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依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通过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中，他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
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向他介绍了自己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的情景，他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还不知道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李德决心超越历次共产国际顾问，作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就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由他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所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是太大了，人口是太多了！在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的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这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形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能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时，他才对中央苏、区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他失败了，就变成了闹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你很难从政治家的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你也不会从政治家在谈笑风生时看出他内心在哭泣；你很难从政治家的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的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的前程和对他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他们虽然都很因倦，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夜风从高山上扑下来，吹入门窗的裂隙，如泣如诉地悄悄低语，有时像辗转反侧的病人在呻吟，凭添了无限凄凉。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还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
“这是不公平的！”李德丢掉烟蒂猛然从床沿上站起，在屋子里急步绕圈，像只困兽急于突破囚笼，但他终于压抑了冲动，停在博古床前，“打了败仗，优点也成了缺点。”
博古也坐了起来，他的眼镜闪着亮光，颇带几分追悔地说：“看来，项英同志提出的警告，并不是多虑。让他跟随大军转移，这是一个失策。”
“问题是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是莫斯科来的同志，都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跟反对国际路线的毛泽东搅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机会跟洛甫谈谈。毛泽东不断用他的反围剿胜利唤起这些人的回忆和对比，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怀念过去，不能小看他的影响。”
李德眼前又出现了湘江边可怕的一幕，声调变得奇特而带凄恻地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几乎成了他的祈祷词。在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上，新出现的敌情，给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罩上一层阴影。
李德说得不像往常那样有力。博古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月来李德经历着一个深刻隐蔽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天，尤其是眼前的时刻，他满脸淡黄色的茸毛和胡须，抹掉了他往日的勃勃英气，他的微蓝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莹的光彩，潜溢出一种郁闷难抒的痛楚。
博古还发现，李德说的“我们一定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的差别的。难道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并没有丧失信心，但被湘江边的那一幕惨景深深地刺伤了，那个惨死在他面前的参谋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闪现，那生涩的令人产生亵渎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臆，使他产生了一种宿命感。他朦胧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他承认并不了解中国。他也知道，权力之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他在苏联的年代，正处在权力搏斗之中，那是十分残忍的斗争。
李德在泡子灯上又点了一支烟，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绪越来越灰暗。他记起1921年在汉堡时，台尔曼曾让他读过一首歌德的诗。他只记得大意：
在命运的天平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跟这次西征成败紧紧联在一起的，万一失败了，第三国际怎么对待他？失败的责任是否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时此刻，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争夺权力的子弹谋杀了。
李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用脚碾碎，躺在床上。他的情绪不断反复。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在遭到危难的时候。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他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他父亲去世时，留给他母亲是五个未满成年的孩子，当时，奥托·布劳恩才六岁，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奋和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被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1917年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他被征召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这是他为自己贫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为列兵他在连续的拼杀中，获得了实战经验，也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战争结束，返回慕尼黑，重进师范学院，1919年，他获得了毕业证书。他的优良成绩，是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但他那进步的反宗教观点，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许。
那时，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以自勉：
献身的人是伟大的，即使他的处境艰难，但他能平静处之。那么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奥托·布劳恩在学院时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卷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进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的组织工作。
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很快就成了着名的党的工作者，他积极地参加组建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共和国，从1919年4月13日诞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镇压)李德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活了还不到四百八十个小时，比巴黎公社的寿命短了五十二天！
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垒战斗中，他编了一首“不获胜利，战斗永不休止”的歌。在枪炮声中，当作口号来喊。他不仅是战斗者，也是组织者，他以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表现得特别出色！
共和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被捕三个月后，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国北部的汉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充实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读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劳塞维茨、汉尼拔、安东尼的各种论着，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马略》、《苏拉》、《凯撒》各种版本的传记。他既有理论修养，也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视东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蒙古的军事家的传略和记述，他不屑一读。即使到中国来作军事顾问，他仍然对中国的历代将领近于无知，对孙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农民，不懂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农民战争，许多农民起义取得政权，靠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政治的偏狭、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感作祟。
1921年底他被捕人狱，五个月后，他越狱脱逃了。1924年春，他调到中央委员会作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任务，这个期间他研究了政治和军事问题和理论着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这对夫妻的幸福和爱情是短暂的，1926年秋，他俩双双被捕，投入以残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着的莫阿比特监狱。
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他在狱中开始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战友(包括爱人奥尔加)的帮助下，神话般地越狱潜逃，他的胆魄、机智和勇敢，在柏林和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
魏玛共和国(1919年德国艾伯特政府在魏玛城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和批准了《德意志共和国宪法》，通称《魏玛宪法》。8月11日宪法生效。德意志共和国宣告成立，史称魏玛共和国。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结束。)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在国内有几十个同名的奥托·布劳恩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广泛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的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着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