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他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作为一个外国的考古学家要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的战术着作时，都惊奇的承认，他准确的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对他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
四、目前与过去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严寒封锁了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茂密的黑压压的森林，急速地向后奔去。无边无际的荒野，象一幅熟悉的凄惨悲凉的图画。
他非常奇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冷硬的铺位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上？啊！难道他们知道有什么灾难发生，在前边车站下了车？为什么不告知我？”他疑惑间，果然无边的林海在极度恐慌中喧腾骚动起来，他听到树木的折裂声，暴风雪铺天盖地，象愤怒的海潮咆哮而来。博古蜷起身体紧贴在板壁上，好象预防着一只猛兽向他扑击。
荒野在呼啸中变黑了，象是无底的深渊。一棵枝椪狰狞的老橡树，这就是他在黑海之滨疗养胜地索契公园里见到的那一棵，“它怎么到西伯利亚来了？”他忽然发现那不是橡树，而是一头北极熊，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车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阵冷彻肌骨的寒风直透他的胸怀。
他被冻醒了，全身颤栗不止。在马灯的昏黄色的微光里，他看见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曲腿辗转反侧。
他感到奇冷，屋里马灯很暗，屋外的夜风卷起飞沙，“啪啪”地击打着窗棂。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们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无比的列车上，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漫漫旅行，那对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车上没有暖气，火车头靠的是木柴做燃料来运行。他们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整整走了十二个日夜，没有餐车，只能在火车停靠时下去买些冰冷的食品，车上连一怀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悲惨的旅程，但革命的热情并未因西伯利亚的奇冷而稍减。”
人的感觉有时非常奇怪。他从撤离中央苏区到目前只有四十来天，对中央苏区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觉得那是十分遥远的过去，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岁月，已经过去八年了，却历历如在眼前，他很想把这种奇异的感受告诉李德，但又不愿打断梦似的回忆：回想过去的一切，总是美好的。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后来，批判立三路线，他们两人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赴苏前，两人回忆起这段斗争，兴奋异常，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的一首诗：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
请你细加回味；
苦难过去之后，
苦味就变为甘美。
博古每想到这首诗，总是怀着欣慰的心情进入哲理的沉思：“人，是要在苦难中磨炼的。”他望着李德的蓬松的乱发，心想：“这个人经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博古继续想道，“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的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散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着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鲍罗廷于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的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这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就象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穿着几个月不换的深灰色的上衣，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的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在他来之前已经讲过的第一部分。他认为拉狄克是坦诚的，他首次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认为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一声，丢下他未讲完的课程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用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宾馆里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他的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的带有倾向性的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效应。
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新型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博古看了看手表，已是十时五十分。
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透着彻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几经反侧之后，终于进入了梦乡。
博古想起来了，做枕头的包袱里还有一件毛衣。这是他的爱人刘群先在莫斯科大学时给他打的。
这件灰色毛衣曾唤起过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他轻轻地撑坐起来，门板“吱吱嘎嘎”地响了一阵，终于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见李德两眼闪闪发光地望着他：
“噢，对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来就没有睡。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征，记得我在1918年冬天，在意大利战线，在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战壕里，只穿着单薄的已经不保暖的军衣。那时，年轻血热。”
李德断断续续地说着，博古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听，但他记起，在莫斯科时，没有现在怕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