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想解开她胸前的扣子，但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是我手指太粗，拿不住细小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空气太潮，衣料的摩擦系数因此大增。她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绸衫下面钻了出来，然后把它挂在门背后。门背后有个轻木料做成的架子，是个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上面有凸起的木钉，她把它作挂衣钩来用，但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绘图的仪器。老师留了个娃娃头，她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纤细，而是小巧而又结实……”我的故事只有一种开始，每次都是从热力学的教室开始，然后来到了老师的宿舍。然后解老师胸前的扣子，怎么也解不开--这么多年了，我总该有些长进才好。我想让这个故事在别的时间、地点开始，但总是不能成功。
最近我回学校去过，老师当年住的宿舍楼还在，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黄土地上。这片地上满是碎砖乱瓦，还有数不尽的碎玻璃片在闪光。原来这里还有好几座筒子楼，现在都拆了--如果不拆，那些楼就会自己倒掉，因为它们已经太老了。那座楼也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立方体：人家把它架在脚手架里，用塑料编织物把它罩住，这样它就变得没门没窗，全无面目，只剩下正面一个小口子，这个口子被木栅栏封住，上面挂了个牌子，上书：电影外景地。听人家说，里面的一切都保留着原状，连走廊里的破柜子都放在原地。什么时候要拍电影，揭开编织袋就能拍，只是原来住在楼里的耗子和蟑螂都没有了--大概都饿死了。要用人工饲养的来充数--电影制片厂有个部门，既养耗子又养蟑螂。假如现在到那里去，电工在铺电线，周围的黄土地上停着发电车、吊车；小工正七手八脚地拆卸脚手架--这说明新版本的师生恋就要开拍了。这座楼的样子就是这样。这个电影据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老师。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
人在公司里只有两件事可做：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别人的稿子我已经枪毙完了，现在只能写自己的稿子。在黑色的屏幕上，我垂头丧气地写道：“……她从书架上拿了一盒烟和一个烟灰缸回来。这个烟灰缸上立了一只可以活动的金属仙鹤。等到她取出一支烟时，我就把那只仙鹤扳倒，那下面果然是一只打火机。为老师点烟可以满足我的恋母情结。后来，她把那支烟倒转过来，放到我嘴里。当时我不会吸烟，也吸了起来，很快就把过滤嘴咬了下来，然后那支烟的后半部就在我嘴里解体了，烟丝和烟纸满嘴都是；它的前半截，连同燃烧着的烟头，摊到了我赤裸的胸口上。老师把烟的残骸收拾到烟灰缸里，哈哈地笑起来了，然后她和我并肩躺下。她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大；我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小；这张床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变成了一样古怪的东西。她钻到我的腋下，拍拍我的胸口说：来，抱一抱。我侧过身来抱住老师--这是此生第一次。在此之前，我谁都没抱过。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让我抱。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见我伸出桅杆似的胳臂去抱他，也会受到惊吓，嚎啕痛哭……后来，我问老师，被我抱住时害不害怕。她看看垂在肩上的胳臂--这个东西像大象的鼻子--摇摇头上的短发，说道：『不，我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是啊是啊。我虽然面目可憎，但并不可怕。我不过是个学生罢了。
六
今天上午，我室全体同仁--四男二女--都被毙掉了。如今世界上共有三种处决人的方法：电椅、瓦斯、行刑队。我喜欢最后一种方法，最好是用老式的滑膛枪来毙。行刑队穿着英国禁卫军的红色军服，第一排卧倒，第二排跪倒，第三排站立，枪声一响，浓烟弥漫。大粒的平头铅子弹带着火辣辣的疼痛，像飞翔的屎壳郎迎面而来，挨着的人纷纷倒地，如果能挨上一下，那该是多么惬意啊--但我没有挨上。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这么大的个子，枪毙太糟蹋了。
随着下午来临，天色变得阴暗起来。夜幕就如一层清凉的露水，降临在埃及的沙漠里。此时我被从墙上解了下来，在林立的长矛中，走向沙漠中央的行刑地，走向十字架。克利奥佩屈拉坐在金色的轿子里，端庄而且傲慢。夜幕中的十字架远看时和高大的仙人掌相仿……无数的乌鸦在附近盘旋着。我侧着头看那些乌鸦，担心它们不等我断气就会把我的眼睛啄出来。克利奥佩屈拉把手放在我肩头--那些春蚕似的手指给被晒得红肿的皮肤带来了一道道的剧痛--柔声说道：你放心。我不让它们吃你。我不相信她的话，抬头看着暮色中那两块交叉着的木头，从牙缝里吸着气说道：没关系，让它们吃吧。对不相信的事情说不在意：这就是我保全体面的方法。到底乌鸦会不会吃我，等被钉上去就知道了。克利奥佩屈拉惊奇地挑起了眉毛，先吸了一口气，然后才说：原来你会说话！
将近下班时，公司总编室正式通知我说，埃及沙漠里的故事脱离了生活，不准再写了。打电话的人还抱怨我道：瞎写了些什么--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怎么一点分寸都不懂呢。居然挨上了总编的枪子儿，我真是喜出望外。总编说话带着囔囔的鼻音，他的话就像一只飞翔的屎壳郎。他还说：新版《师生恋》的进度要加快，下个月出集子要收。我没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加快的。至于恐龙的故事，人家没提。看来“克”没把它报上去，但我的要求也不能太高。接到这个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被枪毙了--我决定发一会呆。假如有人来找我的岔子，我就说：我都被枪毙了，还不准发呆吗？提到自己被枪毙，就如人前显贵。请不要以为，我在公司里待了十几年就没资格挨枪毙了。我一发呆，全室的人都发起呆来，双手捧头面对单色电脑；李清照生前，大概就是这样面对一面镜子。宋代的镜子质量不高，里面的人影面部臃肿，颜色灰暗--人走进这样的镜子，就是为了在里面发愣。今天，我们都是李清照。这种结果可算是皆大欢喜。忽听屋角哗啦一声响，有人拉开椅子朝我走来。原来还有一个人不是李清照……
我有一位女同事，不分季节，总穿棕色的长袖套装。她肤色较深，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长着有雀斑的圆鼻子和一双大眼睛，像一个卡通里的啮齿动物。现在她朝我走来了。她长得相当好看，但这不是我注意的事。我总是注意到她长得人高马大，体重比一般人为重，又穿着高跟鞋。我从来不枪毙她的稿子，她也从来不踩我--大家相敬如宾。实际上，本室有四男三女，我总把她数漏掉。但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还是要把脚伸出来：踩不踩是她的权利，我总得给她这种机会。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把脚放在可以踩到的地方，但心里忐忑不安。假设有一只猪，出于某种古怪的动机蹲在公路边上，把尾巴伸在路面上让过往的汽车去轧，那么听到汽车响时，必然要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尾巴，并且安慰自己说：司机会看到它，他不会轧我的……谁知“咯”的一声，我被她踩了一脚，疼痛直接印到了脑子里，与之俱来的，还有失落感--我从旁走过时，“克”都伸出脚来，但我从来不踩；像我这样的身胚踩上一脚，她就要去打石膏啦……这就是说，人家让你踩，你也可以不踩嘛。我禁不住哼了一声。因为这声呻吟，棕色的女同事停了下来，先问踩疼了没有，然后就说：晚上她要和我谈一件事。身为头头，不能拒绝和属下谈话，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虽然要到晚上谈，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头疼了。
“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抱着她，感到一阵冲动，就把她紧紧地搂住，想要侵犯她的身体；这个身体像一片白色的朦胧，朦胧中生机勃发……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说道：讨厌！你放开！我放开了她，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朝上伸着--一伸就伸到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上。这个暖气片冬天时冷时热，冷的时候温度宜人，热的时候能把馒头烤焦，冬天老师就在上面烤馒头；中午放上，晚上回来时，顶上烤得焦黄，与同和居的烤馒头很相像--同和居是家饭馆，冬天生了一些煤球炉子，上面放着铜制的水壶，还有用筷子穿成串的白面馒头。其实，那家饭店里有暖气，但他们故意要烧煤球炉子--有一回我的手腕被暖气烤出了一串大泡，老师给我涂了些绿药膏，还说了我一顿，但这是冬天的事。夏天发生的事是，我这样躺着，沉入了静默，想着自己很讨厌；而老师爬到我身上来，和我做爱。我伸直了身体，把它伸向老师。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点不快--老师说了我。我的记恨心很重。”
我知道自己内心不快时是什么样子：那张长长的大脸上满是铅灰色的愁容。如果能避免不快，我尽量避免，所以这段细节我也不想写到。但是今天下午没有这个限制：我已经开始不快了……
“她拍拍我的脸说：怎么，生气了？我慢慢地答道：生气干什么？我是太重了，一百一十五公斤。她说：和你太重没有关系--一会儿和你说。但是一会儿以后，她也没和我说什么。后来发现，不管做不做爱，她都喜欢跨在我身上，还喜欢拿支圆珠笔在我胸口乱写：写的是繁体字，而且是竖着写，经常把我胸前写得像北京公共汽车的站牌。她还说，我的身体是个躺着很舒服的地方，当然，这是指我的肚子。肚子里盛着些柔软的脏器：大肠、小肠，所以就很柔软，而且冬暖夏凉，像个水床。胸部则不同，它有很多坚硬的肋骨，硌人。里面盛着两片很大的肺，一吸一呼发出噪声。我的胸腔里还有颗很大的心，咚咚地跳着，很吵人。这地方爱出汗，也不冬暖夏凉--说实在的，我也不希望老师睡在这个地方。胸口趴上个人，一会儿还不要紧，久了就会透不过气来。如你所知，从小到大，我是公认的天才人物。躺在老师身下时，我觉得自己总能想出办法，让老师不要把我当成一枚鸡蛋来孵着。但我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不但如此，我连动都不能动。只要我稍动一下，她就说：别动……别动。舒服。”我和老师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每回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在她的重压之下睡着了。要是在“棕色的”女同事身下我就睡不着。她太沉了。
七
随着夜幕降临，下班的时刻来临了--这原本是惊心动魄的时刻。在一片寂静中，“克”一脚踹开了我们的门。她已经化好了妆，换上了夜礼服，把黑色的风衣搭在手臂上，朝我大喝一声道：走，陪我去吃晚饭--看到我愁容满面地趴在办公桌上，她又补了一句：不准说胃疼！似乎我只能跟她到俱乐部里去，坐在餐桌前，手里拿着一把叉子，扎着盘子里的冷芦笋。与此同时，她盘问我，为什么我的稿子里会有克利奥佩屈拉--这故事的生活依据是什么。有个打缠头的印度侍者不时地来添上些又冷又酸的葡萄酒，好像嫌我胃壁还没有出血。等到这顿饭吃完，芦笋都变成酱了。我的胃病就是这样落下的。但你不要以为，因为她是头头我就愿意受这种折磨。真正的原因是：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
其实，晚饭我自会安排。我会把我室那朵最美丽的花绑架到小铺里去吃饸饹面。就像我怕冷芦笋，她也怕这种面，说这种面条像蛔虫。那家小铺里还卖另一种东西，就是卤煮火烧--但她宁死都不吃肥肉和下水。我吃面时，她侧坐在白木板凳上，抽着绿色的摩尔烟，尽量不往我这边看。但她必须回答我的逼问：在她稿子里那些被我用红笔勾掉的段落中，为什么会有个身高两米一零的男恶棍--这个高度的生活依据何在，是不是全世界的男人都身高两米一零。整个小饭铺弥漫着下水味、泔水味儿，还有民工身上的馊味。她抱怨说，回家马上就要洗头，要不然头发带有抹布味--但你不要以为我是头头她就愿意受这种折磨。真正的原因是：我是个身长两米多的男人。
不管身长多少，魅力如何，人的忍耐终归是有限。等到胃疼难忍，摩尔烟抽完，我们已经忍无可忍，挑起眉毛来厉声问道：你到底要干什么？让我陪你上床吗？听到这句问话，我们马上变得容光焕发，说我没这个意思，还温和地劝告说：不要把工作关系庸俗化……其实谁也不想让谁陪着上床，因为谁都不想把工作关系庸俗化--我们不过是寻点乐子罢了。但是，假如没有工作关系，“克”肯定要和我上床，我肯定要和那朵美丽的花上床。工作关系是正常性关系的阻断剂，使它好像是种不正常的性关系。
今天晚上我没有跟“克”去吃饭，我只是把头往棕色的女同事那边一扭，说道：我不能去--晚上有事情。“克”看看我，再看看“棕色的”，终于无话可说，把门一摔，就离去了。然后，我继续趴着，把下巴支在桌面上，看着别人从我面前走过。最美丽的花朵最先走过，她穿着黑色的皮衣，大腿上带着坐出的红色压痕，触目惊心--我已经说过我不走，有事情，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先走了。这句话就如一道释放令。他们就这样不受惩罚地逃掉了。
“棕色的”要找我谈话，我猜她不是要谈工资，就是要谈房子。如你所知，我们是作家，是文化工作者，谈这种低俗事情总是有点羞涩，要避开别人。这种事总要等她先开口，她不开口我就只能等着。与此同时，我的同事带着欢声笑语，已经到了停车场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但又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