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已经通过某种渠道接触到轻薄美丽的丝绸，他们把丝绸称为Ser，即汉字“丝”的音译，他们也知道丝绸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领土的东方，即希腊化中亚诸国之东，他们把这个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Seres），意即“丝国”。由于丝绸是经过许多中介人辗转运到欧洲的，所以希腊人并不知道这种织物的纤维是从哪里得到的。欧洲人所习于穿着的是羊毛织物，因此他们起初凭借想象，自然地认为丝是某种特殊的羊毛。但是欧洲无论哪一种羊毛也不可能纺织出如此美丽的纺织品来，这就使得希腊人对丝绸的好奇心大增。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老普林尼（Pline L Ancien）在其成书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说，赛里斯人这个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Codes，George：Textes d autre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 extre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ecles AV.J—C.jusque au XIVe siecles，Paris，1910（戈岱司编：《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汉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欧洲人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用种种渠道打听来的这个答案并不正确。他们仍然把丝称为一种羊毛，又以为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白色绒毛。实际上丝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而不是植物纤维。但平心而论，与过去相比毕竟与真理接近了一步，因为蚕是一种与桑为伴的昆虫。
直到2世纪大秦王安敦执政时代，包撒尼亚斯（Pausanias）在写作其《希腊志》时，才了解到中国的丝产自于一种称为Ser的昆虫，即蚕。他说：“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的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他说这种小动物与蜘蛛相似。毫无疑问，这种小昆虫就是蚕。包撒尼亚斯虽然比他的前辈更准确地了解了丝的来源，但他显然仍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到丝的生产过程的。他接着说，赛里斯人用笼子来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的足上缠绕的细丝。一季蚕需要养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作饲料，直到第五年才改用绿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撑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同上书，第54页)。
古希腊人的地图学同他们的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与中国的制图学传统不同，希腊制图学以球面作为基础。大约在公元70—80年（东汉时），马其顿商人马埃斯（Maes Titianos）曾派遣手下人沿陆路赴赛里斯国贸易。大约1世纪末，地理学家马利努斯（Marinus de Tyr）利用当时人写的游记，编撰了一部地理著作，其中也提到了赛里斯国，但这部著作今已不存。2世纪中叶，希腊学者托勒密（120—170年）把古典制图学推到高峰。他的8卷本《地理志》中，有6卷写了各地的经纬度数值，精确度达到1/12度。托勒密利用了马埃斯手下人前往中国的见闻录，并摘取和修正马利努斯的著作，描述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概貌。他对所谓伊麻奥斯（Imaos）山外侧的斯基泰人的叙述如下：伊麻奥斯山斯基泰人的四至如下：在西部与伊麻奥斯山内侧的斯基泰人及塞种人地区，以沿北向山脉的弯道为界；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是赛里斯国，沿着一条直线而划分，其边缘地区的经纬度大致分别为150度和63度，160度和35度；在南部是内恒河流域的印度的一部分，按照上述各线边际相接处的纬度为界。按李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斯坦因（Aurel Stein）和戈岱司（George Coedes）的意见，伊麻奥斯山相当于帕米尔。这里描绘的是葱岭地区斯基泰人。其北方，即乌孙人和康居人占据的伊丽河、都赖水（塔拉思河）草原，对希腊人来说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其东方是赛里斯，确切地说，指东汉控制下的西域。
托勒密对赛里斯国的描述中，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莫过于他对赛里斯国（按，今塔里木盆地）及其南部的河流的记载，他说：赛里斯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两条河流所流经：奥伊哈尔德斯河（Oikhardes，按，应指塔里木河），上文已经提到，有一源头在奥扎基亚山区（按，应指天山）附近；而在阿斯米拉亚山（Asmiraia，按，应指昆仑山脉的一部分）为另一源头，位于174度、47度30分的地方；在卡西亚山（按，应指昆仑山）附近有一弯曲处，位于160度和49度30分的地方；在这同一山脉中又有其第三个发源处，位于161度和44度15分的地方。一条叫作博提索斯（Bautisos）的大江，在卡西亚山附近有发源处，位于176度和39度的地方；在埃模达山（按，应指喜马拉雅山）附近，位于168度和39度的地方，有一弯曲处；这一山脉中还有一发源处，位于160度和39度的地方。(Codes，George：Textes d autre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 extre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ecles AV.J—C.jusque au XIVe siecles，Paris，1910（戈岱司编：《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汉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3页。)上述奥伊哈尔德斯河的三条支流，应分别相当于塔里木河的三条上源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于阗河。即发源于奥扎基亚山区附近的，是喀什葛尔河，或阿克苏河；发源于阿斯米拉亚山的是于阗河；而发源于卡西亚山脉的第3条支流是叶尔羌河。但托勒密未言及上述三河汇流后下游的流向和所经地。
托勒密时代绘制的地图今已不存。据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推测，托勒密的原图与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复原的托勒密地图相去不远。今天学者们常用的就是这份复原图。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nbul）阿亚索菲娅（Aya Sofya）图书馆藏有一份盖有奥斯曼国王巴也只惕（Bayezid）二世（回历886—918年，公历1481—1512年）印玺的阿拉伯文托勒密地图（收藏号No.2160）。这份托勒密图与罗斯散利复原图基本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上南下北。在亚洲的东北部，两图都明确标出了奥伊哈尔德斯河的三条上源及其汇流处。但同托勒密的文字说明一样，未绘出三源汇合后的下游河段。
4.马背上的帝国——匈奴
从商周到春秋时代，在中国北方曾经出现过“荤粥”（音“勋育”）、“狁”（音“险允”）等部落。西汉时代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匈奴的祖先，并称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称为“淳维”。此说不可信。匈奴人不是操汉藏语的民族，不可能是夏后氏的后裔。匈奴人的族属不清楚，蒙古国学者为拉长本族历史，力主匈奴为蒙古族祖先。从历史记载来看，匈奴可能与操突厥语的民族关系更密切些。战国时代，匈奴的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内蒙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县），对战国时代的燕、中山、赵、秦诸国形成重大威胁。秦汉之际，匈奴统治了西域，中西陆路交通处于匈奴控制之下。
（一）冒顿单于的故事
秦统一中国后，为消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1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后，在今河套以南地区（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地区）设置了44个县，并移民实边，从内地强征刑徒到“河南地”屯垦。第一个在史籍中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是头曼，学者们一般认为头曼这个名字是突厥语Tumen，意为“万”，或“万户”。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头曼单于无法抗御强大的秦军，只得率众北徙。蒙恬死后，秦朝大乱，诸侯并起叛秦，被强征戍边的士卒纷纷逃走。头曼单于乘机南下，重新夺取“河南地”。
匈奴单于的配偶称为阏氏，一般有好几位。头曼单于之子名冒顿，原先被立为储君。后来头曼单于所钟爱的阏氏生了少子，头曼遂有心废冒顿，而改立少子。大约是废长立幼不合规矩，头曼没有明目张胆地废黜冒顿，打算用心计除去冒顿。当时匈奴的东邻是东胡，西邻是月氏，都十分强大。头曼与月氏结盟，把冒顿作为质子送到月氏。质子实际上是人质，以保证结盟的可靠性。一旦匈奴背盟，月氏就有权杀死质子。头曼把冒顿送到月氏为质以后不久，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大怒，欲杀冒顿。冒顿得讯后盗得月氏宝马逃归匈奴。
冒顿逃归后，头曼对他的勇气十分称赞，让他统领1万名骑兵。冒顿决心杀父篡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使军队绝对服从其指挥。冒顿制作了一种鸣镝，命令练习骑射时均以他的鸣镝为号。鸣镝所射的目标就是诸军射杀的目标，有不从者斩。在围猎鸟兽时，冒顿常发鸣镝。凡不按他指示的目标发矢者，不论如何精于骑射，立斩不赦。为了考验部下对自己的号令是否听从，有一次冒顿突然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冒顿的左右随从中有些人知道这匹马深受冒顿喜爱，恐号令有误，不敢随而射之。冒顿为严格军令，竟杀死了那些不敢射的随从。后来，他又安排了一次考验。他竟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左右随从中虽知鸣镝所指便是目标，且有过上次的教训，但毕竟这次目标是首领的爱妻，结果又有一些随从不敢放箭。冒顿没有宽恕这些仁慈的随从，下令把他们处决。
经过这样严格而非人道的训练，冒顿的部下终于明白，鸣镝便是冒顿号令诸军的信号，而鸣镝所指则是冒顿必杀的目标，无论是谁都不例外。任何人只要敢于怀疑鸣镝所指目标是否正确，便被视为违背军令，引来杀身之祸。过了些时候，冒顿再一次把鸣镝射向自己所心爱的马。众将立刻一同发矢把这匹马射死。这次考验使冒顿知道，自己的部下成了一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可靠的军事力量。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机会了。
匈奴人除了放牧以外，也常狩猎。狩猎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演习骑射技艺的机会。冒顿把杀父自立的念头埋藏得很深。虽然他一直在暗暗地准备起事，但却一点风声也不露。头曼对冒顿的异心也未警觉。当头曼召冒顿随同他一起出猎时，冒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在狩猎途中突然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而他的部下毫不考虑这次鸣镝的目标是匈奴的最高首领，竟一起随鸣镝发箭射之，使头曼单于死于乱箭之下。杀死头曼单于之后，冒顿立即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为根除后患，他下令除去那位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阏氏及其所生之子。诸大臣凡不听命者，也尽数杀之。
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以后，派人出使匈奴，以武力胁迫匈奴把头曼单于的千里马送给东胡。冒顿召集群臣问计，诸将均以为头曼的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宁与东胡绝交也不能交出。冒顿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保持与东胡的睦邻关系远比一匹宝马重要，遂下令把头曼单于的宝马送给东胡。东胡得到匈奴的宝马后，以为匈奴惧怕自己，又提出要匈奴单于的阏氏。冒顿又召集群臣商议。诸大臣都很愤怒，认为不能答应东胡的无理要求。冒顿仍然认为用一名女子换取与东胡的和平是值得的，遂把这位阏氏送给东胡王。
东胡王把匈奴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举兵西侵。东胡与匈奴之间有大片空旷土地，广约千余里。东胡王要求匈奴承认这片弃地属于东胡。冒顿向群臣征求意见，大臣们均认为此地处于两国之间，不涉及匈奴根本利害关系，给不给东胡无关紧要。冒顿大怒，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何能轻易让人。遂下令处决主张放弃这片土地的大臣，立即出兵征讨东胡。东胡王轻视匈奴，没有防备，被冒顿一举击破。匈奴掳获了大批人民畜产，变得强盛起来。
冒顿利用秦汉之际中原大乱的机会，集中力量先击败月氏，然后南并楼烦，又重新占领蒙恬设县的“河南地”，拥有“控弦之士”30万，成为威胁中国北方的强大武装集团。
冒顿单于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匈奴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它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匈奴的风俗图。头曼单于在谋杀自己的儿子冒顿时毫不怜悯，而冒顿在计划复仇时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亦无眷恋之心。冒顿单于为了训练部下，不惜以自己的爱妻为靶子。这一切都说明在匈奴的显贵家族中，与王权相比较，亲情显得很淡漠。匈奴贵族虽然钟爱好马、美女，但对立国之本——土地和牧场更为看重。匈奴贵族对自己部下有生杀大权，匈奴将领用鸣镝指示目标的办法在战场上号令着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