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也于11月3日宣告光复，会审公廨谳员逃亡。驻沪领事团以维护租界治安为借口，自行发布通告任命公廨谳员，并控制了公廨的一切行政，使其变成为外国领事管辖的司法机关。“辛亥会审公廨之失，使租界当局在行政、立法、警务等诸权之外，终于获得了完整的司法权。租界的统治得到了完善，外国侵略者对租界实行全面统治的局面终于形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从这时起，租界真正成为楔入我国的一个完全的‘国中之国’，一个中国政府不能对其施予任何权力的外国王国。”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8页。直到1926年，会审公廨才由中国政府收回，改为临时法院，但仍部分保留了外人会审权与观审权。
三通商口岸的双重影响
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的不利影响，时人已多有论述。例如郑观应就曾指出：“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船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0页。郑观应的这段话，主要是描述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各国洋商纷至沓来，对中国经济侵略与掠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外国商品得以在中国大量倾销，中国农产品与原料则不断遭受列强掠夺，这无疑是通商口岸开辟后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也是西方列强反复强行要求中国增开通商口岸的主要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期，虽然在宁波、福州两个口岸外国商品进口贸易额的增长令洋商颇为失望，但广州、上海的增长额却十分明显。例如1844年广州进口的英国纺织品，“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最高额”。特别是在上海，“洋商贸易，可以纯任己意，力谋发展，较诸从前在粤经商须受‘公行’之支配者，不可同日而语。”威廉斯：《1863年中国商务指南》，第197页。上海不仅进口商品一直成倍增加，而且农产品原料出口也与日俱增，到19世纪50年代即逐渐超过广州，成为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意味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加深。因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并非出于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对外通商，带有明显的暴力强制性。西方列强以武力攫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另外，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丧失了自主权，进出口何种货物，税率的高低，主要由列强控制，以至中国出口的货物几乎全是农产品和原料，进口货物则以日用工业品居多，很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由于进出口贸易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和控制在西方列强之手，中国处于被动地位，根本不可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进出口商品的结构。英国之所以能长期垄断中国进出口额的80%以上，固然由于它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但更重要的是英国侵略势力强大，在华攫取了更多的特权，特别是割占香港，为其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不仅如此，由于上述原因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还长期处于入超的不利局面，而且数额越来越大。洋商从中获得了大量利润，中国的财富则不断外流，导致中国货币资本积累严重短缺，也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增长，妨碍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白银的外流使中国白银存量日减，导致银根紧张，市场交易周转不灵。洋商遂将在世界市场上大大贬值的白银运往中国谋取超额利润，同时以此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外资银行向中国投放和收回白银的数量，并不依据中国市场的需求而定，而是以其自身所能获取的最大利润率为标准。有时，中国市场银根奇紧，亟需白银以资周转，外资银行却不仅不放款，反而将已放出的款项大量回收，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遭受沉重打击。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又依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得以在通商口岸直接投资设厂，大量建立工矿企业，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也由此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中国的路矿利权随后即大量丧失，经济命脉也落入了外人之手。通过在通商口岸直接投资设厂，生产各种商品，就地销售，外资企业不仅大大降低了原料、运输成本，而且大量使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也能够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倾销，从而更进一步挤压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空间。
在通商口岸，西方殖民者除了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之外，早期还曾不顾清王朝的禁令，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从事掠卖华工的所谓“苦力贸易”当时，将华工卖往美洲与澳洲，称为“苦力贸易”，贩至南洋则称为“猪仔贩运”。，从中也获得了巨额利润，给中国人则带来了深重灾难。厦门在当时是外国洋行掠卖华工的主要口岸，其次是广州和上海。据统计，自1845年之后的10年间，共运出华工15万人以上；自1850年之后的25年间，运出华工更高达128万人，平均每年为5.1万余人。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1页。掠卖华工之盛行，导致绑架、失踪之事件时有发生，人心惶惶不安。连广州英国领事阿礼国也在1859年4月的报告中说：“本埠苦力贸易中所有强掳及欺骗行为，其残忍已达于极点，以致人心惶惶。”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69页。
被掠卖的华工处处遭受非人待遇，在收容所胸部即被打上贩运地的印记，路途关押在拥挤不堪的底舱，环境恶劣，缺乏食物与水，许多华工途中即生病死亡，或者不堪虐待而自杀。到达目的地之后，许多华工被送到市场签约出卖，形同奴隶。在古巴、秘鲁的华工，死亡率极高，甚至集体自杀事件也多有发生。美国驻华专使在1856年透露：“中国苦力贸易，在过去数年中，由美国船只及悬挂其他国家旗帜的船只所经营者，充满着犯法、不道德及惨无人道的内容，极似过去非洲的黑人贸易一样。”甚至连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也承认：“英国人在英国旗帜下，将中国的劳动者运入钦嘉岛，其被奴役的可怕状态，打破了过去一切黑奴贸易的记录。”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第99、100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通商口岸，西方列强还大量攫取中国主权，包括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领事裁判权、缴纳低关税特权等。租界的设置，更是在通商口岸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受中国政府行政管辖的“国中之国”，给中国主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前已述及，在此不再重复说明。
客观而言，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开辟后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清朝洋务派官僚的代表李鸿章在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曾向同僚说过这样的话：“滇案及通商各事，将就议结，非多添口岸，无以饵英人。然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未为全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2页。显而易见，李鸿章认为条约口岸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有论者也针对李鸿章的这一说法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尽管对于究竟何为利何为害，研究者尚须下一番考辨的工夫，因为研究者的立场毕竟不同于李鸿章这一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对利害的感受和判断也会有很大出入。但是，即便把判断是非利害的标准完全颠倒，所谓‘利害参半’的结论，仍然大体可以成立。”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35页。那么，通商口岸所产生的“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虽然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恶劣影响，但在某些方面客观上又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发展。例如，进出口贸易的扩大，西方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导致了中国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但同时也促使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还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所裨益。近代我国因装备工业十分落后，早期民族资本企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后虽建立了一些民族机器厂，但规模小，技术落后，仍需要依赖于进口。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之后，在使用和维修过程中还可培养、训练出一批中国的技术人才，使中国能够模仿设计和制造同类型的机器设备。其他非生产资料的普通产品，有些也产生了一定的技术引进作用。例如，汽车、打字机、家用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因维修和保养，必然会导致技术扩散。又如引种美棉优质品种脱字棉、爱字棉，使中国棉种升级换代，产量大大提高，效益十分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还促使口岸城市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行业，同时也推动了原有旧式商业向资本主义商业转化。例如，洋布业即是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新式商业行业。1850年左右，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由华商开设的专营洋布的布店，名为同春洋货号。不久又有义泰、协丰、恒兴、大丰等洋布店陆续开设，很快就形成为一个新行业，并于1858年成立了同业组织——振华堂洋布公所。西药业和颜料业也是在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推动下，从百货业中分离出来的新兴行业。19世纪7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华商顾松泉设立的中西药房，以后又有华英、中曲、华美、济华堂、万国、五洲等华商西药店创设，逐步发展成新兴的西药行业。广州、上海原有的一些旧式商业行业，如丝茶行商，受进出口贸易的推动开始设立新的丝茶行栈，经营方式与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不少成为了新式出口商人。
其次，通商口岸的开辟还在客观上刺激了所在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在开埠通商之前，这些口岸城市虽也有所发展，但基本上都是在原有封建城市模式范围内的有限增长，不仅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不可能产生质的发展变化。开埠通商之后，绝大多数通商口岸城市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开始了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传统城市，大都因其政治地位而获得发展，或者是缘于地处交通枢纽与军事要塞，很少有纯粹由于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到近代，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新型城市的崛起，沿海沿江因商而兴的重要城市不断出现，这些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功能作用与以往相比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传统城市格局的这一变化，显然不是受内部发展因素的推动实现的，而是受外力的影响，具体说就是开埠通商的影响。
在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方面，开埠通商之后，“由于外力的楔入，城市经济出现巨变：内外贸易发展，交通工具变革，银行出现，科学技术引进，工厂企业兴起，通讯技术进步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开埠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应的各种经济制度，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内地城市和腹地农村、集镇，由此逐渐推动着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起步。”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上海的变化，最集中地反映了开埠通商给城市近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