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桃也不喜欢学校。
小桃报名上学的时候比别人晚了几天，她辖区的小学已经超员，她就给稀里糊涂地划到了离家略有几步路的另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校舍大些，有一个刚刚平过的操场。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修缮过的，上了一层油亮的清漆，连黑板也重新涂过了黑。站在玻璃窗外往里一看，很有几分气派。对刚到城里没多久、几乎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孙小桃来说，这大概就是她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学校模样。
可是当她在最后一排靠里的那个固定位置坐下之后，她才渐渐发现了课桌上那层新漆没能遮住的虫眼和裂纹。
她的班级里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人数很少，确切地说只有两个，是一姐一弟。姐姐叫坚持，弟弟叫抗战，两人相差一岁。姐姐晚了一年上学，就和弟弟安排在了同一个班级。他们是当时南下干部为数极少的从老家带出来的子女。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他们的群体会像面团一样地发酵，因为他们的父亲将和在江南再娶的娇妻，雨后春笋般地生下众多南北合璧的弟妹。
坚持和抗战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面黄肌瘦，江南的和风细雨还没来得及抹平战乱和饥饿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疤痕。城市终将慢慢地抹去这些印记，可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却已经开始在改造着城市，悄悄地，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晓的方式。
因为他们的缘故，老师上课开始使用普通话。老师的普通话很蹩脚，舌头拐不了弯，像根硬木棍子横冲直撞，在老师的嘴巴和学生的耳朵里划下血淋淋的伤。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意识到，这所学校普通话授课的历史，是在坚持和抗战手里正式翻开了第一个篇章的。
他们从不穿城市孩子穿的衬衫和裙子，一年四季他们只穿军绿和灰蓝的衣裳，冬棉夏单，都是从他们父亲脱下来的旧军装改造过来的。在十几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们的这身装束，将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那是后话。
他们并不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一般，一直在及格和良好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徘徊不前，可是他们并不在意，就像他们对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从不吵闹，却也不专注，眼神远远地飘在一个谁也不清楚的地方。后来学校里请了他们的父亲来讲南下工作团跟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大家才知道：当这里的孩子还赖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却趴在母亲的背上参加了支前担架队。当这里的孩子刚脱下开裆裤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已经是儿童团员，在大人忙不过来的缝隙中守护着土改成果。大家突然就明白了他们看人时眼神里的含意，那是怜悯——是海见到了溪、山面对丘时的怜悯。
他们很少主动和同学搭讪。他们用不着。他们像一座岛屿静静地耸立在这个五十六个人的班级中，总有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自己像浪花般簇拥拍打在他们的礁石上。一年级一开课，班主任就对全班同学说：“坚持和抗战同学的家长在为全城人民奔忙，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大家都要多多关心他们。”于是，每隔一两周，班主任就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宿舍里，给他们洗头发剪指甲。逢年过节，就有人带来粽子年糕，塞到他们课桌的抽屉里。新学期发新课本，也会有人替他们代领，拿回家包上结实的封皮第二天再送还给他们——是那种四个角都加固了的包法。他们接受着众人的好，却从不感激涕零，他们很小就懂得了有一种力量叫不卑不亢。
小桃班级里的另一个群体人数更少，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的周围，却也聚集了一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赵梦痕——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境。她家拥有江南最大的绸缎庄，温州城里婚丧寿诞四样大事上，很少有不用她家布料的。她父亲把生意一路做到了南洋，而且从不跟政府为难。温州解放的时候，她父亲是最早把五星红旗插到浙南纵队进城的路上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刚一打响，她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飞机大炮的认购单上。国庆和春节，她父亲总是以爱国资本家的身份，戴着红花坐在市委地委的领导人身旁。她父亲挥洒自如健步如飞地行走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短暂宁静里，可是无论他走得怎么快，新时代的潮流终究要追上他。当他不无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样报纸上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叫公私合营的大浪头，很快会舔上他的脚跟，先是湿了他的衣裳，最终把他彻底吞没。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更不知道。赵梦痕活在一个巨大的肥皂泡里，从那里看出去天只是变了点小颜色，她依旧还可以夜夜笙歌到黎明。和坚持抗战一样，她的功课并不出色，倒不是因为愚笨，她只是不肯上心。对她来说，每天上学的目的不过是显摆一下身上的新衣。她家虽然是做绸缎生意的，她的衣着行头，却都是从上海采购过来的洋货；脚上皮鞋一天一个样式，颜色很少雷同。她的可爱，不仅在于小城人罕见的时髦，也在于小城人罕见的大方。若有人称赞她发卡的样式，她会毫不吝啬地摘下来，塞到别人手里。夏天天热，看见家境贫寒的同学盯着沿街叫卖的冰棍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打最贵的奶油红豆冰棍请客。她甚至记不得请的是谁，因为她压根儿没有想得到感激。
在课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总有女生围着她探讨蝴蝶结的不同扎法。每天下课，她身后总跟着一群人，要到她家里听她父亲从南洋带来的八音盒、她母亲唱机里存的梅兰芳。在那个旧的审美观还没被彻底打碎、新的审美观还没来得及成形的混乱年代里，朴素是一种吸引，时新也是一种吸引，两种吸引拽着一群孩子时而东时而西地游移着，于是，南下干部子女和资本家的女儿，都在这个群体里找到了各自的追随者。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这个班级里的第三个群体——一个几乎囊括了所有剩下的孩子的群体。这所学校附近有一大片宿舍区，那里住的是几个大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的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所学校的主要生源。农民的革命已经结束，工人的时代即将来临，孩子们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将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尽管他们这个群体围绕着坚持抗战和赵梦痕分分合合，这些分合不过是漂在水面上的浮油。油迹轻轻一抹就散开了，底下的水才是切不碎的整体。
在这三个群体的边缘地带里，孤单单地坐着孙小桃。小桃刚进这所学校的时候暗自庆幸过，因为它离她的家有几步路，没有人会知道她住在哪里。她从来不去同学家里串门，怕的是别人也会上她家串门。每天放学，她都要在鼓楼洞里转个圈才回家——怕人跟上她。可是她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班主任按照她入学登记表上的地址找到了她家。那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家访，可是那天老师带来了她所属的学习小组的组长。第二天，全班都知道了孙小桃有一个开老虎灶卖擦屁股纸的妈。再后来，孙小桃的名字被渐渐淡忘，替代它的是“老虎灶西施”。到现在这个绰号已经跟随了她整整一年。她并不知道这个绰号像一根断在她肉里的刺，还将跟随她一生一世。很多年后，当她早已离开了这个小城，这根刺还会时不时地把她从噩梦中扎醒。
从那次家访之后，孙小桃就被这三个群体彻底地摒弃了。
孙小桃在入学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分一栏里填的是“城市贫民”，可是这个城市并不待见它的贫民。这个城市已经旗帜鲜明地划分出了它的领导阶级，而这个领导阶级也将很快划分出即将被它打倒的阶级。这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却在一桩事情上取得了少有的共识：他们都看不起开老虎灶卖草纸为生的女人以及她的女儿。
孙小桃在三个人的家里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五十六个人的班级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人山人海的城市里还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的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浮着，没有一个依托之处。
八岁的孙小桃感到了空前绝后的寂寞。
在整个温州城里，唯一能让她的心落到实处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鼓楼洞底下的画儿书（温州方言：连环画）摊。其实，这样的书摊全城到处都是，在谢池巷口就有一家，可是她不能去——怕被妈妈看见。
每天放学，拐个弯走进鼓楼洞，她就要在书摊前坐下。有钱的时候，她会掏出一百块钱，看两本书再回家。没钱的时候，她就看着那些画儿书的封皮发呆。看书的钱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她知道妈妈每天的进账都锁在楼上的小柜子里，钥匙只有一把，拴在妈妈内裤的裤腰上，睡觉也不摘下，她想都别想能拿到那把钥匙。可是她也知道妈妈每天都要在身边留些散钱，那是第二天老虎灶开张的找钱，还有去小菜场买菜的开销。妈妈把这些零钱随意放在外套口袋里，睡觉时把外套脱下来，往墙上的木钉上一挂了事。小桃和二姨婆睡一张床，妈妈睡在另一间屋里，可是妈妈的外套却挂在两间房中间的过道上。每隔几天，小桃都会强忍着不睡，等妈妈和二姨婆的鼾声响起，才假装小解蹑手蹑脚地起床，从妈妈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她不用点灯，她早已凭着手感知道了纸币的面值。不多不少，她每回只拿一百块——多了妈妈可能会发现。她从来不用这个钱买零嘴，她只是用它来借画儿书看。
书摊不大，书也不多，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本——画儿书的辉煌时代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来临。书在很多人手里走过，旧了，厚厚地卷着毛边，书页上沾满了指痕和鼻涕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那本永不过时的《三毛流浪记》。每一本她都来来回回地看过了许多遍，她只是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有时她把书摊在膝盖上，闭了眼睛仰着头，仿佛在想一件天大的心事。摊主见了忍不住问：“娃，你花了钱又不看，是为啥？”她笑笑，却不回答。其实她只是想把那些画刻在脑子里，深一些，再深一些。别人看画儿书是看故事，而她不是。故事只消看一遍就够了，画儿却不。画儿每看一遍，总会有新的发现。比如那头发丝的细节，那眼神里的韵味，那手势里的表情，那树叶尖上风的感觉，那裙子上流水般的皱纹……那些画面像一条一条的细线，一闭上眼睛就来牵她的心，心给牵得丝丝地痒，心就有了着落。
孙小桃在画的世界里找到了让她神魂颠倒的东西。
小桃拐进巷口，远远就看见妈妈站在门口等她。
每天放学回家，都是妈妈和二姨婆准备晚饭的时候。她们家的晚饭，比别人家里要略早半个小时，为的是避开打水的客人。妈妈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站在门口等过她。
她的心有点慌，步子就乱了。她低着头，想从妈妈身边绕过去。
“站，住。”妈妈说。妈妈的话就两个字。妈妈把这两个字掰开了，又没掰断，中间连着一根细细的铁丝，听起来就有一丝隐约的硬实。
她站下了，依旧低着头。
“我问你，这几天的作业，都做了吗？”
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开始寻找各样的答案。很快她就意识到没有必要，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
“做了，你都看见的。”她泰然自若地说。
“算术，也做了吗？”妈妈问。
“都，做了。”片刻的沉默之后，她说。她的回答里有一个明显的疙瘩，像是赶车的人碰到了一道高低不平的坎，吃饭的人咬着了一粒硌牙的沙子。
“我再问你一遍，算术作业，也做了吗？”妈妈抬起她的下颌，妈妈的目光严严实实地骑在她的目光上。
“做，做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只觉得眼前刮过一阵风。风太快，她想躲，却没来得及，风就扇在了她脸上。风很奇怪，不凉，反而是灼灼的烫，她的脸颊渐渐地麻了，像裹了一层厚厚的镗刀布。过了一会儿她才醒悟过来，那是巴掌——妈妈扇了她一巴掌。
她一下子怔住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惊讶。从小到大，她不是没挨过妈妈的打。妈妈用戒尺，用扫帚，用晒被子的藤条，用手里使用着的各样东西打过她——当然是气极了的时候，可是妈妈总是揪着她的胳膊打她的背抽她的屁股。妈妈从来没有扇过她耳光。脸是人的门面，小桃的门面被人刷的一下撕没了，没了门面的小桃突然就有了一种豁出去了的胆量。
小桃哇地喊了一声，摘下身上的书包狠命一扔，把墙砸出了一个浅坑。她不知道她喊得有多响，她隐隐觉得她的嗓子撕裂了，呼出的气里有一丝血腥。她不想哭，可是情绪只要咧开一个小口，便再也关不住，眼泪汹涌地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她原先只想哭那一巴掌的，不知怎么的，她却哭起了和那巴掌并不相干的事。她哭起了“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她哭起了她从没见过的父亲，她哭起了那张连课本也翻不开的桌子，她哭起了屋里那股永远也不会消散的木头腐烂味道，她哭起了那胆战心惊地偷来的一百块钱，她哭起了她在文具店里看了无数回却永远也买不起的水彩颜料……所有的不如意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没想到自己八年的日子里竟然有这么多可以哭的事，她只觉得眼泪和嗓子都不够使。
“皇天，我这是，什么命啊。”
妈妈咚的一声坐在门槛上，妈妈的身子一起一伏抽动得像抛进滚水的虾蛄——妈妈也在哭。
“唉，真是的，真是的。”二姨婆一声一声地叹着气，二姨婆想劝，却不知劝哪一个。二姨婆掏出手绢，想递给妈妈，也想递给小桃，最后却捂到了自己脸上。
“这是谁惹的谁啊？没看见天下雨啊，怎么屋里到处漏水？”一个男人提着两个空热水瓶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是供销员仇阿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