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生成性
马克思曾经根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如前所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谐社会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社会主义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提出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他还曾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在这里，和谐社会不是指“人的依赖性社会”，也不是指“物的依赖性社会”，而是指“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同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全面消除了各种异化关系，消除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目标模式，和谐社会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但这并不表明和谐社会是预成的，生成性才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事实上，承认和谐社会是一种目标模式，就意味着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其生成性居于最关键的位置。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永无尽头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总是现实的运动和历史过程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人都在既有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下进行活动，同时又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着已有的生产力和外部世界，历史就这样在客观世界和人的活动的交互作用中沿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变化发展。”历史过程是受着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的，但历史又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历史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但历史本身并没有目的。“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历史中活动的是无数的个人，每个人从事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历史就是这无数互相冲突的活动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一致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地进行的，人们的活动是相互制约的。正是这种相互制约产生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即恩格斯所说的“总的合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方式，同样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它应是人们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实践的结果。
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性，就要坚持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地、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他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切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生产能力的发展，并由此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协调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代表、体现、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把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动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真正做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当然，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性，还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是社会历史发展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所有这些“力”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对和谐社会的生成产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和机理就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换句话说，研究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就是要把握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系统中各种“力”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及其对和谐社会生成的“贡献率”。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协调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综合发展、全面协调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却不是一个直线式的过程，而是一个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动力系统中的各个力之间需要协调；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就是同一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同时，就全社会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及其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也同样不平衡。这些不平衡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们可能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进程，因而就需要一个协调机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提供一个均衡器。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保障机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果只有前两项机制，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方向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机制就是要解决如何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如何将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成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之中去，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性的目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巨灾应变
——汶川大地震救灾重建的启示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世坤
[摘要]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直接、最严格、最有效的证明。本文集中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救灾重建辉煌成就之间的具体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保证了救灾重建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产生了万众一心的强大凝聚；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供了救灾重建重要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了救灾重建的正确行为规范。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巨灾应变汶川大地震
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短短两年时间，地震灾区就基本完成恢复重建工作，再现了勃勃生机。这个人间奇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直接、最严格、最有效的验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最生动、最鲜活、最有力的教材。“要统筹运用好这一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2010年6月李长春同志在川考察工作期间提出的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课题”。在灾区恢复重建任务基本完成和地震三周年纪念和建党九十周年到来之际，深入推进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救灾重建辉煌成就之间的具体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保证了救灾重建的正确方向
科学理论的指导力，可以从救灾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群众观、发展观的自觉实践得到充分印证。
1．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保证了救灾重建中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谐和共同繁荣
汶川地震灾区多是民族地区，凸显出了坚持正确的民族观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和领袖们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留下了大量经典论述。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明确指出，现代的平等是指：“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基础，我党历来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根本原则。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往往只是以抽象的平等来替代和界定民族平等，掩盖了民族不平等的实质。例如，美国宪法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部典型宪法，却没有民族平等的字样，甚至没有民族概念。
不同的民族观自然会导致对待民族地区救灾重建的不同态度，产生不同结果。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民族地区的灾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关切。灾后初期，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及时送达，民族地区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在恢复重建阶段，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分重视，总书记还亲自到阿坝铝厂等地视察；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得到充分保护，水磨羌城、水乡藏寨等一座座体现民族特色的建筑拔地而起；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切实维护，再现秀美山川。而即便贵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下的新奥尔良市却是另一番景象。该市人口近50万，其中2/3为黑人，28%处于贫困线以下。美国政府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灾害更加凸显出种族、阶级等美国一直存在的社会差别。一些美国学者也指出，是种族偏见影响了政府、企业和私人机构对黑人社区的救援，从而将自然灾害演变为人为的灾难；而且，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不公平的待遇也依然存在。这充分证明了正确民族观的极端重要性。
2．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保证了我国救灾重建中人民的主体地位
救灾重建的根本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还是为了政党、个人的利益算计，或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这凸显出了正确的群众观的极端重要性。
在西方文献中，“群众”一词往往是与盲从、暴力、非理性、无组织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几本当代相当有影响的著作如法国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等均是如此。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恩格斯在《普鲁士“危机”》中就曾尖锐地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因此，“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立场不同，人民群众在执政者心中的份量自然也就不同。两年多来，我国地震灾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响应中央号召，挺身而出，始终奋战在救灾重建第一线，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救灾重建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尊重了群众意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比如《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就经历了反复论证、数十次深入灾区实地调研的过程。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群众过渡住房安置问题，短短两年就基本完成灾区重建，这个速度是世界巨灾重建史上从未有过的。灾区群众自发送上了对党和政府的无限爱戴。“搞重建不忘共产党的恩情”，“要不是党和政府，地震后怎么会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等等，这些群众的心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最生动的诠释。而2003年法国发生造成多人死亡的酷暑，总统希拉克却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2005年美国的卡特琳娜飓风袭击中，小布什总统则是3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此时灾区已成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