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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天命五功(3)

回族在旧中国较长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薄弱,大多是小生产者,分散广大农村的,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定居城市的,小商小贩居多,勉强餬口,维持最低生计,除了极少数富裕者外,资财达到“满贯”者,寥寥无几,因而不承担天课义务,一般虔诚穆斯林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海迪叶”(赠予)、“乜贴”(许愿)形式,作为宗教布施,施舍对象主要是在职的阿訇和海里法(满拉),以及更贫困的穆斯林。

从前,某些地方家资殷实的穆斯林,每逢灾荒年景,常出资在清真寺或自己家中举办粥厂,赈济饥饿无告的贫民,作为施济天课的一种方式。这种粥厂施济的对象,不仅仅是穆斯林贫民,也施济非穆斯林贫民,不分民族,一视同仁。教律规定天课不能用于修建寺宇,但在回族穆斯林也曾施行一种“达变”办法,称为“转手则卡提”,用于修建清真寺等公益事业,其办法是,即应缴纳天课者,立意施济天课,通过协商,将天课赠予应受者,再由应受者自愿捐献给清真寺,用于公益事业,两得其便,彼此都可获益。

朝觐——复命归真的实践

朝觐,是伊斯兰教又一项法定功修。回族穆斯林视为复命归真的实践活动。据说,安拉降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繁衍人类,修道立教。及至天长日久,人物日增,便渐渐流向四方,离天方越来越远,日渐离开正道。安拉悯世人离散,忘却自己的从来,于是命阿丹宣谕大众,平生一次,朝觐天房,归本探源,思还大命之乡,一心向主,以近本原,复命归真。凡属穆斯林须生平朝觐一次,列为“天命”。但是,对于某些不具备朝觐条件者,也可以不承担,并非人人有责。以下情况者可以免朝:

1.四肢残废,行动不便,或身患重疾,不可能“割爱离家,崎岖跋涉”,亲赴麦加圣地;

2.去“天方”圣地途中,道路险阻,障碍重重,生命和资财安全得不到保障,朝觐可以从缓,期之于他年;

3.个人所有资财既不足“满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更缺乏“天方”朝觐用度。这类人也可以不奉行这项“天命”;

4.父母在堂,衰迈不堪,朝不保夕,不同意其子远离膝前,可以屈从亲命。

凡是基于上述原因,不能亲赴天方者,夙夜省视父母,晨夕亲近贤学,动静省察心灵,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安拉,人们遵此数事,亦可以当做朝功,谓之心朝。

朝觐,穆斯林每年希吉莱历十二月——觐月前赶往“天阙”——克尔白圣殿所在的麦加,接受一系列的“朝仪”,进行短期的“潜修苦行”。“朝仪”主要有以下几项:

至关受戒麦加境外设有五座“戒关”,作为进入圣地的标志,来自四方的朝觐者,不论在陆地或海上,进入“戒关”,即意味此身已进入圣地,就必须“受戒”,诵读“应召辞”,表示“应承天命”。“受戒”时要穿着不缘不缝,内外俱新制的戒衣,还应遵行十一条“戒律”——“露顶、裸足、不衣黄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涤首、不薙发、不齐髭、不杀一切生灵”。

正期大朝朝觐正期是希吉莱历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八日,朝觐者进驻米那(在麦加城西北三十里),在这里住宿一夜,九日清晨,前往阿尔法特山,此山位于麦加东南25公里之处,相传,此山是人祖阿丹与其妻好娃既离复会的相识之所,也是大圣依布拉欣接受“朝仪”所在。朝觐者在山前,面向天房站立进行祈祷,时或高诵应召辞,时或恭默念主,这些都是应行的仪式。直到日落,再西向到木兹德里法(距阿尔法特山约十公里),举行“投石打鬼”的仪式。十日晨回到米那,“宰牲”开戒,沐浴,止应召辞,盛服佩香,之后,到麦加入觐天房,进行正朝,正朝的主要功课是周回克尔白七匝,临位礼拜,致祈祝,抚摸“玄石”。登索法、麦尔卧两山,在两山间奔走七次。

终期辞朝朝觐期最后一月,哈吉们即将离别麦加,进入禁寺再进行一次朝觐天房的活动,谓之辞朝。之后,哈吉们前往麦地那拜谒先知陵。

朝觐在过去实非轻而易举之事,不是任何一个穆斯林都可以完成的。首先要求朝觐者身体健康,行动正常,足以胜任长途跋涉,适应圣地炎暑。同时还需要较大“财货”,支付往来各项用度。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路塞”、“无亲命”,不过暂时而已。因此,这“一生一朝”要求就很严格,务必“正时”,即在一年一度“觐月”规定的“觐日”前受戒,正式参加朝觐的一切功修,才可以取得“哈吉”(朝觐者)的荣誉称号,算是完成了一项“天命”。倘不能如期赶上规定的觐期,或在觐月以外到达麦加,仍可以进行某些朝觐功修,绕行克尔白圣殿,奔走于索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不宰牲,一般称为“副朝”或“小朝”。至于一般到圣地瞻仰克尔白圣殿,观光先圣遗迹,不进行其他朝觐活动,一般称为“巡礼”。因此,身历圣地,由于时间、目的、功修各异,朝觐有正朝、副朝或小朝、巡礼之分。

中国穆斯林由于所处特定地理环境,与“天方”相去万里。陆行,横绝大漠,万水干山;海行,远涉重洋,惊涛骇浪。某些人视为畏途,产生“代朝”的达变之法,即委托他人代行,提供足够用度,或他人完成本身“朝觐”天命后,继续留在圣地,次年“代朝”。

元朝当有不少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但见诸文献记载的只有广州穆斯林哈吉哈三。到了明代,见诸文献的回族穆斯林最早的“朝觐者”,是郑和的祖父和父亲。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大学士李至刚撰《故马公墓志铭》:“公字哈只,姓马氏……”“哈只”现译“哈志”、“哈吉”,其义为“朝觐者”,穆斯林朝觐麦加圣城获得的荣誉称号。据说,郑和的船队最后一次远航(公元1430年)到达古里国时,天方国近在咫尺。于是郑和派随行的穆斯林马欢、哈三等七人作为使团前往,他们从亚丁湾进入红海,在红海中部上岸,步行抵达天方,在圣地等候了一年,显系“觐期”已过,等待次年“正朝”。天方国派遣大臣沙瓛率领使团,携带天方特产麒麟、狮子作为礼物,随同船队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清代,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穆斯林中,朝觐者渐有增加,特别是随着苏非神秘主义在甘宁青穆斯林中得到广泛传播,苏非门宦有不少办道的谢赫(筛海),万里迢迢跋山涉水,不畏艰难险阻,苦修苦行,前往麦加完成“天命”朝觐功课。据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虎夫耶苏非派鲜门门宦的创始人鲜美珍曾前往麦加朝觐。

雍正六年(1728年)虎夫耶苏非派花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由家乡河州行抵广州乘船由海路前往朝觐,行程两个多月抵达亚丁,进入也门,游历也门许多清真大寺,随后到达麦加朝觐。朝觐后又游学于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朝觐游学五年,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始回国。

苏非派另一位着名的朝觐者是哲赫忍耶苏非门宦的道祖马明心,在他少年时,于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即跟叔父由陆路,经新疆叶儿羌、喀什噶尔及布哈拉、撒马尔罕一线,沿丝绸古道,徒步长途跋涉,前往麦加朝觐,途中遇大风暴,叔父被吹散失踪,马明心孤身流落也门,被也门道堂谢赫伊本·裁尼收留为弟子,学道十余年,期间曾数次前往麦加朝觐。一说,由他的家乡河州出发,经四川松潘、茂州等地,到云南出国,进入缅甸、印度再抵达也门,恐此说为是。

虎夫耶苏非派北庄门宦的创始人马葆真,从嘉庆十九年(1814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曾三次前往麦加朝觐求学。每次他只身背着“背夹”,跋山涉水,穿沙漠、越葱岭,历尽干险万难,徒步到达麦加。苏非派文泉堂门宦的创始人马文泉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八年(1882年),也曾三次去麦加朝觐。19世纪到20世纪初,甘宁青还有许多苏非神秘主义者前往麦加朝觐。

除甘宁青苏非派外,着名朝觐者还有云南的回族学者马德新。马德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与弟子马安礼,由海道抵达麦加朝觐。朝觐后又广泛游历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塞浦路斯、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在阿拉伯朝觐游历八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回国,以阿拉伯文撰《朝觐途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作者“门人弟子”马安礼译为汉文,刻版问世。这本小册子是作者马德新1841年至1849年旅游阿拉伯世界的见闻录,反映19世纪50年代中国至阿拉伯和西亚各国的海陆交通概况,记载了当地文物古迹以及风土人情,尤其详尽地记载了“三大圣寺”——克尔白圣殿、麦地那“先知寺”和耶路撒冷的“阿克萨大清真寺”。尤其对当时“天房”的规模、布局、建筑结构的记述甚为详尽。

《朝觐途记》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始知朝觐有二途”,北路途程指中国至阿拉伯和西亚各国的陆上交通,即自嘉峪关出发,沿“丝绸之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阿克苏、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安柯、雅法……详细记载了站口、里程。乃是作者访问记录,未曾亲身经历。马德新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十月,从云南省城出发,取道滇西,进入缅甸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东下,直达仰光,泛洋西行,经锡兰、印度、孟加拉、马尔代夫、红海、荷台达……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一日晨光曦微中,到达麦加圣城,历时一年半。当年“朝觐”途程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马德新由吉达启航返国,途中在新加坡留居一年,进行天文实地考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回到广州。

清末继马德新之后,“朝觐”的穆斯林学者有马联元(1840-1903年)。他完成“朝觐”使命后,游历叙利亚、埃及、印度。归国后,在云南致力于经堂教育,提出“经书并授”主张,在马德新开创的基础上,他将云南寺院经堂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编写了一套教材,百余年来,为南北寺院经堂所采用。1902年,马联元第二次出国,赴印度讲学,在孟买出版他的阿文着作《讨绥哈》(简明教义学)。1903年,在于补勒城逝世,印度穆斯林特为这位中国穆斯林学者建墓树碑,以志纪念。

随着近代海、陆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轮船、火车相继出现,大大缩短了东西方交通距离,“天房”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遥远、渺茫而不可及,“孤行万里,谈者深为骇异”。从本世纪开始,除了知名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前往朝觐外,穆斯林群众去朝觐的与日俱增。据社会学家江应粱教授调查,云南的一个回族村庄沙甸,人口不过五千余人,可是,完成“朝觐”天命的哈吉不下百人,还有妇女哈吉十余人。其中有一门四哈吉、两代六哈吉的人家,在当地回族穆斯林中传为佳话。

当时,西南地区“朝觐者”大多由广州启航;东北、西北、华北、华中的“朝觐者”,则取道上海远航。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成为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东南沿海最大港口城市,外商船舶云集,“中国旅行社”委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每年“勒哲布”(希吉莱历七月)增加一次直航阿拉伯吉达港的航班,中国“朝觐者”届时集中上海乘轮前往,往返约需旅费银元五百余元,为期半年左右。据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调查统计,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前夜,每年由上海启航者约七八百人。大部分来自甘、宁、青,沿途都有穆斯林团体接待。上海小桃源清真寺之建,即为西北的哈吉而设。船抵香港,由“回教博爱社”安排食宿,抵达新加坡,大部分下塌于“三夫卡清真寺”。

建国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多次组织“朝觐团”赴麦加圣地参加“朝觐”活动(详见本书“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一章)。朝觐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友好往来的桥梁,对于发展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文化、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国际穆斯林争取和平、进步事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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