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燕园
1934年，年方20岁的王世襄踏着金秋的落叶，沐浴着北京10月和煦的阳光，走进了燕京大学的校门。当时的燕京大学，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校园优美雅致，全校共占地770余亩，其中勺园旧址占300余亩，后买进了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全部建筑费用，一共用了360多万银元，建成66幢建筑物。燕京大学的历史，同司徒雷登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868年，他的父亲就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出的首批传教士之一，携带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杭州，至今在杭州还保留着当年他们一家生活与传教的旧居。
当年，司徒雷登为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曾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勘察，最终看中了一处宽敞的西郊之地。那块土地本是清廷淑春园的所在地，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为能在这块地上建校，就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即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校园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1919年之际，司徒雷登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为了学校的经费，曾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文博大家王世襄传第三章负笈燕京燕大的校园是美丽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燕京大学由于当年所募建筑资金来自各界人士的赞助，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今日燕园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他只是将这临湖轩作为一座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也曾在这里举行。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匾额。而燕大园内最重要的景点，应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当时大家争执不休，后钱穆有主意，称其为“未名湖”。
王世襄进入燕大时，有如此美丽的校园，当然是非常畅心的。他当年写了一篇《燕园景物略》，其中介绍了那里怡人的景色，如“莲塘”、“华表”、“钟亭”、“文水陂”、“湖岛”、“塔”、“石舫”等。他有诗诵曰：“定舫徘徊待月迟，文陂一片碧琉璃。会看塔影湖心重，便是穿云欲上时。”这足可见从20岁至24岁时，那四年之大学生活，对他来说可谓是乐事多多，虽然，那时他由于家境条件，尚把较多时间用于贪玩上，但穿云欲上的鸿鹄之志，也时存于他心中。
王世襄一开始考入燕京大学，就读的是医科，这是由于父亲王继曾宦海沉浮多年，深感时局变易、世事难料，未来在中国从政为官之路也颇为艰难险恶，所以希望世襄在大学能修成一门有专业技术的学科，未来可以赖其安身立命。况当时燕京大学的医科，名扬海内外，于是王世襄凭着从小的家学教育、天资聪颖和一口流利的英语，顺利地考入了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在未名湖畔的负笈求学之路。
王世襄入学时，燕京大学正是发展的全盛时期。1934年春，时年40岁的陆志韦接替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任代理校长。陆志韦先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出生于浙江吴兴南浔镇，与王世襄之母金章是同乡。陆志韦担任校长后，秉承司徒雷登的办学方向，决不将教会大学局限于狭隘的宗教范畴，而是力求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兼收并蓄。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所以当时各学科的老师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汇集了教育家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则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燕京大学的求学岁月，是王世襄人生的一页新篇章，也是他从“少年玩家”至“青年学者”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刚进入燕大时的他，玩之心性未敛，再加上他对医学课程甚感枯燥无味，只是由于父命难违，才硬着头皮考入这医科专业。当年，王家恰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当时有人叫它为“王家花园”，那园子地方开阔、花草繁茂，可以让世襄继续他的各类玩好。于是，他在园子里搭起了葫芦架，播种引藤自己范制、火绘葫芦；又邀京城有名的养狗家荣三、小崇搬进园内居住。于是，虽在燕大就读，总免不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很多时间还是放在爱好上，在园中朝南的几间花洞子里养狗放鹰等等。玩得最盛时，除了一开始名为浑子、壬子的两条黑花狗外，后又添了青花雪儿，如此这三条狗，正好可凑成一围。
大学期间，他曾多次猎獾，玩绩可谓不凡。特别是他与荣三等在三间房一带用三天三夜的时间蹲守，终于取得了三条生狗咬回獾的战绩，在京城一时传为佳话。除了养狗猎獾外，世襄还继续养鹰。初入燕京大学时，他曾在大沟巷鹰店，花十多元买了一架酽豆黄和一只长相极好的老破花。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又以百金购得一架白色儿鹰子。作为一个大学生，有如此壮举，引得京城玩家争相观看，遂名动一时。那时的王世襄，似忘却了学校课业的压力，身心全放在那些有趣的动植物上，那正好坐落在燕大旁边的王家花园，俨然成了京城一个青年玩家的“秘密花园”。
然而，玩得如此不亦乐乎，自然无法兼顾他在燕大学医科的繁重学业，两年下来王世襄在燕大医预科中的数、理、化成绩均不及格。这正是如他年届八十时所吟的“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的时期。当然，在二十多岁那个时期，王世襄是不太在意这一点的。
按当时校方规定，他无法继续学医，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但这时的王世襄仍无“悔改”之意，也许，还为逃脱学医生涯一事而庆幸，于是按当时燕大所规定，他只有于1936年弃医之学，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学习。此后，王世襄凭着自小的私塾教育、家学熏陶，在燕大应付国文系的功课，自然是游刃有余。如有一次，他上的是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课后，刘先生布置了据文选为题目的作业，可世襄仍择兴趣所好，以《鸽铃赋》为题撰成骈文一篇。由此看出，弃医从文，反而给了他更大的闲兴游玩空间。他曾在大学四年级，以明人笔法“戏作”《燕园景物略》：“予来燕京四年，不惮霜雪，不避风雨，不分昼夜，每于人不游处游，人不至时至，期有会心，自悦而已”。1938年夏天，他顺利地拿到了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父亲要他学医致用的愿望，也只能付诸东流了。当时，日军的铁蹄还未踏进北京，这也是王家生活相对稳定富裕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夹在两场大风雨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
二、人生转折
燕大的四年时光，弹指即逝，对于王世襄来说，这四年中纵天性所好，可能是玩物多于治学。大学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学士学位也拿到了，人生又将是个转折点，对于王世襄的人生，也可有多个选择，比如，他依然可沉迷于各种玩物，像京城中的八旗子弟、官宦富家公子哥儿们一样，与其昏昏犹淌水似的度过一生；也可以大学毕业资格，从事教育事业度过一辈子。但王世襄就在这人生旅途之转折处，最后还是选择了书香人家的归程，要继续在学业上深造下去，于是，在1938年秋天，他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成了一名研究生。
初入学时，他确还没有下定发愤治学的决心，然而，1939年春，发生了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事：一直以来对其爱护备至的慈母金章过早地逝世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的王家，家境已每况愈下。父亲王继曾，当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便淡出了官场，赋闲在家，因此可以说没有了主要的经济收入，再加上战事纷乱、物价动荡，王家有时还得靠典当一些宋元瓷器和善本古籍来应急。在日渐清寒的境况下，母亲金章患上了高血压病，她从小就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如今却要为家庭日常开销而担心苦恼，自然影响了她的健康，最终导致一病不起，年仅56岁便去世了。
金章《金鱼图》，其下有王世襄追思题签。王世襄当时25岁，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母亲的呵护关爱下一帆风顺地长大，尚不知人间疾苦、艰难磨折为何物？慈母的突然逝世，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的灵魂被深深地触动。他此时思忖起往昔的一切，想着自小父母为他请最好的老师上课，又供他上大学，并进入研究生院。他也知道30年代时，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教会学校，比一般公立大学的学费要昂贵得多。当时，燕京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要160银圆，而当时一个普通中学教员一年的收入也仅为120银圆，可见负担四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回想起自己把多少宝贵光阴都耗费在养蛐蛐、架鹰獾狗上，每次他掌灯时分玩乐归来，母亲总温柔地抚慰他，从不对其责怪阻拦，但王世襄深知母亲内心极重视对他的教育，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并承袭书香之家。如今，已无法再在母亲膝下聆听她的教诲了，世襄深感自己荒诞任性、虚掷大好光阴，悔恨不已，于是痛改前非，他驱散了鸽群，送走了大鹰和獾狗，将蛐蛐罐、葫芦、鸽哨等玩意也统统束之高阁，决心在燕京研究院潜心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