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中国耕地。土壤污染正变成健康危机。
从古至今，中国人习惯将大地比作母亲。现在，“母亲”病了。
早在2006年，环保部公布的数据就表明，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十分之一以上。
环保部公布的上述数据，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数字。众多研究土壤污染的学者，根据实地调研和研究，认为当前土壤污染数据肯定高于十多年前。
当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污染了？还没有权威答案。
2006年7月起，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土壤污染普查。六年过去，结果仍未公布。
土壤污染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当前中国，最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镉、砷、铬、铅等，此类污染半数以上由工业“三废”排放造成。由于土壤污染数据极不透明，即便是国内权威的土壤专家，也无法说清全面的情况。
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也迟迟无法启动。但是，中国真实的土壤污染数量，并不会因为普查结果不公布而有丝毫减少--在不透明和缺少法律、缺少应对措施的现状之下，还在迅速增加。
与水、空气污染公众可感可视根本不同，土壤污染从表面上难以看到。少有人知的是，这种隐藏在地下的问题，早已开始侵蚀民众的健康。虽然这种健康问题并不为当地政府认定其因果关系，但当地官方也没有证据排除这种因果关系，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
近日，财新记者分赴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贵州赫章，采访了三种类型的典型土壤污染，力图展现这些被污染的土地现状及其带来的健康威胁。
--甘肃省白银市东大沟的污灌污染。用污水灌溉数十年后，白银市数千亩土地上的百姓骨痛流行。科学家的实验证明，土地中的含镉量与日本“痛痛病”地区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更重。
--内蒙古包钢尾矿坝单体巨量污染。这是中国最大的尾矿库之一，单体污染使得6万多亩耕地无法耕种或产量严重下降，地下水污染更让数个村庄不具备生活条件，出现各种莫名的健康问题。数千人20余年来四处呼告。
--贵州省赫章县工矿企业污染。这里是中国有色金属著名产地，铅锌矿等企业密布。贵州省环科院研究表明，该县全部20余个乡镇的绝大多数土样污染严重。
污土上的生民之痛，至今未被官方直面，解决更无从谈起。种种现状显示，中国土壤污染问题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不能再拖，也无法再拖。
--编者
白银病人
40多年的污灌史，让白银市近3000亩土地严重污染，骨痛怪病多年来折磨着村民。
2012年12月中旬，严冬肃杀，笼罩着甘肃省白银市乡间。
收割过的玉米田，土地龟裂，秸秆茬子硬生生地挺着。
56岁的民勤村村民武宗禄和妻子正在晒玉米。院子里，房梁上，满是码齐的玉米棒子。这一年的丰收，并没给他带来太多喜悦，因为他得知，吃自家地里产出的玉米、小麦等一切粮食、蔬菜，都会加重对身体的伤害。告知他的人用了一个词：慢性自杀。这句话，来自正在村头进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人员。
2011年，备受关注的白银市东大沟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工程在民勤村启动，试图修复这个村因40多年使用工业污水灌溉而被重金属镉、铅、砷等严重污染的65亩农田。
武宗禄耕种了大半辈子的五六亩土地，虽然不在65亩之列，但使用的灌溉水是一样的。从小到大，武宗禄一直吃着家中被污染土地里长出的玉米、小麦、土豆、白菜等。
20年前，武宗禄就开始感到骨痛。起先疼痛在膝盖部位，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大腿骨，再后来就延伸到腰背。妻子情况更糟糕，手掌无力，伸张困难。
财新记者发现，民勤村50岁以上村民中，这种疼痛较为普遍。疼痛也不只发生在民勤村，约3000亩的东大沟污灌区涉及的十余个村庄，都有类似现象。
他们的疼痛是一种病吗？为什么疼痛？迄今为止，没有医院或疾病控制部门给出标准的答案。少数到实地作过研究的疾病控制部门，至今并未公开结果。
当地医院只将这种痛作为一种个体的病来诊断，要么是“骨质疏松”，要么是“骨质增生”。
实际上，武宗禄等村民身上出现的莫名疼痛，凡土壤研究学者均怀疑与当地土壤严重污染有关。
上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上游铅锌厂流出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流、土壤，并传导至稻米、鱼虾，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经过数十年积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百人被诊断为慢性镉中毒。由于患者全身出现神经痛、骨痛，行动困难，大呼疼痛，这种病也被命名为“痛痛病”。
财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的污染路径，与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极为相似。这是一条完整的污染链条：工厂排放的废水通过浇灌污染农田，重金属在土壤中富集并通过植物根系进入作物的根、茎、叶和果实，最终又通过粮食和蔬菜进入人体。重金属在人体中经过几十年富集后，威胁健康。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尚琪，跟踪研究部分地区土壤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已有20余年，他向财新记者否认中国出现了“痛痛病”。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些地区土壤污染程度、粮食污染程度可能达到日本神通川地区的水平，受害者之所以未达到“痛痛病”程度，原因是比之日本当年，受害者生活水平提高，饮食更多样且均衡。他并不否认长年食用受污染粮食、蔬菜者出现部分健康问题。他也承认，这方面研究还不足。
白银市东大沟污灌区，只是全国至少3250万亩受污灌污染耕地的一个缩影。据全国污水灌区农业环境质量普查协作组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国86％的污灌区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重金属污染面积占到了污灌总面积的65％，其中以汞和镉污染最为严重。
时至今日，不仅尚无对白银东大沟污灌区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开研究报告面世，全国范围内的污灌区重金属暴露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也无法估量。
武宗禄们的疼痛，无人诊断，难以命名，少人知晓。
民勤村怪病
财新记者发现，无名疼痛如同无名瘟疫，民勤村中中年男女很少有人幸免。
村民对病痛的描述一致：疼痛不分季节，不分时间。主要在腿脚和腰背骨头，关节也会发病，严重者全身疼痛。
疼痛自二三十年前在村民中发生，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疼痛发作时，往往疼痛难忍，关节感到冰寒。当刺骨疼痛阵阵袭来，即便是最强壮的中年男子也不得不服用止痛片。
虽然病痛并不寻常，但因缺乏合理解释，村民无法命名，只好将之统称为“怪病”。去过医院的村民，引述医生诊断，将病痛归因于“骨质增生”或因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大部分受病痛折磨的村民受限于经济条件，并未看病。村中老人纷纷强调，这种疼痛与庄稼人操劳导致的疼痛并不相同。
若将民勤村民的病症与日本富山县“痛痛病”相比照，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民勤村的村民显然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他们大多也没有听说过重金属镉。至于村边东大沟污水中流淌着的其他重金属和复杂化合物，他们更少了解。
村民都知道上游工厂排放的污水很“脏”，由于缺少检验设备，村民多年来不得不用嘴尝验污水，以判断污水浓度和酸碱度是否可以用于浇灌庄稼。
财新记者沿东大沟走访了沿岸的郝家川、沙坡岗、崖渠水、观音崖、民勤、双台诸村，每个村的多数受访村民都说村中存在骨痛怪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民勤村相距仅几公里的民乐村黄灌区，因为一直使用黄河水灌溉，村民并不患有这种骨痛怪病。
漫长污灌史
东大沟又名沙河，是白银最大的排污沟，也是沿岸近3000亩耕地的灌溉水源。
摊开白银地图，东大沟和西大沟由北向南从城区东西两侧穿过。东、西大沟从白银城区出发，经过工厂和村庄，最终汇入呈“S”形环绕白银的黄河。两条大沟的首要作用，是排放城区和市郊工矿企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
与玉门、金昌等建国初年兴起的工业城市一样，白银市因矿而生。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对白银地区的铜、铅、锌、黄金等有色金属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大批外省移民进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开拓出一片矿区。自1958年建市以来，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后改制为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银公司）为首的20余家大型重金属采选、冶炼、加工厂落户白银。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东、西大沟开始成为白银工业废水的排污沟，沿岸居民村民不得不用污水灌溉。199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白银市的污水灌溉中，68%为工业废水，32%为生活废水。到2000年，工业废水上升到74%，生活废水占26%。
无法统计有多少污水流入数千亩土地。但这样两个图景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被抛弃的矿渣已使郊区两座在全国已属最大型的巨型尾矿坝不堪重负，险象环生；整个白银市，原本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基本被掏空，2008年，白银市被评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市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东、西大沟污灌问题。随后的“引黄提灌”水利工程，至今已为两条排污沟沿岸村民供给十余年灌溉用水。
污灌至今仍未完全从东大沟消失。村民反映，使用黄河提灌水每亩每年要增加300元左右的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由于黄河水位不稳定，位于东大沟中上游地区的村庄，并不能稳定使用提灌水。在无水可用时，东大沟污水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即便改灌较为干净的黄河水，40多年污灌史早使这片土地被深重污染。覆水难收，覆“污”更难收。
哭泣的土地
白银市东郊的郝家川村村外，大片土地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碱花，没有近期耕种过的痕迹，鲜有野草。这片土地因污染已弃耕近20年。
在沙坡岗村和崖渠水村，也有相同的情景。村民向财新记者证实，两村至有近千亩土地被弃耕。一些弃耕地被当地政府编入“退耕还林”计划，零零星星地长着一些白杨树，更多的土地被生命力顽强的蓬草占据。
北方冬日下，这些村庄被远近的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笼罩，一片灰霾。
近20年，学者对东大沟污灌区进行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和作物籽粒重金属含量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不仅土壤中的镉、汞、砷等重金属含量不同程度超过国家土壤二级标准，污灌区生产的春小麦、玉米籽粒的重金属含量亦超标严重。后者不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更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粮食署推荐的安全限制相距甚远。
一些研究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东大沟地区的土壤镉含量已超过日本“痛痛病”病发地的含量。
1998年，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南仁忠等人曾对白银市的土壤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东大沟污灌区土壤中的多项重金属含量远远高出黄（河）灌区，除铅和锌含量在土壤国家二级标准值范围内，镉和铜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根据国家土壤标准，二级标准是耕地的最低标准。
在此次抽样调查中，东大沟污灌区土壤中的镉含量的算术平均值达到10.36毫克/千克，最小值达到2.76毫克/千克，最大值更是高达19.32毫克/千克。这意味着，对照更低的国家三级土壤标准，镉含量平均值仍超标10余倍；对照“痛痛病”发源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土壤的平均浓度2.27毫克/千克，则超出近3.6倍。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王国利等学者2006年2月在论文中公布的数据则更为惊人。
抽样结果显示，东大沟污灌区民勤村和沙坡岗土壤中的镉含量高达34.84毫克/千克和30毫克/千克，沿岸其他村落的土壤镉含量也严重超标。
虽然植物根系对重金属有相当程度的阻隔作用，但当重金属含量高于植物所能承受范围，重金属仍会进入植物的根、茎、叶、花、果。
西北矿冶研究院环境资源研究所雷思维等人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东大沟污灌区春小麦籽粒中的镉平均含量最高达到7.4毫克/千克，且春小麦对镉的积累显著高于土壤中镉含量，富集能力强。铜、砷、铅、汞亦在籽粒中检出。
南忠仁等也对东大沟污灌区春小麦和玉米籽粒中的重金属含量作出分析。这份发表于2002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东大沟污灌区小麦籽粒中的镉含量平均值达0.61毫克/千克，是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3倍；铅含量平均值为1.29毫克/千克，是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1.3倍。玉米籽粒中的镉和铅含量，也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6倍和2倍。
斯土斯民
迄今为止，尚无机构对东大沟污灌区居民暴露于重金属污染下的健康风险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估，也没有学者或医疗工作者敢断言村民怪病确实与土壤重金属污染有关。
不过，有零星的报告透露出白银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