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其400余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宋朝（960—1279）是中国古代自唐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汉族政权，这一朝代的社会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是民族危机深重，另一方面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是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一方面是性命道德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却是感官享受的全面宣泄。这种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成熟。在文化哲学和理论思维上，如果说先秦是中华人文的奠基和发端，魏晋南北朝是中华人文的自觉，那么，宋代则是中华传统人文的全面成熟和近世人文的兴起。这个特征同样体现在宋代美学领域，它的理论的思辨性、学派的多样性、学者的群体性，皆有其他时代难以企及之处。而市民阶层的形成、近世人文的兴起、休闲文化的繁荣，又使宋代美学体现出走向近代的特征，中国古代美学由此告别汉唐气象，进入宋元境界。
第一节特殊的社会背景
从历史上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转折点的两宋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突出的外强内虚的特征，这种社会背景使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审美意识形成了相应的特征。
宋代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矛盾是多重性、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朝代汇集了有如宋代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具有对峙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就社会基本结构而言，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与民族危机的极端深重，即繁荣与忧患的同时并存；就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言，道德规范的极度强化与生命情感的肆意追求，即伦理和情欲的并驾齐驱（如理学与宋词的双璧生辉、儒学道统与惮悦之风的并行不悖）；就社会审美意识结构而言，审美伦理教化说与审美自由论感受，即功利与超功利的对立并峙，如此等等，都是这种内在矛盾特征的体现。
一、特殊的社会结构
中国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朝代像宋代社会这样表现了如此对立复杂的矛盾状态，汇聚了如此交织迭合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是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一方面民族危机也达到很高程度。而靖康之变所造成的宋代社会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剧变，更使两宋社会呈现了一幅大起大落、大荣大辱的历史场景。对此，哲学史家赵纪彬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朱熹的时代特征是经济发展下的民生问题的严重及民族危机与文化——尤其是哲学遗学的丰富。”（《赵纪彬文集》（一），第28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我们先看看宋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这一面情况。由于宋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在土地所有制上，贵族官僚按封建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方式基本瓦解，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在剥削方式上，“部曲佃客制”逐渐由“租佃制”代替，实物地租逐渐取代了劳役地租；在劳动者地位上，人身的依附束缚相对减轻。以土地的商品性质增强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减轻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关系调整必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宋代中央集权下相对宽松与开明的经济政策，又为这种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来自上层建筑的保证；因此，两宋的物质文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粮食产量、垦田面积、耕作工具与生产技术及水利事业、农产品商业化诸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人口也大大增加，这些反映了宋代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宋代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例如在手工业方面，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产品产量与生产技术明显提高，尤其是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与印染业等等迅速发展；在商业方面，大都市迅速形成（如唐代十万户的城市仅十一个，北宋则达四十个），城市商业繁荣，市镇与集市贸易及沿海贸易活跃，工商业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另外已开始推广纸币，据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氏研究，当时通行的货币，已有公据、关子、盐砂、茶引、交子、会子等种类。（［日］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第261—262页，上海：读书出版社，1937年。）在社会意识上，已有不少人改变传统的认商为末的看法，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宋］陈耆卿：《嘉定赤诚志》卷三七，《风土门·重本业》，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文明史上更是以其登峰造极的成就而辉映史册。陈寅恪曾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之语盛赞赵宋文化，邓广铭也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一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6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宋代统治者采取文治靖国的政策，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宋代的士人给予了前朝从未有过的优厚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和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如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和“优待文士”。这种重文优士的政策与发达的社会经济及前代的文化遗产结合为宋代的文化繁荣发达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与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审美文化的发达，使有宋一代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史哲学及社会教育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新超星的纪录和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的绘制，杨辉的开方法、秦九韶的三次方程式的运用，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丁度等的《武经总要》等科技著作的出现，无不标志着科技的先进水平和辉煌成就。
在文学艺术方面，宋词以堪与唐诗媲美的姿态异军突起，宋文以唐宋八大家中占六家的风采彪炳史册，而话本小说和戏曲等市民趣味的艺术样式的兴起更使文坛别开生面。还有宋代的山水花鸟、行书狂草……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不产生了足与前朝后代争辉的巨观。宋代的绘画书法、美术工艺、园林营造、戏艺杂技等等都达到繁盛的水平，宋代山水画的气势博大与意境隽永，被誉为是代表着中国画的最高艺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艺术理论和美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最令人注目的是诗话的兴起。著名者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好的宋人诗话有的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撰辑而成的共四十六种，已佚或尚有佚之未及辑者五十种，可见其成果之富。
在经史哲学方面，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出现了以理学为主干的宋学，理学突破章句训诂之学，以强思辨、精义理、深邃博大而彪炳一代。《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吕祖谦和浙东史学的出现，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上千卷之巨的大类书的编纂印行，则充分显示了非前朝可及的宋代史学的实绩及集大成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成就。
在社会教育方面，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的盛行，以著名的四大书院为代表的民办学术教育机构的遍地林立，都标志着宋代社会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
此外，宋代文化发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群体的出现。这首先表现为同一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物。以著名思想家为例，从生年上考察，北宋之欧阳修（1007年）、李觏（1009年）、邵雍（1015年）、周敦颐（1017年）、司马光（1019年）、张载（1020年）、王安石（1021年）、沈括（1031年）、程颢（1032年）、程颐（1033年）；南宋之朱熹（1130年）、张栻（1133年）、吕祖谦（1137年）、陆九渊（1139年）、陈亮（1143年）、叶适（1150年）等，两大思想家群体的涌现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之间，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次表现为学派群体的形成，《宋元学案》共一百卷，除六卷元儒、两卷元祐、庆元党禁外，其余各卷均为宋儒。每个学案均录学派同人几十人乃至百人以上。两宋期间学派林立，仅理学内部就有濂学、关学、洛学、闽学、陆学、象数学等学术派别。不同学派之间互相交流争论，辨解诘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
总之，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与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同时并存的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的极其严重。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一个朝代在绵延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不曾统一海内者，也唯独赵宋王朝。赵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峙鼎足，至南宋则剩江南半壁江山，并最终为蒙古民族所灭。史学家云：“唐代踔厉向外，宋代则沉潜向内；唐代能征服人，宋代人则被征服于人。”（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序，第3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宋代在文治勃盛、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国力的虚弱。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之广，而耗费却数倍于前，这除了用于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外，很大部分是被用来维持宋朝苟且偏安的局面。在宋代君王心目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宋太宗语，见《宋史·宋绶传》），而“安内靖国”才是稳固统治的要事。史称宋代治国体制和策略是“重文轻武”，或“重内虚外”，如果说“重文轻武”中的“轻武”未必是史实（因为宋代开国之初就形成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内扰外患始终不断，宋君岂有自毁长城之理）；那么，“重内虚外”中的“虚外”却的确是件随宋代300多年的现实与危机。朱熹曾指出：“本朝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语类卷一二八）宋代开国之君在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拥兵自重之患，以及自身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获取政权的史实，深知武将篡夺之祸必须防范，于是采取了皇帝独揽大权、兵将分离、将帅互制的制衡方式，其结果是导致了封建政治机制和军事机制的日益僵硬、呆滞，御边能力的空前虚弱。尤其是自宋太宗自出兵收复失地这一努力成为泡影之后，更是一改汉唐拓土开业之雄风，而沉潜制治于靖内。不仅如此，宋廷上下还染上了难以去除的恐敌症，对外族入侵者一味退让，不惜以输帛纳币，甚至下跪称臣的方式来求得一时之苟安。尽管这一时代不乏抗敌报国之忠勇之将（如岳飞、辛弃疾等），也不乏希求变革、重振国威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但大都以无力回天乃至祸及自身的悲剧告终。民族危机之深化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安，在内则穷奢尽欲，以致“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造成贫富悬殊、官民对立，致使宋三百年间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整个时代烽火四起，边患不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至南宋更为严重。朱熹曾指出当时社会“内至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发不受病”（《戊申封事》，《文集》卷一一）。于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自然成了当时许多仁人志士着意思考的主题。从总体来看，这种繁荣与忧患交错并存的局面对宋代美学的特征有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心理的复杂性
宋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存在着复杂性。当人们想寻找最能体现宋代时代特征的文化专名时，首先会想到两个名词，一个是“理学”（或曰宋学），一个则是“宋词”。尽管由于着眼点大小的不同，人们在选择概括名词时会侧重其一，如南宋陈郁指出：“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惟是学大明，自孟子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藏一话腴》甲集卷上）；近人王国维则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统“一代之胜”（《宋元戏曲考·序》）；前者是着眼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推崇宋代道学（理学）的成就，后者则是着眼于文学艺术这一自成系统的历史文化层面而强调宋词的影响；但他们致力于把握时代特征而刻意寻找体现宋代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词这一着眼点却是相同的。（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五章“宋学与北宋其他层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