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短短数语
敌机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已经随着落日含山沉寂了。渡口重又喧腾起来。
站在湘江东岸指挥渡江的周恩来，舒了一口气。他刚刚把博古、李德送过去，又和朱德握别。他告诉他们，迅即赶到界首，组织指挥各军团，全力堵截蜂拥而至的敌军以保证渡口的安全，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我们一齐过不好吗？”朱德提议说：“这里可以留别人来指挥，……”朱德觉得组织渡江，纯属行政事务，不需领导者亲自指挥。他一边不安地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几天来，这张英俊的脸显然变瘦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有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蓬乱的胡须上沾满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外貌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还流溢出一种潜忧。
“不，”周恩来沉声地说：“董老、林老、徐老、谢老都还没有过来，毛泽东同志也还都在后边。你放心，我随中央纵队过江！”
他回眸东望，无限焦虑。
朱德知道，临时指挥部必须立即设置，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时候，指挥绝对不能中断！
周恩来正像朱德对他的观察那样，的确感到无限的倦意，他在渡口边的一块光秃的土丘边坐了下来。警卫员急忙给他垫上灰色的军毯。
他自从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在振奋之余，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不安。
周恩来组织中央纵队迅速过江，怀着一种束手无策的恼怒和自咎的感情，注视着敌机在沿江渡口狂轰滥炸和扫射那些毫无防护的机关人员！
“注意空袭！注意隐蔽！”而他自己却不隐蔽。
四架敌机从北方的云朵里进入湘江上空。有些人好奇地望着它们，似是望着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纸鹞。
“卧倒——！”
防空指挥员下着命令。而周恩来却不卧倒。
警卫人员把周恩来推拥到一处陡崖下，只要蹲下去，就可以躲开敌机的扫射。
周恩来看到部队都在原地卧倒后，他才蹲在陡崖下，观察着直冲而下的敌机，飞机在他眼前变大了，嘶啸声越来越响，机身把空气冲压下来，让人难受。
他清晰地看到，战斗轰炸机的透明的凸窗里，那个戴着飞行盔的凶手。飞机的黑色的机翼上青天白日的圆徽使他感慨万千。在黄埔军校时，他就熟悉这个圆徽了！那时，他的军帽上也是这个圆徽，在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去东征陈炯明！
现在这个飞贼，挺着两个涂有圆徽的铁翅向他俯冲而来，昔日并肩战斗的同志，今日变成互相残杀的仇敌，历史走过一段多么弯曲的历程？
第一架飞机向渡口俯冲下来，又升上去，第二架又俯冲下来。几个黑点带着尖利的哨音呼啸而来。
一匹骡马挣脱了驭手的束缚，向江边狂奔，一个披着蓑衣的驭手跳起来追赶。
大地在重磅炸弹猛烈的冲撞下抖动了一下，立即升腾起黑色的烟尘，相伴而来的是沉雷般的隆隆声。
一股带着火药臭味的热浪扑向陡崖。这时，周恩来看到那匹骡马和披着棕蓑的驭手埋葬在烟尘中！
周恩来派警卫人员去抢救那个战士。没想到那件神奇的棕蓑竟从硝烟中鬼怪似地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拉着驮骡向渡口直奔而去。
周恩来想关照这个骡夫，但他看到徐特立过来了，手里拄着一杆藤质的轻便而有弹性的红缨枪。
“徐老，有马不骑拄杖行，身体吃得消吗？”周恩来关切地开着玩笑。
“我们本身就是一匹马嘛，当然，你是神骏，我是老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嘛。我把你的佳句改两个字：‘有马不骑万里行’，你把我的红缨比成拐杖我可不赞成。”
“那就改成‘刑天舞干戚’吧！”
两人相视而笑，徐特立嘎然止住笑声：“恩来，你不能只关心别人，我看你的气色还不如我哩，我记得有首诗是怎么说的来，‘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要善自珍摄哟。”
“当然，当然，”周恩来面对这种深情的冲击，竟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情的话来。他一把挽起徐特立的左臂：“趁敌机刚刚过去，赶快过江！”
周恩来把徐特立扶上摇摇摆摆的浮桥。回头看到了毛泽东。他头发纷披，颊骨耸起，迎面落日的余晖，给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红晕。他大步而悠闲地向江边走着。他的身后是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
周恩来急忙迎上去：“主席！身体怎么样？趁天还亮着快过浮桥！”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不管在中央军委时期还是苏区中央局时期，别人，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是老毛、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而“四老”则叫他润之！周恩来除了会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尊敬有加的称呼给人某种疏远感。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十分微妙的感情作用，谁也难以说清。
“整个情况如何？”毛泽东问得很随便，象个局外人。
“应该说非常严重，”周恩来声调黯然，流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错误诿卸在博古李德身上：“一、三军团打得很苦，伤亡很大，总司令刚才过去了。正在界首指挥部指挥，因为中央纵队行动太缓慢。我们贻误了战机！”
“应该及早轻装开进，”毛泽东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我们往往忘了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实在拖不动！”
“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哪能快得了？”
“这的确是个深刻的教训，最初的估计错了，虽然已经下了几次命令要轻装，可就是减不下来！”
“带得越久越舍不得丢！”王稼祥也从担架上下来，他想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步行过桥，“农民，农民意识太强！”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叫磨破了脚才想起来脱鞋倒砂子！”
“这是计划不周。”周恩来语音里荡漾着一种愧疚，还有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
“这是军事指导思想问题，世上岔路千万条，达到目的只有一条，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正路！”
王稼祥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体谅：“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困难的，往往是痛苦的。”
毛泽东用深不可测的目光望着界首：“界首是个大村镇，要指令部队尽一切可能筹粮筹款。”
“这非常重要。”周恩来用接受指示的口吻说出这五个字。
这里面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奇特的心理过程。
“咱们一起过江吧，”毛泽东望着周恩来带有几分病态的脸，“天快黑了。”
“不，我还要到其它几个渡口看看，渡江工作组织得不好，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代价。”
一个善于引咎自责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毛泽东不无关切地说：“恩来，你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我一直担心八军团和五军团，我要等等他们的消息。”
王稼祥本来想找什么话来宽慰周恩来，急切里却没有找到，反面慨叹了一声：“这两个军团的损失太惨重了。”
“……”周恩来本来也想说什么，但也找不到话说，只是叹了口气。
“走吧！”毛泽东向渡口挥了挥手，偕同王稼祥和随从人员踏上了浮桥。
周恩来伫立渡口，注视着毛泽东穿着长袍的微躬的背影，从容不迫悠悠然地消失在涌上浮桥的人流中，使他产生了一种惆怅之感。
毛泽东和王稼祥过江不久，周恩来正要带人转向屏山渡方向去的时候，朱德派参谋来向他报告说：前线局势十分严峻。一军团非常吃紧，米花山防线已被突破，美女梳头岭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有被敌人利用夜间迂回包围可能。总司令必须到前线去，要周恩来火速过江，主持司令部工作，统一指挥全局。
二、在界首临时司令部里
周恩来到达界首时，朱德正坐在司令部里等他。
他喝着朱德推给他的一牙缸子温开水，吃着煨在热火灰里的红薯，心头涌起一种柔情：“司令部里并没有重要的大事等我决策，总司令催我过江，不过是有意让我早来界首，以免过分劳累和离开危险突起的渡口。”想到这里，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他的布满红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在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那是一个微雨的柏林秋夜，他们两人面前，摆着两杯温热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缅很久，他握着吃了一半的红薯，俯视着桌上标示着双方态势的地图：
“总司令，你谈谈参谋部的会议情况吧！”
“没有那么紧急，你先吃完红薯，等玉米糊温热了，吃完再谈，……”
“那就边吃边谈。”
朱德用最简练的语言，概述了两军态势。
“博古和顾问的意见呢？”
“他们说等你来司令部之后再研究，他们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请他们了，态势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的，除了坚决战斗之外别无他法。”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象自己回答自己，“的确很被动。”
“变被动为主动不但需要条件，而且也需要时间。”朱德微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平稳沉着，不露任何激动，却具有镇定人心的力量，他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既不勉强，也不抱怨，“我看局势并不过分严重，目前，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红章纵队正在渡江，当然，八军团，本来都是新兵，战斗力有限，一、三军团，可以预住湘桂两敌，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红五军团，正在文市附近与追敌苦战。”
这话并没有给周恩来带来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虑不安，他站起来，走近窗口，手扶落满灰尘的窗台，谛听着远方的枪炮声。
五军团，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一支部队，因为殿后，这是最危险的任务。此时，他竟想起古代战场上一个勇敢而谦逊的将领的故事。在战斗中他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阻挡着强大的追敌，当他保卫了全军安全进入国门时，则策其马日：“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不过，谦逊得有点过分了。
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的，在反对敌人的“围剿”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在这次战略转移中，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地抗击着优势敌人的尾追，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极为艰苦。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走在最后。
这时，他们还在百里之外。伤亡惨重。
周恩来对红军的每一个挫折，都感到自己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这种不贪功不诿过的品格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自责和痛苦。
周恩来的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静气，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约，使他的才智无法发挥，使他的主张无法推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须代人受过，一种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潜意识中漫漶开来。
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那满含委屈悄然离开会场的微躬的背影，心中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
他的思绪忽然飞逸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地方！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使他超越时空而使那些模糊的往事变得分外清晰：
那是1928年6月的气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伤痕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思想状态是盲从与思考。
党，毕竟很年轻！那时的周恩来刚满二十九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一月会议，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
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涨。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疑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深知权力这把两刃刀。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在从属中去弥补有可能造成的损伤。
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尚光荣，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