旁有几个花圈，有人告诉齐康，那是日本友人送的。还有人告诉他，清理这块场地时发现地底下遍布白骨。
花圈、日本人、白骨，让齐康一下子好像看到了那些无以计数、无以考证姓氏的同胞们在痛苦地挣扎。与此同时，死亡的凄楚、恐惧、悲愤等气息弥漫开来，笼罩在场地的上空，久久无法消散。
挣扎！死亡！齐康的脑海里不断盘旋着这两个关键词。
同样有挣扎，同样有死亡，齐康却并没有将之前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与大屠杀纪念馆等同起来，相反，他很清晰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异同。纪念死者，这是“同”，但同中也有“异”：烈士纪念馆纪念的是被杀害的革命者；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的是被屠杀的无辜者。前者蕴含着斗争，更具时代性；后者突出的是国破家亡的沉重，也潜藏着人性的泯灭，更具历史性。因此，生与死，才是大屠杀纪念馆需要着重表现的主题。
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大屠杀纪念馆最让人惊心的是纪念馆的造型形似一个巨大的墓地，还有那处于半地下形如棺椁的尸骨陈列室。往纪念馆的深处去，人们在压抑的气氛中能够真切体会到被活埋被屠杀的恐惧和悲切，由此升腾出来的愤怒让每个参观者终身无法忘怀那段历史。
生与死的情景对比，齐康强化了两种材料：青草和卵石。绿色的青草代表着生命；冰冷的卵石代表着死亡。广阔的空场上铺满了卵石，齐康的目的是想给人以“寸草不长的荒地感”，也想用它来表示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
当然，还不止这些，齐康也运用到了母亲塑像和枯树。一个绝望中的母亲无力地伸着手，似乎在找寻她失散的爱儿；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树透出孤独、冷寂。在棺椁一般的遗骸陈列室不远处的石砌小径旁，却是绿意盎然的常青树。又是一个生命与死亡的强烈情景对比。
绕广场一周，沿着路边摆放了13块纪念石，石碑上镌刻了那13个尸骨掩埋地。沿着卵石广场的墙上雕刻了近50米长的浮雕，内容有南京城城破家亡，有被日军捆绑的无辜百姓，有被活埋的死者挣扎着伸出双手，有哭着寻找父母的儿童，有被刺死的老百姓，有被凌辱的母亲等等。
大片的卵石起初很让前来参观的孩子们兴奋，他们觉得铺满卵石的场地是个玩耍的好地方，一路走一路捡拾卵石。然而当他们看到母亲塑像，读完13块记事碑，特别是走过尸骨陈列室，参观过纪念馆之后，不谙世事的孩子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玩的地方，甚至也懂得了那卵石的象征意义，于是都很自觉地将卵石放回原处。
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一样，齐康仍然很重视细节。在成片的浮雕墙中间，他设计了一朵花，可以将之理解成一朵鲜花，或者，一个花圈，那是前来哀悼的人所献。两块墙中间，他意外地留出了一条缝，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山崩地裂？人与人之间的裂隙？他的本意却是用它来象征日本鬼子刀劈中国人的残暴。
在随后的二期、三期的扩建工程中，齐康的设计细节中又多了一把军刀，一个因刀砍而快要掉下来的人头，一只挣扎出来的手。他把卵石一直做到地坪上，每个卵石都像血一样四散流淌。在门口，他竖起了三根黑色的杆子，画上五个红圈圈。那红，是血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