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早春二月，我下决心挣脱办公室的琐事，用了一个星期的休假日，完成了拖延已久的《世纪大拍卖》（Sale of the Century：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econd Russian Revolation）一书中译稿的校订工作。伏案之余，也常为电视里和网站上报道的一些故事所吸引。
2月12日，《焦点访谈》：“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山东一家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在他们管理的这家企业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同时经营着国家的企业和自己的企业，做着相同的业务，国家的企业一片破败，私人的企业热火朝天。“一手管两家，左手的钱是国家的，右手的钱是自个儿的，左手跟右手做生意，左手稍微露点缝，钱就全到了右手”，中央电视台的声音显得颇有些无可奈何。
2月16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东方大学城黑幕”。“一方是手拿判决书却几年无法领到工程款、血汗钱的建筑商和民工，另一方是拥有11000多亩土地，开着高级越野车来去自如的大学城开发商；一种景象是东方大学城高尔夫球场球客云集，而另一种景象是讨债的民工、建筑商几乎挤破了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清欠办的门口”。面对电视镜头，趾高气昂的债务人痛斥那个讨债几年没有结果而深陷绝境、曾吞下安眠药企图自杀的农民包工头是在做秀。
2月17日，新浪新闻：美国《国家利益》网上周刊在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充满仰慕，普京要建“中国式”的俄罗斯。
2月20日，新浪新闻转载某报记者采访专家的访谈。记者问：“中俄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从微观上讲中俄企业的转制有何异同”？专家答：“由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而，目标和结果就明显不同”。
“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这的确是一种广泛的共识。记得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就喜欢引用中俄两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曲线。那是一对X形的曲线：中国的GDP一路高速增长，俄罗斯则一路下滑。中国的读者和听众很容易读出其中的信息：中国蒸蒸日上，俄罗斯一塌糊涂，“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几年前，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斯蒂格利茨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他那一番中俄比较把在场的年轻的中国听众说得心花怒放，不断博得如雷般的掌声。
中俄的“不同”是惊人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确史无前例，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边校订《世纪大拍卖》的译稿，一边体味着电视里和网站上的中国故事，我还是感到困惑：尽管有如此惊人的不同，但相同之处似乎也同样惊人。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我们真能很放心地说，中国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比如山东的那家国企，很容易地让我想起本书第四章中的那位“红色经理”杜杰尔尼①：
他是私有化的如此积极热心的支持者，他的工厂成为诺沃斯别斯克地区第一家被出售的企业。在那些身处莫斯科的青年改革家眼中，这样的行动使得杜杰尔尼成为不可多得的改革派，一个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管理的企业转到私人手中的苏联经理。“杜杰尔尼想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廉价地把国家财产买下来，”杜杰尔尼当时的经济顾问菇莫洛娃说。
问题只有一个。杜杰尔尼决意要尽快地把他的企业买下来，决意要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以致于他不想让任何法律挡他的路。他系统地将企业的资产价值低估以便利其购买，并操纵了一起“投资投标”，通过这个过程，他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一家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
连杜尔杰尼也只是把他的企业出售给了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而且还得费力气操纵一个“投资招标”，山东那家国企的经理们好像没有费他那么多周折，他们干脆把国企股份卖给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司。而且，这显然得到了代表全国人民保护国有资产的当地有关当局的首肯。电视台采访前不久，上级还不辞辛劳地发了红头文件，不让那个私人企业的一把手继续当国企一把手，而是任命其二把手来当国企的一把手。
事实上，这本书里面的很多故事，都会让人联想起上大学时学会的那句伟人名言：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人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故事与俄罗斯的故事终究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纠缠于外在表象而是深入到一些实质性的特征，就很容易发现相似之处。而且，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才最令人忧心。
①本文中的引文除注明的以外，均出自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比较译丛”（钱颖一主编）中的《世纪大拍卖》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