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每逢寒假或者暑假来临，同学们都回家去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白天，我可以躲进图书馆里看书解闷；晚上，我只能面对着室内黑黝黝的屋顶，或是望着窗外遥远而深不可测的星空，这时，我就特别想念天地相隔再也无法见面的祖母，和不知现在何处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苦恼着我。我曾经多次询问过屡遭打击的姑母，她的确不知道。我也曾经询问过姨母，我隐约地感觉到，她是知道的，但是她不告诉我。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那时候，我刚从位于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到北京不久，姨母是北京某著名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她也刚从下放地回到北京的家中。一次见面时，我又执拗地向她询问我母亲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此时，我已人到中年，姨母已将近老年。她看我实在是锲而不舍，就好像是咽喉疼痛似地，很艰难地，轻声地告诉我说：
“台湾。”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台湾”是犯忌讳的地理名词。假如你跟这个地名联系上了，不慎又被恶人知道了，那么，你就可能被批判，被斗争，被剃成“阴阳头”，或者被怀疑为间谍、特务，现行反革命。
什么？我的母亲在那里？
她为什么住在那样一个无法通信，无法联络，大概再也无法见面的地方？
为什么我对亲人的刻骨铭心的思念，要跟那样一个敏感的、犯忌讳的地理名称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我听到这两个字时，无异于晴天听到了一声霹雳。当时我想：我此生，是再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了。
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惶恐，不禁脱口而出：
“她怎么会住在那里呢？”
姨母的咽喉疼痛症好像缓解了一点儿，她缓缓地说：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台湾本是中国的一个省啊。你妈是职业妇女，在台北上班。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是可以随便来去的。我和你姨父每年暑假都从北平去那边玩，1948年暑假还去了呢。第二年就去不成了，交通，一切，都断绝了。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联系，也就没有了音讯。虽然如此，我想，她如今还是住在那里。”
说完了这段话，她又郑重地嘱咐我说：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否则会有麻烦的。”
“我知道。”我无可奈何地说。
虽然无可奈何，我还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具体的地址门牌呢？”
“那已经忘了。就是还记得，也许已经搬家了。况且又无法通信。”
住在那样一个无法通信、无法见面的地方，怎么办？
那时候的广播电台里，还不可能出现“寻找亲人”的节目。
那时候的报纸上，也不可能开辟“寻找亲人”的专栏。
那么，跑到福建省的沿海地区，对着海峡的另一岸，大声地呼唤她吗？——也只能晚间躺在床上，无奈地如此胡思乱想。
我深知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严重性。姨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北平的中共地下党，是老革命，她“对组织忠诚”，在档案里把所有的亲属都填上了，也包括我母亲。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了这个“社会关系”，在“十年浩劫”期间，受到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二）
当时我真没有料到，1976年“文革”就会结束，1978年底之后，就开始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此后，两岸关系逐渐缓解，那个在过去是非常忌讳的地理名称，渐渐地，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敏感的，而是非常亲切的，经常被人们提起来的“宝岛”了。
后来，两岸之间，就可以通信、通电话了。
多亏几位好朋友的鼎力相助，几经努力，我终于掌握了母亲的通讯地址。
我很激动地发出了第一封信。这是我在脑子里不知打了多少回草稿，却始终没有可能寄出去的一封信。我恨不得把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之久的所有心里话，都告诉她老人家。
半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母亲大人的亲笔回信。这封信与我过去收到过的任何信件都不一样——它的信封的格式，是竖着写的，中间还画着一个长方形的框框。这种样式的信封，我在童年时常常看到，大人们写信，都用这样的信封。在中间那个长方形的框框里，写着我的乳名，那是只有我的家人才知道的名字，也是小时候，祖母经常呼唤的名字。我像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把这封信从楼下的信箱里捧回了自己的家中。
母亲的笔体娟秀，写的都是繁体字，她的记忆力真强，信中详细地跟我谈了许多家事，也倾诉了对我的思念之情。
在陆陆续续地书信往来了一段时间以后，母亲在一封信里如此写道：
“我们先在香港见见面吧，然后我们好好地谈谈。只有我们俩个人，让我们好好地弥补弥补已经失落了的时光吧。”“给我打电话来，以便约定见面的时间。”
收到此信的当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西单西边北京长途电话局的大门。（当时北京百姓的家中只有电话分机，尚无长途电话的功能。）
长途电话局的大厅里，一个电话亭紧挨着一个电话亭。每个电话亭都像一个立起来的长方形玻璃大盒子。几乎每一个玻璃大盒子里面，都站着一个打电话的人。
我走到服务台前，向值班小姐要了一张单子。把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的电话号码，填在单子上，再交还回去。
然后就坐在大厅里的塑料椅子上，耐心地等待。
一排又一排的椅子上，坐着不少人。他们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大概也都像我一样，等待着与亲人通电话吧。
一会儿，过了20分钟左右吧，值班小姐在叫我的名字，告诉我：走进多少多少号电话亭。
我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心怦怦地跳着，快步走进了写有那个号码的长方形大盒子，拿起听筒。
听筒里有一位操闽南口音普通话的小姐在问：“这里是台北。请问要接多少号码？”
听到对方发问，我赶紧告诉对方：“多少多少多少。”
马上，听筒那边就传来了“铃——”，“铃——”，“铃——”的响声。——说明电话已经接通了。
铃声终止。我听见那边传来了一声：“喂——”
那位操闽南口音普通话的小姐立刻发问：“您是某某某女士吗？”
那个声音回答说：“是。请问您是哪一位？”
说话的人像我一样，也操着一口纯正的、清晰的北京话，不过声音显得比我浑厚，是个女中音——我知道，这是我的妈妈的声音。也是我自懂事以后，第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
“请接长途。”然后，这位闽南口音的小姐的声音，就隐去了。我怀着无限的激动，亢奋，悲，喜，立刻高声地喊叫了一声：“妈——，我是小久——”
这一声大概非常之响，在长途电话局大厅里坐着的人，都听见了。那边立刻回答说：
“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你的声音这样好听。”
我的声音这样好听？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人们就常常称赞我说，我的声音非常好听，对这个称赞，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可是，这一次，却是我的妈妈称赞我，假如她不离我远去，几十年来，她不是天天都能听见我用这种声音喊她“妈妈”吗？
我虽然心跳得厉害，还是跟她老人家商定了：她和我，分别从台北和北京出发，几月几号，在香港会面。
放下听筒，我走出玻璃大盒子，向值班小姐交电话费的时候，她向我投来了异常温情的一瞥。
我办完了繁杂的各种手续后，就向丈夫和儿子作暂时的告别，从北京起飞，生平第一次抵达了香港。准备着，迎接从台北飞来的母亲大人。
2006年岁末写于北京
（原载《北京晚报》2007年2月16日）
香港会母记
香港启德机场的候机大厅，面积不大。在大厅的一角，有几排红色的塑料靠椅，供接机的人们休息。挂在墙上的班机抵达时间自动显示牌，一会儿就哗啦哗啦地响一阵，通知等在这里迎接亲友的人们，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哪一个航班，已经降落了。
旅客们一走出机场行李间的大门，就会踏上两条平行的、大约有30度倾斜的坡道，其实这两条坡道本是一条，只是中间被长长的铁栏杆隔为两半。这两条坡道的长度大约有100米左右，上面分别站着两位穿绿色警服的警察先生。他们一律是平静的脸色，却都用警惕的眼神，在环视着大厅里的安全状况。
迎候的人们站在坡道的尽端，微微地仰视着从领行李的大厅里走出来的乘客。
已经接近中午11时40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班，应该此时降落。然而，显示牌“哗啦哗啦”地响过几阵之后，有关这一个航班的情况，却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呆呆地站在显示牌前，焦急地等待。除了等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终于在12时20分，显示牌上打出了这个航班已经抵达的消息。
我快步从显示牌前奔到坡道的尽头，选择了一个最易被人认出的位置，然后从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了一面三角形的小纸旗，上面写着我的乳名。
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做的。
几步之外，站着一位中年妇女。从面相和服饰看，像是东南亚一带的人。她还带着一个少年，估计是她的儿子。她看我举起了小旗，就凑近来用中国话与我搭讪：
“是接人吗？”
“是的。”
“从哪里来？”
“北京。”
她一听是从大陆来的，神情之间立刻出现了几丝难以察觉的警惕之色。然而她看我实在温和，而且有问必答，大概是不需戒备的，尤其是她实在克制不住自己的强烈好奇心，于是又凑过来对我发问：
“接什么人呀？”
“妈妈。”
她的惊奇竟然使她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胳膊，非常诧异地高声问我：
“接妈妈还要打旗子？接妈妈还不认得吗？”
我是个知识分子，一向十分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对别人向我的刨根问底，也一向十分讨厌。
然而，我现在的心情极其被动——极度的悲伤，极度的期望，极度的希翼，极度的感慨，都一古脑儿地冲到了我的脑子里，使我失去了抵御这种小市民好奇心的力气。
“是的。”我无力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
“50年没有相见了。”
“啊——”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慨叹。“真可怜啊！”她补充说。
然后，她转脸朝着自己的儿子，对他说：“她跟妈咪50年没有见面了啊！啧，啧，啧，真可怜啊！”
于是，这个少年就向我投来了一束充满了同情与惊异的目光。
我极力地忍耐着，多少年了啊，我从来不愿意别人咀嚼自己的痛苦，我总是默默地，默默地忍耐着。为什么要在这异地他乡，向素不相识的路人，袒露内心的隐秘呢？
我知道，在这个女人的好奇心中，也有善良的成分。为了转移自己的心情，我也无奈地问她道：
“中国人吗？”
“不，印尼人。”
“华侨吗？”
“对。加入了印尼籍。”
“住在香港吗？”
“住在香港。来接印尼的亲戚。”
她凑近我，还想继续聊天。这时候，陪着我，为我引路的许教授走过来，解救了我。
在耐心而焦急地等待了许久之后，行李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站在坡道上的那两位警察先生，立即用专注的目光，四面八方地进行扫描。
推着行李车的旅客们，陆陆续续地，一个接一个地，从打开着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我选择了一个最显眼的位置——站在那条把坡道一分为二的铁栏杆的尽头，仰面对准行李间的大门，并且高高地举起了那面三角形的小旗子。
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那张时启时闭的门扉。每走出一位旅客，我的血液都要向脑海里“嗡”地一涌。
一个像时装模特儿般的时髦小姐走下来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老外，挽着一个黄肤黑发的亚洲女子走下来了。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手拉手地走下来了。
三五成群的西装革履的男士们，说说笑笑地走下来了。
一个穿着一套“太太服”的老年妇女，独自推着一辆行李车，缓慢地走下来了。
站在坡道两旁迎候亲友的人们，一看见自己迎接的对象，立刻迎了上去。别人的欢声笑语，洋溢在这间面积不大的候机厅里。
尽管我的脑袋里在嗡嗡作响，我的心脏也在“嘭”、“嘭”、“嘭”地狂跳不止，我还是努力地集中着自己的注意力，不漏过观察任何一位从那扇大门里走出来的人。
最吸引我的目光的，当然是那些单身走路的老年妇女。我几次想要倾身过去，站在我身旁的许教授都冷静地提醒我说：
“不会是这位，气质不像。”
许教授是我丈夫的朋友，他从广州来此探亲，是位香港通，看见过母亲写给我的信。
我的书包里，装着母亲写给我的信，还有她的照片，——不仅是近照，还有我珍藏了几十年的已经发黄的旧照。但那都是纸上的影像，我要等待的，是一位活生生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人，一股接一股的人流，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了。
可是我要等的那个人——那个给予了我生命，却又远离了我，让我苦苦地思念和等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那个人，仍然没有出现。
我极力地镇定着自己，蓄在眼眶里的泪水，还是忍不住地滴落了下来。
许教授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着急，人还没有走完。”
我继续站在那里。继续等待着，忍耐着。
人群渐渐地稀落了。坡道的两旁，仿佛没有什么人再等候了。行李间的大门里，仿佛也再没有人会走出来。
正当我濒临绝望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的那扇门，微微地开启，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了一位身着白色旅行套装的妇女。她推着一辆行李车，迈着庄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到了坡道的上端，站定。然后把她的右手伸向左肩背着的书包，像是要掏取什么东西。
我知道她一定是要掏取一面旗子，一面写着我的乳名的旗子，这是昨天晚上她在电话里与我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