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那么对于这个民族的语言，他必须要会说并且要能够用其进行思考，否则只能是坐而论道，异想天开。对于一个想对中国做认真了解和研究的人来说，他将发现跨越语言关远比跨越万里长城困难得多。汉语是迄今为止世上最古老的一门语言，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相比较而言，它都是占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人的母语，并且我们可以断定，汉语自形成以来，无论在其书写方式或者是语言结构等方面，它都没有重要和本质的变化。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也有一个不断自我发展、吐故纳新的过程。新的内容的表示方法是新的。一些字因为表达意义变化或者流失了，所以就不再通用了。然而，这个民族似乎在他的遣词造句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勤劳节俭的习惯。他们不断创造和使用新字词，但却没有彻底抛弃旧的字词。其结果，便使得其词汇系列异常庞大，丰富得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据估算，汉语中有总数在25000 到260000 之间的汉字是意义明确的。中国最权威字典《康熙字典》一共收录了47035 个字。但实际上这些字中常用的可能只有10000 个左右。即便是文化阶层，所使用的词也可能不超过这一数字。中国的九部经典作品《四书》、《五经》等使用的不同单字《康熙字典》，成书于1716 年，由清朝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旨编撰，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汉字辞书也只有46601 个，虽然这九部书中有五部的字数总和超过200000个字。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中不常用字的数量肯定远远超过通用字的数量。但是，中国人有着一种迂腐的炫耀学问的习尚。具体表现在他们喜欢寻行数墨、堆砌词藻，以引用一些早已为人遗忘的字词来故弄玄虚。为了显露自己的学识，最喜欢采用的方式便是向皇帝进献一篇七拼八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或者从那最古老的汉语废墟里挖掘出一些晦涩难懂的只言片语来，然后用它们拼凑出一篇政论文章呈给皇上。这种做法使得学习和研究汉语更加困难起来，已经使其变成了一件无边无际的苦差事。但是，学习汉语也并非是一无是处——至少，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学问是多么高深莫测，如果在日常阅读中碰上不认识的字、不会发的音或者意义弄不明白，那绝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
汉语没有一套完整的字母系统。每一个字本身所表达的意义都是相对完整的。因此，它被视为是一种单音节的语言。但从实际上讲，在汉语中的每一个字几乎都能对应我们语言的音节。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和英语一样，它也讲求音节和押韵。书写的时候是按照从右往左、从上向下竖列的书写原则。因此，中国人书的末尾，恰恰是我们西方人书的开头。中国人是用毛笔和墨汁来写书的。虽然他们的印刷术显得较为原始简陋，但早在欧洲艺术走向繁荣并被发现的数百年之前，就已誉满海内。书稿的每一页的大小要和将要印刷出来的成品一样，在交付印刷时，一页一页地将它们粘贴在木模之上；然后，将所有字的轮廓形状在木模上雕凿出来，使其面目清楚明晰地凸现出来，随后将油墨均匀地刷在模子上，覆一张白纸在上面，轻压一下，然后取下来。如此这般地印下去，一本书便印刷好了。许多人的著述会浩如烟海，但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行们相比，别无二致。这些中国的文人绅士们在书写时也是笔走龙蛇，往往是潦草得难以辨认。因此，一般是由专门的抄写人员将他们的书稿誊抄一遍，然后再印刷。这已成为通行做法。
由于汉字没有字母系统，所以它那数量庞大的词汇便让学习和应用汉语成为一项极为困难和繁杂的工作。要学习和掌握其每一个字，而当你劳心费神好不容易掌握了1000 或者5000 个字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数以千万的字在等着你呢。那些已经熟悉的字词对你的帮助，充其量不过是让你在区别它们与其他字的写法时能较为轻松而已。当你一旦认识和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再去学习和研究汉语就会觉得充满了奇异的趣味，并且觉得汉语对你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魅力。研究汉语的外国学者并不仅仅只是学习用汉语说话和思考问题，他还能够通过汉语来对说汉语的这一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等等进行认识和了解。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逼真的图画，来表达它的概念意义。因为使用者在选择它时赋予了它要表达的具体内容。当然，我们说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也许并不是很准确。
但是汉语的书面语的确是这样的。象形字是汉字的原始形状，它们那非常简陋粗糙的形状描绘的就是其所要代表的具体事物。汉字所经历的第一次改革就是省略去一些无关紧要的线条，只将那些表示物体的独特结构和重要实质部分的笔划保留。于是，表示“人”的汉字上端竖直的一划表示身体，下面分开的一撇一捺表示两条腿；表示“羊”的汉字是用两条曲线代表羊角，另外几笔分别表示头、脚和尾巴；要表示“牛”，则用两条曲线代表两只牛角，然后再画上一条尾巴；要表示“太阳”，就是在圆圈里面加上一个点；要表示“树”，则用一些线条来分别表示树干、树根和枝条。这种象形造字的方法是有着诸多局限性的，因为它造出的汉字只能表达单个有形物体且数量有限。
另一种造汉字的方法便是合成这些简单的表示事物的象形笔划（文字），用汉字字形的演变。汉字虽然还保留象形文字的特征，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于抽象的思想和概念的表达，而不是实际的事物。对这一构成词的过程和方法的研究让人非常着迷，因为在汉语中这种表意文字必定是要占有很大比例的。
随便对一个这样的汉字进行解剖，你会发现在它们组合之后所要表达的思想概念其实在他们未组合之前的部分里已经包含了。古代中国的那些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在这些合成字当中“融”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但是这些字所表达的意思往往非常含混，不够明确，甚至让人难以理解，荒谬绝伦。在此我们举几个例子给读者看看。在汉语中，两棵树表示一个小树林子（“林”），而三棵树就表示大森林（“森”）；将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就代表光明（“明”）；一个人被关在框子里就表示是罪犯（“囚”）；门里面的一张嘴表示问（“问”）；一只狗和一张嘴放在一起便表示狗在叫（“吠”）；女子在别人的窗旁向里张望便是妒忌（“妒”）；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屋顶下面一头猪便表示家（“家”）；一名女子站在家的旁边表示结婚（“嫁”）；一名女子的头上放一个汉语中的“取”，则表示在婚姻中，中国的男子所扮演的神圣角色（“娶”）；当中国人将一把扫帚放在一名女子的旁边时，就表示“妇”女，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妇女在家庭中应当扮演的主要角色；将一名女子放在儿子旁边表示“好”，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男性后代的偏爱；他们在屋顶下面放一张嘴，再用一块地支撑着，便表达了对于财富（“富”）的朴素观念。在我们看来，其实汉语中还有很多也许更为合理一些的合成词：“白”字（white）与“心”字（heart）结合，表示害怕（“怕”）；放一只手（ahand）在一个人（a man）的旁边，意味着帮助（help，查无此字——译者注）；而一个人（a man）站在他自己说的话（words）旁边，便是守信（“信”）；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老虎（a tiger）下面的心思（thought）表示忧虑（“虑”）的表达是非常准确的；同时将“心”字放在猪圈（“pig-sty”）旁表示耻辱或者丢脸，人们也较为赞同。但是，中国人对于妇女的种种描绘，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一女子在屋顶之下便表示平安详和（“安”）；而两个女子在一起则表示争吵（即“奻”字，此字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三个女子叠加在一起则表示奸谋或者非常可耻的事情（即“姦”
字，同“奸”）。总而言之，在本质上，这些经常使用的合成字所表达的含义就是错误的，而并不仅仅只表明他们那古老的女性是“错误的产物”的观念是错误的。在对女性歧视的问题上，那些东方人比之法国人尤甚。当一名法国人被确认犯了罪的时候，他们肯定先问“那个女人在哪”？法国人对于妇女的这种偏见根深蒂固，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们将男子比作亚当，而将妇女看成是种种诱惑和罪恶的主要根源。
汉语的常用语结构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独特现象。其结构比较简单，但却非常优雅，内容也很有说服力，但有时又显得荒唐可笑，与他们真正表达的含义根本不着边际，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整个中华民族都对白色这一色彩非常敏感，他们对“白”这个词是很不喜欢的。在他们的习惯里，一般将白色看成无用或者失败的象征。“白痴”（a white man）指的是毫无用处的废物；而“红人”（a redman）则指的是广受欢迎、出类拔萃的人物；“白屋（a white house）表示贫寒的茅舍草屋；“白谈”（white talk）则指白费言语、毫无意义的辩论和争吵；“白跑腿”
（white running）则指白费力气，奔波却没有收获。实际上，日常汉语就是由这些令人望而却步、晕头转向的习惯用语胡乱组合而成的。多数情况下，这些习惯用语中的汉字的原始语义联系早已被剥去了。不难看出，对不计其数的汉字进行熟悉和掌握的工作，比把它们组合成被中国人认为还算正确清楚的词句终究要简单得多。对于汉字，许多外国人都能够掌握很多，然而对于中国的俗语，他们却不能熟练地运用，在这方面他们是相当失败的。
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幸运的是，汉语的语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其语法非常简单，如同完全不存在。其中的词汇似乎因为岁月的流逝和长期的使用，已然是消磨得溜光圆滑，几乎可以无所顾忌地让它们充当句子中的任何成分，并赋予它们所需要的词性。只要使用者乐意，他可以信手拈来，让一个字来充当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或者其他的任何辅助词性。汉语中完全不存在时态、语气、人称、性和数，而正是由于汉语中丝毫没有动词的时态变化，没有前缀、后缀以及一整套的情态动词，因此比之英语，其独特之处便更加引人注目。
在汉语中，单个字只能表示其基本含义，其具体的特殊意义要结合上下文的内容来体会。在中国，也有少数读过书的人想学习和掌握英语。但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语法时也是瞠目结舌，异常为难。他们觉得这些语法晦涩稚拙，难以应付。应当承认的是，即便是说英语的民族，倘若他们稍不注意，也会陷入英语语法的泥淖之中。外国人想要真正学习和掌握英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曾经和清朝杰出的官员曾纪泽共同经历过一次海上航行。他以一把团扇赠我作为海上旅途相伴、和睦共处的纪念物。在他自己的同胞之中，他是一位才学超群、孜孜以求的学者。在为其父守孝期间，他被免去了所有官职。于是，在没有老师教的情况下，他仅仅靠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词典》、一本华兹（Watts）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和一些习字本，用了几乎3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通过他在扇面上写的英文诗，可以看出他的英语学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扇面上的题诗都是他用普通的毛笔写成。英文和他写的汉字一样漂亮流畅，无论在其书法还是风格方面都堪称上品。当我们想象一下曾纪泽先生书写时的用具，再看一下他写在扇面上的英文，的确让人拍手叫绝。其中的“黑洋”（the blackocean），是指海上的大雾，它曾使侯爵先生感到异常惊异；“红流”（thered water）则是标志我们的旅途终点的一条河流入海口的浊流。“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指的是我与曾纪泽先生长谈数小时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原先是放在船长室里的，但旅途中它为我所专用。当然曾纪泽先生的英文诗中也有一些言不逮意和语法方面的问题，但它基本上能够对原汉语诗做了准确的表达。
曾纪泽，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在另一次尝试中，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深陷在我们英语中情态动词的泥沼里，再也无法挣扎出来。下面是他对一位美国朋友的学识表示称颂的一首英文诗，也是写于一把扇子上。其汉文形式和前面提到的那把扇子上的汉文诗一样流畅优雅，其英文如下：
“To combine the reason of heaven，earth and man，Only the sage’s disciple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but only the wise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be deliberated are at right.
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r might.”
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汉字就是它们所要表达内容的一幅幅充满智慧的图像或者图形。虽然它们的形状往往包含着其本身的意义，但仅从它们的形状上看，我们找不到如何发音和拼读的线索。那些迷惑不解的学者单单从汉字的字形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它们应该怎样发音、怎样拼读，这便是汉语与英语以及欧洲其他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汉语中，字词表达着具体的意义；在欧美的语言中，单词，或者说是字母的组合不仅能够表达意义，而且每个单词字母组合的本身就让人们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地拼读它们。
虽然汉语也能够表达种种具体和抽象的内容，以及种种微妙复杂的词语和语义，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汉语里对许多不同意义内容的表述之精确是英语望尘莫及的。但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说英语的民族的许多事物在汉语中也是无法找到的——我们的许多概念在汉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根本就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其具体内容。比如说我们的科技语言、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中较为简单的词汇和术语等等，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来对其进行表达，因为中国人对于各门科学几乎是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很简单的科学研究了。
有一次，我按照国务卿的指示，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急件，希望中国方面给予我们的几名海军官员某些便利。因为他们遵照上边的要求准备进行一些实地观测，以便对一条地磁亚黄经圈的具体位置进行测定。总理衙门几乎包括了内阁的所有成员。但是，过了一周，还是没有丝毫回音。又过了一些时间，他们送过来一张便笺，内容是说总理衙门大臣将亲率内阁全体成员于翌日下午登门拜访，问候我近来身体是否安康。
他们首先慷慨地用最华丽的词藻对我们那份文采斐然的快件大加吹捧了一通：说那份快件使用的文字纯正地道，措词准确而要言不烦，并且认为当今的中国学者中无人能够写出水平如此之高的公文。但是到这里他们停住了，他们犹豫不定，言辞闪烁，并且说自己很孤陋寡闻——他们对这份快件的内容实在是搞不清楚，只能够猜出其内容是请求某事，除此之外，他们便如同盲人摸象，茫然无措。我们费尽口舌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来对他们解释，但显然，他们还是对什么是亚黄经圈无法弄清楚。最后我们只好对他们说，我们的请求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麻烦和危险的，如果拒绝的话，那将是十分不就职于总理衙门的清朝大臣。从左至右依次为沈桂芬、董恂、毛昶熙明智的。他们很坦率地告诉我们，这一周来他们这些内阁成员对快件的内容看法不同，各持己见。一部分人以户部尚书为代表，坚持认为它是要求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的问题，因为快件中用了与霍乱很相似的词语；另一部分人是以总理大臣为代表，坚持认为是有关于制造某种火炮的问题。在这次拜访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很客气的答复，请求被批准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任何人假如是真正想来熟悉和了解中国人，那么首先他一定要将掌握汉语作为前提条件。实际上，学习汉语面临的困难决非真的是难以逾越、克服的。锲而不舍的耐力、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记忆力会帮助每个学习汉语的人来掌握足够数量的日常实用汉字，而这也是学者须力求达到的目标。很少有哪位外国学者愿意或者能够在那古老而颇有趣味的汉语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的。实际上，只要有耐心，有恒心，善于记诵，并能对具体的用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即使汉语中那些非常繁杂、容易混淆的词汇以及短语，掌握起来也并不是难事。
学习汉语的困难在于日常应用，特别是日常会话。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几乎成了意欲全面了解这一民族的难以逾越的严重障碍。仅仅是依靠书本上的知识，那么哪怕你学习研究得再多，也不可能会讲汉语。必须是在别人的话语中，从活的教材中去学习。任何形式和任何数量的训练都要求必须有非常灵敏的听觉和极其灵活的发声器官，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发出准确的语音。但是，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30 岁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说标准流畅的汉语，这简直成了一条规律。因为在30 岁之后，人的发声器官似乎便部分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而过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即使是去做最虔诚的努力也未必能够掌握这一语言。举一个例子，会说汉语的十个外国人中未必有一个会学中国的猫叫，虽然这门技艺我是已经成功地掌握了。但是，在经过17 年始终如一的努力之后，我还是没有能够学会那种北京街道上赶驴车的人吆喝他们那长耳朵驴子时的声音。遗憾之余，值得欣慰的是，就我所知，至今也没有哪位外国人能够掌握那门艺术。
试图将汉语中所有的语音归纳记录下来的做法是白费力气的。即便我们先撇开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说（即汉语中有着一个语调影响语义的重要现象），汉语的全部语音也不是任何一个形式的归纳简化系统就能够覆盖得了的。我们也未发现任何一个字母系统或者复合字母系统能够将汉语的语音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在一种仅仅貌似正确的表达方式指导下学习汉语，不管这种相似是如何地接近正确，其结果都将会使得学者的发音南腔北调，并显得不伦不类。一般说来，汉语中的元音较为简单易学，但是辅音十分独特复杂，有些音对于外国人来说，只能是望尘莫及，无可奈何。
那些最高的权威人士，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学问最为渊博的外国语言专家们，对于哪一类字母系统和汉语的语音系统最接近的问题，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或许人们永远也弄不明白，汉语中的“人”（man）字到底应该以“j”还是以“r”开始拼读。因为实际上“人”的准确读音是介乎“j”和“r”之间的，而这个中间音，外国人是很难发得准的。我曾在家中宴请了几位美国同胞和欧洲朋友，他们都是汉语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趁此机会我在席间向他们请教，应该怎样用英文字母来拼读汉字中的“粥”（porridge），以下是我得到的答案：“chou”、“chow”、“cheu”、“chau”、“tcheau”、“djou”和“tseau”。同样，对于汉语中的“鸡”
（fowl），那些研究英文和汉语的外国权威学者们的拼写也有如下不同的方式：
“chi”、“ki”、“dji”、“kyi”和“tsi”。所有这些不同的拼写表示的都是那只很简单的母鸡（hen）。
就像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一样，中国人表现在他们的语言方面的才能也非常独特。他们似乎没有办法对我们英语中以“l”、“m”、“n”和“r”为代表的流音（liquid sounds）进行辨别。在学习英语时，他们总是混淆了这几个音，对各自的音法难以找准。然而，在他们自己的母语中他们准确使用这些语音却是易如反掌。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字的首字母以“sh”为代表，而相比之下，另外一类数量虽也庞大但较少一些的字可以用首字母“hs”为代表。
让我们来继续进行研究。所有以英语字母“ch”、“p”和“t”开始拼写的汉字，都被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读音为“ch”、“t”和“p”的送气发音；另一类则在发音时，不送气也不爆破。假如有人在说话的时候，将送气音错读成了不送气音，或反过来将不送气音读成了送气音，比如以“t”为首发音的字，那么一个字的含义就会完全被改变。例如，在读“tan”这个字时，假如“t”不送气，那么它所表示的含义是“蛋”；同样，假如将这个字的“t”发成了送气的爆破音，它的意思又变成了“炭”。我曾经听到一位可敬的传教士向上帝祷告时竟然说了一句“您无所不吃的上帝啊”这样的话，而他当时正站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我想他的本意是想说“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是由于他发了一个送气的爆破音“ch”，结果便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还有一次，一位传教士惊讶地看着他的听众们一个个匆匆向教堂门口走去，原来是因为刚才他讲一句客气地请大家坐好的话，但说成了他们来教堂是犯了错误，根本不受欢迎。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送气音“t”导致了这场误会的产生。虽然不爆破的辅音“ch”、“p”、“t”听上去与“g”、“b”、“d”等的发音非常接近，但它们确实存在着差异。一个外国人或许在使用这些发音时能够做到让人听懂，但他永远也不可能将这些音发得很纯正。这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在汉语中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语音上的差别。
在影响汉语中每一个字的具体含义的因素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使得一切能够使汉字字母化的尝试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阐述。我们知道，在英语和大多数其他语言中，一个单词在谈话时所表达的意义通常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它的不同语调可以表达不同的口气、态度以及情感，例如询问的口气、鄙夷的态度，或者尖刻的讽刺和挖苦，以及惊异、发怒或者其他不同的情感。但不论使用怎样的语调，其基本含义，即发音所代表含义总是保持不变。因此，在我们的语言中，人（a man）永远是人，无论说它时用的是强烈的爆破音，还是平缓的升调，或者其他不同音调，总之在所有语境中，“人”的基本含义永远都不会改变。
然而在汉语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个不同的音调能够影响或决定其所要表达的基本含义。语调同语音一样重要。在汉语中，想要准确地判断语义，必须将语音和语调结合起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外，不仅在语调方面，在语音方面的错误也同样会导致对语义的彻底错误的理解。
在汉语中，你说话时的语调只要一变，“人”（a man）便不再是“人”，它很可能已经变成了某种疾病的名称，或者是一只夜莺，或者是一个胡萝卜。它只有在一个音调中才会表示“人”的含义。
在所谓的中国标准方言中，有四个不同的音调：第一是高音调的爆破音；第二是升调，也就是在我们的语言中提问时所使用的音调；第三是拐弯的音调；第四是降调。
如果对同一个音用这四个音调去标注，那么就会得到四个彼此毫不相干的语义。我们还以英语中的“man”（人）为例加以说明。假如把它读成第一个音调，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不讲理，也可以说是厚颜无耻；读成第二个音调，意思是隐瞒、躲藏；读成第三个音调，是丰盈满溢的意思；读成第四个音调，意思就变成了老牛拉破车，慢得不得了（这里作者大致指的是“蛮、瞒、满、慢”四个字）。在汉语中，还有一种发音大致相当于英语单词“one”（一）。当它读第一个音调时，表示温暖的意思；读第二个音调，就是有教养、有学问的意思；读第三个音调，是稳定、平稳的意思；读第四个音调，则是询问的意思（这里作者大致指的是“温、文、稳、问”四个字）。
通过上面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读语调的不同，同一语音所表达的含义彼此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并且是毫不相干的。这就进一步说明语调在判断语义方面同语音一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在汉语中，许多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通常要求用升调，这些句子就相当于英语中用“Yes”（是的）或者“No”（不是）回答的一般疑问句。然而外国人在应用这一语法规则时却总会出错。当然，这并不是规则本身的错误。对这一规则的遵守则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本能行为。不幸的外国人在进入汉语的天地中后，还得遵从这一原则，而不能够适当地调整自己。当一个句子用升调表示疑问的时候，这一语调同时也极其关键地影响着最后一个字的语义，外国人往往因为无法记住这一点而常常会在讲话时使表达的内容与自己的初衷大相径庭，而将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倘若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只是由此变成了某种无伤大雅的意思，那么他还算是幸运的；但倘若他的意思因此变成了某种带有侮辱、无礼意义的语言，那可就太糟糕了。
无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不存在像汉语中那样奇特的辅音音素，以及与一个具体词义不可分离的特殊语调，讲话时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整个想法和意思变得面目全非。想要将一个汉字读准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正确而迅速地发好汉字中的每一个音，就必须要对自己的发音器官进行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我曾经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用心学习语音语调，每天至少要花整整四个小时来练习——将所学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标注上四个不同的声调，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要一遍遍不定时地温习。
就像英语语法也存在许多特例一样，在汉语中，有时为了押韵，四个语调常常会发生许多灵活的变通。这些变通极大地增加了学习和研究汉语的麻烦。举个例子来说，在所有含有两个音节的词语中，重读的是第二个音节，并且要用降调，可以看出，在这里首先发生改变的是音调。在汉语中，这种同一音调的不同变化如此之多，以至于使它变成了某种很有韵律的语言，就如同钟摆的摆动一般——不但读起来非常有趣，听上去也十分悦耳。有些人说汉语时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听起来感觉就像是我们唱的赞美诗。这种效果是每个人都可以取得的。
因为讲话时不可能用单音调，每个句子的音调都能对应五个音阶中的某个音符。然而，总有苦尽甘来的时候。倘若一个人能够历尽磨难，以不屈不挠的毅力掌握了天下最难的一门语言——汉语，那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成就。可是也有许多人因为在学习中经常犯一些荒谬和令人烦恼的错误而半途而废。假如将这些错误归纳起来，估计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曾经有一名传教士在向他的听众宣讲时，说救世主在地上“周游四方吃饼”（went about eating cake），而事实上他想说的是“治病”（healing the sick）。因为发了一个错误的送气音，“治”就变成了“吃”，同时又因为语调的错误而将“病人”治成了“蛋糕”。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作为主人我要招待一大批客人。当我向雇佣的中国仆人示意，说餐桌上还缺少某件不太重要的东西而请他去取来时，仆人疑惑不解地看了看我，又问了一遍我要他去取的东西，于是我肯定地答复了他，并且告诉他要立即拿来，不要再多问什么，随后他便去了。不一会儿，他郑重其事地用盘子托着一根拨火棍走了出来，那是一根大约3 英尺长，一端有个疙瘩，另一端尖而锋利的铁棍子。或许这位仆人觉得宴会的主人想要用这个东西将某位客人打得脑浆迸裂，于是便一本正经地拿了这个拔火棍给我。最后，拨火棍当然还是物归其主了。事实上，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跟仆人说话时发错了一个送气音。
还有一次，我吩咐厨师去安排和准备一个大型晚宴。为了减轻厨师的工作量，我告诉他100 只“妇女的手指头”（ladies fingers）可以直接从糖果店里买。过了两个小时，他赶着一辆中国式的大马车来到领事馆。翻身下车，来到我的办公室，他非常认真地报告说，他跑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但是仅仅买到64 只“妇女的手指头”。他还说如果想要买还剩下的36 只，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找了。听完他的话，我说，64 只已经能够对付过去了，接着问他，为什么要雇大马车。他立刻回答说：“把买的东西拉回来。”“可是你自己不能带回来吗？”我又问。他又回答：“当然不能，每个指头至少有五六斤重呢。”我立刻查看了一下马车，结果发现，里面装满了令人恶心的64 条刚刚割下的牛舌头，我成了它们的主人。而我之前所说的可能有些令人吃惊的话的意思，是指一种长条的小蛋糕，我本来想用它们在宴会时和冰淇淋一起来招待客人的。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依旧是一个错误的音调（作者或许将“手指头”说成了“牛舌头”）。
我在以上所阐述的对汉语的看法，至少对五分之四的中国人所讲的汉语都精确适用。尽管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地域性较强的地方方言与不同的习惯用语，但这一现象显得并不突出，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此详细地论述，在此只是顺笔带过。这一独特的语言通行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其范围从相对北面的上海，一直延伸到帝国的最南端；其向内地延展的范围从50 英里到150 英里不等。这一范围内所使用的书面语同中国其他地区差别不大，但口语却五花八门，能够划分出好几种。在相互邻近的地区，同一个汉字的发音就存在着天壤之别，以至于当地人经常这样说：“仅一河之隔，住在两岸的人彼此竟听不懂对方一句话。”
（People living upon one bank of a river cannot understand a word uttered by theirneighbors upon the other.）在中国，由于禁止官员在家乡所在的省份任职，因而上述地区的官员只能通过当地的翻译和他们管辖区内的百姓进行沟通。实际上，移居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中国人通常都来自这些地区。因而毫无疑问，他们无法讲出，也根本听不懂正宗的汉语。
到了近代，在外国人依据条约居住生活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种很难描述与归类的语言。倘若在研究汉语的这一章节中不提及的话，势必会影响本章节的全面性。
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外国人通常都不学汉语，他们同当地人打交道时所用的唯一交流语言，是一种被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的东西。“洋泾浜”
一词纯粹是当地人通过“商务”（business）一词衍生出来的产物，所以，实际上这种奇怪的“洋泾浜英语”应当被称为“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才对。除了某些合成词外，没有谁知道这种“洋泾浜英语”是何时，又是怎样将一部分汉语依样画葫芦地翻译成夹杂着许多方言俚语的英语。而其发音却也能够适用于单纯讲汉语的人的应急之需，并且能为人们所听懂。在此我们所举出的两个事例将充分显示这是一种多么荒唐可笑、粗陋至极的语言交流形式，同时也可看出其中的独到之处。或许读者们会惊异于我的这种观点，或对此存在疑问。而我要郑重说明的是，没有以下的事实根据，我是不会随便下结论的：外国人同当地的中国人之间所进行的巨额交易中，九成都是借助这种莫名其妙的“洋泾浜英语”完成的。没有它，您在这儿还真就吃不开。
有一位年轻的先生曾去拜访两名女士。负责开门的中国仆人极其郑重地告知：“现在，那两位姑娘您谁都见不着。一号正在楼上洗澡，二号有事外出了。请您马上离开，离开。”（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side makee washee，washee，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makee walkee，wal原kee.）实际上，这位仆人想说的是，年龄较大的一位姑娘正在楼上洗澡，年龄较小的出去了。
1881 年4 月，夏威夷群岛的卡拉库亚王（king kalakua）来到上海。他租了爱思多宾馆（Astor House）二楼的一间套房。有两位慕名而来的美国绅士想要拜见这位陛下。于是，某天中午，他们来到卡拉库亚王下榻的宾馆，在楼下碰到了宾馆的老板。这两名绅士向老板说明了来意，并希望知道卡拉库亚王此刻是否在房间里。“让我来看一看，”那位地主（the landlord）说道。他随即翘起脚后跟儿，朝着站在楼梯口边上的一名中国仆人喊道：“伙计！那块王有在上面吗？”（boy！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s got？）“有的。”（Has got.）楼上传来清晰的应答声。
“先生们”，地主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说道，“陛下正在楼上，请吧。”（His Majesty isin，pray walk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