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生于西晋末年，主要活动于东晋年间。两晋与之前的三国及之后的南北朝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共同的特征。研究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应该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包含了许多王朝，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之后的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当然也必须加上北方前后建立的五胡十六国、北魏及分裂之后建立的东魏、西魏，及再之后的北齐、北周，这还不包括期间建立的一些小国，林林总总三四十个王朝，但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却通常把它们归入一个时代进行整体研究。当然，近年来三国是热门题材，一些研究者把三国单独进行研究和论述，但终不是主流。
把三国两晋南北朝放在一起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共同孕育在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更是因为这些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气脉相连、难以分隔，由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和属性。研究一个王朝，实在难以不与其前后及同时代的王朝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历史全貌来观察，会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一部由乱到治、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文明形式的不断发展。西周、汉、唐、宋以及之后的明、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由萌芽到长大，再到强盛、完全成熟的过程。而此之间出现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所谓的“乱世”。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它承接两汉、开启隋唐。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两汉，我想是“强”，用一个字形容隋唐，我想是“盛”。两汉的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一方面均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像春天的种子，它要发芽长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成长中的焦虑、莽撞和粗犷。而隋唐是不同的，它如盛夏的大自然，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尽显华美和灿烂。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哪些变化，让这两个时代如此不同？我们在关注和赞美两个伟大时代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研究中间的这个“乱世”？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启迪啊！
就本书主题来看，从书法角度讲，汉以隶书为代表，唐则书法全面发展，特别是唐楷基本达到了中国书法的最后圆满和辉煌。隶书代表了书法的“古”，唐楷代表了书法的“今”。从自然到规范、从古朴到惊艳、从天真率性到法度形成，从质拙雄浑到尽善尽美，中间难以绕开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期间的许多天才人物不断涌现，将中国书法带到了最高峰，灵性毕现，直指人心，穷尽奥妙，畅达天地。特别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足足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他们留下的作品，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标识。其实不只书法，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事件、社会制度、科学文化、人物传奇，对后世影响之大并不逊于汉、唐，或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想，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黎明前的萌动，盛世前略显慌乱的忙碌，无数的生命和活力在此刻涌动、融汇、交集，只等待一个时机迎接“大时代”的到来。
那么，让我们首先走近这个特殊的时代。
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起讫时间，时间下限基本有所定论，即结束于公元589年，也就是隋朝灭陈，实现中国统一的年份。但对于开始于何时，历来争论颇多，有人认为应当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算起，也有人认为应当始于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时年，即 196年。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周一良及田余庆等，均认为应当是196年，即汉献帝建安元年算起，理由是这一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名存实亡。翦伯赞形象地比喻，曹操在这个时候已经“把皇礼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因诸位先生不仅学术上高山仰止，其分析也合情合理，足以明辨视听，所以目前已为学界共识。从公元196年算起，到公元589年结束，共有393年，这个时间比两汉的四百年稍短，但比唐（共289年）、宋（南北宋共319年）、明（共276年）、清（包括“后金”也才295年）均要长许多。
这39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乱世”。其间，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70多年，平均5年多才会有一年的太平。而在人们直观印象最乱的时代——战国，在254年中打了185仗，平均每3年多就会停下来喘息一下。而这又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发生了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619次。期间王朝更迭频繁，皇帝成为最高危的“职业”，被史料记载并可考的皇帝近90位，其他不被后世正史承认或记载的帝王足有上百人之多，而能善终者寥寥无几。现代人所羡慕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如颈上悬刀，被杀或灭门者不计其数。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进行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移民迁徙，甚至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变动，都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引起的。鸡与蛋谁前谁后的问题之后我们再讨论，但由此可见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影响。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乱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创造了足令后世惊叹的辉煌。中华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融合的方式不是通过本体民族发动的战争和民族压迫，而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杰出领袖的带领下主动地、自发地向汉文化靠近；官僚机制不断探索完善，封建王朝管理方式得到不断尝试和总结，为隋唐国家机器的构建提供了有力保证；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结构完整、概念明确、文字精练的法典，其精神及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儒、道、释三家不断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继春秋战国后进入第二个大发展期，并初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根梗；科学技术并未因战乱而停滞，相反在农业、天文、医药、数学等方面成果斐然；文学迎来大发展，以“三曹”为首的“建安风骨”和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座高峰；书法绘画、雕塑造像，更是几乎达到巅峰水平；期间产生了如“竹林七贤”“清谈误国”“狡兔三窟”等后世耳熟能详、令人回味的成语和故事，让人突然会觉得这段历史如此真实和生动。
下面，我们慢慢揭开它的历史大幕。
第一节 历史回顾
一、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地方势力日熏，社会矛盾突出。东汉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刘辩继位为少帝。屠户出身并在当时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在与宦官争夺权力中，联络了当年控制京师的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曹操时为其中的典军校尉），杀死八校尉统领蹇硕，并密谋尽杀宦官，为壮大势力，召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入洛阳。后何进被宦官死杀。而袁绍尽死宦官后，董卓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独揽朝政。不仅如此，他废黜灵帝，另立刘协为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强烈反对，酿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大规模内战局面。
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号召各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并推立袁绍为盟主。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不久也分崩离析，初平三年（192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经过激烈的混战后，到建安元年（196年）时，全国形成了许多割据势力和区域，主要有：袁绍占据青、并、冀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两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郡部分；士燮占据交州；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占据汉中地区。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属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阳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并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初平三年（192年），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人，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后来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此时，他表现出与当时群雄不同的战略眼光和野心。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同时屯田积谷，以蓄军资；不限门第，开门纳士。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兵北上，打败了侵袭北方的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之前依附于荆州的刘备南逃。江东孙策之弟、此时的东吴之主孙权，已看清曹操攻打荆州而实志在东吴的图谋，派鲁肃与刘备会晤，并与受刘备之命的诸葛亮，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谈定结盟之约。在之后的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也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自此也暂时形成了南北相持的局面。
北归的曹操，集中精力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展到整个北方。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按照与诸葛亮隆中对时定下战略，率军入川，占据了原属刘璋的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取汉中。正当刘备实力不断壮大之际，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派军袭杀正由荆州向曹军发起进攻的刘备大将关羽，占领荆州，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年）一月，曹**；十月，其子曹丕称帝，国号魏，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次年（221年），刘备称帝，定都CD，国号汉，世称蜀，建元章武。孙权一度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但229年，孙权也称帝，定都建业（今南京），国号吴。同时，蜀、吴恢复结盟，共抗曹魏。之后，南北之间虽然仍常有战事，但总的来说，力量大体平衡，三足鼎立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三国建立后，政治均较为开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国力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科技文化发展也比较迅速。
三国时期，魏蜀吴出于增强军事实力考虑，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加大开疆拓土力度。魏国实行了屯田、租调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恢复速度较快，水利、冶铁、交通、商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源于东汉的北方大族得到发展和加强，“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强化了北方士族地位，这些士族在之后的西东晋、五胡十六国、北魏，甚至到隋唐依然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源远流长，不可绝断。特别是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在曹魏时代屡立军功。景初二年（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正始十年（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得以独揽朝政，之后通过镇压毋丘俭和诸葛诞反抗，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此时，出现了原属曹魏一派的、以阮籍和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等名士，开始由儒入玄，对司马氏进行了消极反抗，之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陆续归服于司马氏，但他们开创的“魏晋名士”风度和玄学之风却几乎影响了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甚至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时的蜀、吴两国，一个向西南扩展、一个向东南进发，从中国历史上看，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融合、开拓东南农业经济均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族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均设有屯田区，会稽郡农业生产尤其发达。历代修建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累年征战，孙吴又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从而形成了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顾、陆、朱、张这样世居高位的大族。在之后的东晋及南朝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蜀、吴后期，国势均日趋衰落。
公元263年，司马氏帅魏军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两年后（265年）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史称西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攻占建业，吴帝投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司马氏以晋代魏，虽然为历代史家文人诟病，但客观上讲，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流离的人民得以安定，动荡的社会得以喘息，至于谁家称帝于百姓何干？
二、西晋的短暂统一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平吴，统一南北，全国共有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经过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已不足东汉末年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