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典型反映宋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正是“理学”与“宋词”的双向并峙、情理互补。看起来这两种文化形态形式和旨趣迥异，甚至互相冲突：理学对形上道德本性的追求，体现了社会对个体成员理性的最高规范，而宋词则表达了宋人对形下情感本性的追求，体现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感性的最细腻品味；一则主理，一则言情。二者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构成了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其兴起和发展上也具有时间的同步性。一般认为理学肇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经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酝酿，周敦颐之开创，张载之奠基，至二程建其大体，而再至南宋朱熹集于大成。词亦产生于唐朝中朝，宋初转盛，经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而圆熟。就代表人物讲，理学宋初三先生之于词家晏、柳，程颢程颐之于苏轼，朱熹之于辛弃疾在时间上又发生了耦合，这种耦合，具有历史的必然，是宋代社会心理内在的二重性结构的必然体现。
与汉唐的相对开放、相对外倾、相对热烈的文化类型不同，宋代的文化类型是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第6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重内虚外的社会结构使宋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更多地“沉潜向内”，在扩疆拓域建功立业方面，宋人缺少了汉唐那种立马横刀、威凌八荒的民族自信，但在体察天人、品味情理方面，宋人却达到了汉唐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主体及个体自觉。这种内向的主体自觉朝着两个极端分化，而又奇妙地在社会各个层次乃至具体个人身上混合了起来。这就是一方面，宋代的士大夫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伦理济世精神，在对现实痛心疾首之际，反省人生意义、宇宙社会秩序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理性的思考和伦理的规范成了这一时代有志之士的追求，宋人自己就认为“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陆九渊集》卷三四引王顺伯语），这表现了宋人社会理性的自觉。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又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生命本体意识，表现出对个体存在、人性自由、情感满足等方面的自然而执著的关注和渴念，有人甚至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着意于心灵的安适与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这表现了宋人个体感情的自觉。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结构，形成了“理学”和“宋词”这一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而这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又正好满足了宋代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宋代士大夫可能在社会政治的领域内高喊周孔道德，标榜儒家教义，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而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却也或沉溺于声色，或浪迹于田园。
三、文化心理影响下的审美意识
在宋代审美意识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现象是：一方面，伦理教化及政教功能说对审美领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紧逼；另一方面，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对伦理教化说的空前背离。表现在审美意识上，则是功利与超功利、治政与言情、载道与吟味、学思与心悟、质理与情文等等日益明显的对立与交峙，如果说在中国古典美学论史上宋代以提供了最极端的审美教化治政功能论而令人瞩目的话，那就还应该说，宋代也以创造了最彻底的审美自由感受论而同样令人瞩目。
在这一时期，既有大张旗鼓的以古理圣道之政教内容为要旨的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又有阵容庞大的唯句法格律之形式趣味是求的“江西诗派”及其多样变种；既有标榜“宗经复古”、“明道致用”、“文以载道”、“垂教于民”的伦理政治功用主义的艺术哲学观念的空前盛隆，又有倡扬“吟情说性”、“不涉理路”、“高其韵味”、“唯造平淡”，以及“妙语”、“滋味”、“兴趣”等等超功利纯美学思潮的全面崛兴；既有正襟危坐、议论说理、大有教训味道的语录诗，又有直率自然、任情恣性、充满柔情幽意的香奁词。
即便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奇特的内在矛盾现象。如欧阳修就既是一个文学复古革新运动人领袖，又是一个追求“闲和严静”、“趣远之心”的美学家和著名的“女性词作家”；王安石作为一名改革家、“政治诗人”和以“治教政令”为文的实用理论家，却在晚年像西昆诗派一样追随晚唐李商隐专写起空灵明净的绝句小诗来了。反过来像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派诗人，一方面以其对诗歌格律的创意追求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另一方面却也高唱“道者，体也”，“不务本而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无实者，伪也。”（陈师道《理究》）俨然一付道貌。
张戒作为一个以其《岁寒堂诗话》而著称于世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歌美学理论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审美意识的内在分离和对立，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重表意、守格律的“苏黄二体”，强调诗以“言志”为本，以“咏物”为宗，主张诗应“思无邪”，应发挥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功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大力标榜“意味”、“情味”、“韵味”说，认为诗要达到有味有境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至”，诗的创作应“词婉意微”、“不迫不露”、“含蓄蕴藉”；他既推崇“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的杜甫，又倾心于悠然咏物、超然物外的孟韦。他一会儿是一位急功近利、喋口说教、堪为儒家正统的伦理美学家，一会儿又是一位超尘越俗、闲静淡泊、大有道味禅趣的诗歌理论家（参见仪平策《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宋代美学既体现为政治功利与审美自由的对立，也表现在伦理追求与政治取向的似同工而实异趣；政治家的“文以致用”美学观、道学家的“文道合一”美学观和文艺家的“随物赋形”美学观乃至禅学家的“别材别趣”美学观交织并列，或交互冲突，或互为补充。
第二节人文的成熟与转向
宋代在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外宋史学家一致肯定了宋代社会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特征。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等认为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进入了近世史，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宋比唐更为发达，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台湾学者钱穆等则从政治上的变化的角度，提出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而不同于以前的贵族社会（见钱穆《国史大纲》）。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欧洲研究宋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图景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大陆许多学者也从宋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宋代确是中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参关履权《两宋史论》，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宋代不但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中华传统人文臻于成熟；而且是中国近世人文的兴起时代，大批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的形成，人本追求的凸显，使宋代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近世特征。宋代的审美文化、理论思维与艺术表现，也体现出承前启后、继旧萌新的特征，审美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
一、成熟的传统人文形态
宋代因其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文化，使传统中华人文臻于成熟。上古夏、商、周三代，是古人普遍认为的天下大治、文化灿烂的“圣明时代”，成为后人理想中的楷模。南宋陆游就曾在诗中将本朝与汉、唐联系起来，视为可与前三代媲美的盛世：“商周去不还，盛哉汉唐宋。”（《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宋史·太祖本纪》则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李贽亦云：“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虽然史上唐、宋总是并称，但长期以来人们多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明代徐有贞就在《重建文正书院记》里认为，宋代人文胜过汉、唐：“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日本学者和田清在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概说》中也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转引自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也许，就文化境象的开阔、气势的轩越，两宋确实不如汉唐；但人文建构的成熟深邃，艺术表现的精致典雅，宋代与唐代相比毫不逊色。
近人对宋代人文的成熟更是推崇有加。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第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邓广铭则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宋代“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代的文化区域及文化层次等也远比过去扩大和深入。”（徐吉军：《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中外学者普遍认同这样的结论，即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第103—10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宋代人文的成熟，促进了文化艺术各门类的多样化发展和互融互通，这种发展与融合促进了官吏的文士化、学者化，同时也促进了文人的审美素质全面提升。正如恩格斯曾说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宋代也出现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甚至可称通才全才的杰出人士，如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以及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等人，都既是大诗人、词人、散文家，又兼通艺术。《宋史·丁谓传》评价范仲淹时说到：“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通晓。”（《宋史》，卷二八三）他们不是以单一的社会角色出现，而是文化的全才、通才。正是各门类艺术之间的融通，促使了文化全才和通才的出现，而文化全才和通才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宋代艺术和美学的多元化、系统化、精致化发展。
宋代艺术在书法、绘画、园林、瓷艺、诗词、话本（小说）、戏曲及舞蹈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代成熟的人文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氛围，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人文成熟的重要标志。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本，吸取道家和禅家的思辨因素，通过三教合一，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复杂精深的理论体系，既回应了道家和佛家在理论上的挑战，又弥补了原始儒家哲学本体论的不足，将伦理学与宇宙本体论打通，为中国传统士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本体依据。理学对中国后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通过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影响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因而，理学的兴起也可谓是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重建和提升。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结构与内涵的一大转折与新变，理学对宋元及后代的总体社会思潮及审美意识形态的演进嬗变皆有重要的影响乃至支配作用。如理学对主体心性之学的思考和建构，促进了宋代乃至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宋元境界不同于汉唐气象的地方，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宋元士人的主体自觉。审美的观照从外向的自然天地境界，更多地转向内向的主体人格境界，“圣贤气象”、道德人格在新的理论取向中获得了更深刻的审美可能。理学极大地强化了审美的伦理功能（与单纯的政治功能不同），心性论与宇宙论的统一，使理学美学将审美的道德功能内化，“玩味圣贤气象”，“观天地生意”具有了人生的美育意义，人格的道德操守和审美熏育内在关联，人生境界的道德审美比以往更为深沉。与前代相比宋代审美哲学在思辨程度上大大超过前人，这正是宋学尤其是理学的影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