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来我始终不渝地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名师汇聚，以倡导市场经济而闻名于世。该系在培养学生上有两个不太为外人熟知的传统：一是重视实证，二是要求外国学生将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舒尔茨和约翰逊两位教授的鼓励下，我以当时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作为论文主题，从此便和我国的农村发展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作完一年博士后研究，我携全家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先后工作了7年，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理解。后来，随着参加的国内改革问题讨论领域的扩展，我的研究范畴也随之从微观延伸到宏观，从农村扩大到国有企业、外贸、金融、收入分配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为了了解为何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起始条件和我国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却在同一时期实现经济起飞而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为何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转型前面临的问题与我国相似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研究的视角也随之从国内的问题扩展到国际的比较。
我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的时候，和许多学生一样，以当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我国的问题。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虽然芝加哥大学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圣殿，我在那里学到的是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但是用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学到的理论来解释许多在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却经常显得苍白无力，总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于是我尝试着根据我对我国经济现象的观察，找出那些问题背后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特性等，然后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几年下来，这些一个个单一的理论模型，竟然自成为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这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在解释发生在我国各个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现象时，比国际经济学界通行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且，也比当前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许多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问题。
001987年回国工作后，承北京大学领导和过去的老师的厚爱，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兼职老师，带了几位研究生；1994年，我和海闻、易纲、张维迎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共同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书育人成为我的主业。其间，我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我在北京大学和海外其他大学教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课。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学生们给我的课评一向很好，学生们很能从我的理论体系内部逻辑的严谨以及理论推论和现象的一致来接受我提出的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但是，我也发现学生们对于我提出的理论和其他现行理论之间的冲突经常感到困惑，有时还出现“一傅众咻”的情形，一出了课堂不自觉地又以经常听到的通行理论来看待出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我的理论就一定是对的，不同于我的观点的理论就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如何帮助同学们加深对我的理论体系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众说纷纭的理论，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现在国内外一般大学的教育是以课堂上老师主动教、学生被动学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老师把他所知道的知识快捷、系统地传授给许多学生。古代的教学方式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则经常是通过老师和学生间的对话来进行，学生由被动地听讲变为主动地提问，许多千古流传的中外文化经典都是这种对话的记录。对话这种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就一个问题层层展开、深入论述，也可以将各家各派的观点、理论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相互辩驳，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反复诘问、相互切磋。因此，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2003年春我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转型经济学课的最后几周，采取对话的方式与学生们就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问题各进行了三场对话，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很多同学课前积极准备问题，课上踊跃提问，有好几场对话，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还欲罢不能，师生围成一圈，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讨论到下午3点才结束。对话的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许多网友读后也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而且，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成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将会成为越来越热门的问题。作为老师，我有责任将自己如何能够不受现有理论的约束而直接从现象构建理论的一点心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平常上课时，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我特别强调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并于2004年年初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场对话。根据对话整理的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后，成为点击下载最多的文档之一，并且还有许多跟帖对我提出的看法、观点进行讨论。看到学生们对我提出的许多看法的认同，我深感欣慰。
或许在未来，20世纪将会被后人称为是人类经济思想大试验的世纪。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试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政治上纷纷获得独立，并且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了独立建国的努力。当时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克服市场的不足，才能加速工业化，摆脱贫困，建成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层出不穷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危机，最后，不得不向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以解体而告终，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的主流思想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此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并迅速建立起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是在上述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开始了对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很快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是在根据我国的城市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事实而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时，则有孤掌难鸣之感。
在“华盛顿共识”支持者的协助下，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了“休克疗法”，企图一步跨过鸿沟而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苏联、东欧的转型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马上快速增长，而且，还出现了崩溃和停滞；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使国民经济崩溃、停滞，反而继续快速增长。“华盛顿共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结果也遭受了和在苏联、东欧同样的命运。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政府采取的政策按照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也是离经叛道的。现在对根据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有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
当代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而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大师辈出，各种理论和观点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并且以其近乎自然科学的严谨逻辑和研究方法而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或转型政策时，却遭遇了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究其原因，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由于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把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搞不好还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
由于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我国的经济学家需要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现象中去总结、归纳，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的理论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的进步，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该负起的责任。由于任何理论的创新都需要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去抽象，而经济学家抽象发生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的现象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根据我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也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史机遇，对于我国及其他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种新理论会比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我希望这两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众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对话是老师和学生互动的结果，没有学生的提问也就不会有老师的回答，所以对话是老师和学生的集体创作。在这两本对话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李绍瑾、李可、吴华、蒋承、盛柳刚等主提问人，他们在对话之前对问题作了精心设计，在对话过程中则灵活地调整和加问，使对话得以按照一定的逻辑层层推进；我也要感谢张鹏飞、孙希芳、姜烨、李莉、王海琛等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把对话录音整理成初稿；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陈莉、张慧卉、张燕对本书的编辑做了精心、细致的工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李玲在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的秘书陈曦的高效工作，让我能腾出时间来整理这两本对话录；我的妻子陈云英的默默支持，使我免于生活杂事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地在经济学的殿堂进行探索；我的思想体系成形于和蔡昉、李周两位早期伙伴的合作过程中，这两本对话集里的许多思想观点已见于我们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和《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两本书中。和学生的对话其实自一开始教书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从教学中我确实感到教学相长之益。我借此机会感谢上述所有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同学、同事们。最后，在方法论的对话集中，我还收录了和方法论有关的四篇演讲和文章。
林毅夫
2005年3月29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