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硕鼠
学生时代反复读过《诗经》，《魏风》中有《硕鼠》篇，当时虽然明白那是讽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但对那个“硕”字，总是抱着一些怀疑，觉得既然是用动物来比喻人，何不选用一种个子更大一点儿的种类，却找了这样一种胆小怕人的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冠以一个“硕”字，这恐怕是文人的比喻不当，夸大其词，不能特别当真的。——世界上怎么会有那样的“硕鼠”？
直到在60年代末被林彪的“一号通令”赶至位于河南省黄泛区腹地的劳改农场之后，我才真正看见了什么叫“硕鼠”。它们的个头非常大，毫不夸张地说，像一只小猫那么大。在那个美其名曰五七干校的劳改农场里，我们自己盖房，自己种粮，自己收麦，自己磨面粉，自己养猪，自己种菜，所以我们的编制里，就有一个专司磨面粉职的“面粉班”。这个面粉班的组成人员很精彩，有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国际台著名翻译，也有广播剧团的话剧演员，这时他们都穿着打着补丁的破棉袄破棉裤，在衣服外面还扎着一条白里透灰的大围裙。他们的任务是把麦子磨成面粉，供给几千名五七战友吃饭，所以他们的面孔上、手上、胳膊上以至于全身，常常像挂上了一层白霜，或者说像给演员化妆时扑上了一层白色的底粉。他们的劳作非常辛苦，在难得的休息日里，他们既无电视可看（那时候中国尚无彩色电视，老百姓连黑白电视也没有），也无音乐可听（那时候广播电台里只唱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干校晚上偶尔放电影，也是“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轮流着放，情节和台词早已烂熟于心。有一天，他们想出了一个娱乐自己的法子，就把到处乱窜的一只硕鼠和一只小猫同时扔进了一个空着的大面缸里，让它们斗（在那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的年代里，斗争哲学覆盖了世界上的一切活动），这只天性捉鼠的小猫，竟然不是硕鼠的对手，因为小猫的身材比硕鼠还小，由此可见，黄泛区的硕鼠个头有多大，力气有多大，竟然不怕大自然给予它们的天敌——猫。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人人都把蚊帐拉得很严，即使是没有蚊子的冬天，也都一样，因为我们防范的主要对象不是蚊子（虽然这里的蚊子也很厉害，在夏天，它们能隔着袜子把你咬得脚面出血），而是硕鼠。一到晚上，不管熄灯不熄灯（不熄灯时光线也很暗），硕鼠们就会大模大样地走出来，有时就在你的床上、蚊帐周围，跑来跑去。假如你的桌子上放着吃的东西，比如干校苹果园里长的苹果，收获后发给每位五七战士一份，你还没有舍得吃放在桌上，硕鼠们就会跑来吃掉，或者干脆整个整个地拖回到它们自己的洞里去。一次连队食堂分给每人一份炸花生米，一位五七战友舍不得一次吃光，就把剩下的花生米包在一个纸包里，吊在屋梁上，本意也是怕硕鼠们偷吃，没想到一只特别大的硕鼠，竟然像跳高运动员那样，向着纸包飞跃。它们毫不怕人，假如你不驱赶它们，它们就会待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瞪着那副小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你。有一天，同房里的一位大姐战友打死了一只，不得了了，当天午夜，就来了一帮，大闹我们的“营房”。第二天早上，我们只能戏称它们是来“寻找家人”、“开追悼会”。它们的嚣张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这都不是夸大其词，耸人听闻，而是黄泛区的真实情况，假如你有心调查，只需询问一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去过黄泛区劳改农场的人，就会得到明确的答复。
七、起猪圈
中国北方的农民都知道：在农村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就是起猪圈。假如一个普通农民得罪了他的生产队长，那么，这个队长就会用一种严厉的方法惩治他——“起猪圈去！”
北方农村的猪圈都是露天的，我们这座劳改农场的猪圈当然也不例外。猪圈的地上有的是土和灰，每逢下雨、下雪的时候，降下来的雨水和雪花，合着原有的土、灰，再加上猪们用它们的大鼻子拱来拱去，就和成了一堆又黑又脏又黏的烂泥。猪们不仅在猪圈里用餐、喝水，猪们也在猪圈里排泄，于是那堆烂泥就会发出又臭又骚无法形容的怪味。所谓“起猪圈”，就是当这堆烂泥太多，占据了猪圈体积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地盘，猪们都行走不便的时候，就由一个起猪圈的人，跳进猪圈里面去，用铁锹，把烂泥一铲一铲地铲出来，扔到猪圈外面的地上，为猪们打扫环境卫生，然后再用手推车，把这些烂泥推到麦田里或者豆田里，当做肥料使用。
有一天，头儿忽然找我谈话，让我“起猪圈”去。倒不是因为我得罪了他，他也并非有意整治我。而是有人向他反映，我肤色生得过白，与周围环境太不协调，让人看不惯，平时又太爱干净，衣服洗得太勤，群众有意见。头儿不希望自己管理的队伍被人议论，所以要帮助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让我干干最脏最累最苦的农活，练练红心，用这种办法平息一下有人的意见，其实是为了我好，云云。
其实，我本人与资产阶级绝对无缘，上数到能够知晓的若干代祖宗，统统都是读书人，没有一位经商的，而且历代都是两袖清风，吃政府俸禄，拿薪水，谈不上有任何资产。而爱干净恐怕是全体女人的本性，谁喜欢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女人呢？洗衣服都是利用作息制度里面规定的休息时间，不曾妨碍过公务，也不曾妨碍过任何人。肤色生得白点我本人更无方法更换，那是天生的，来自父母，难道生长于非洲的黑人，就个个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吗？当然，以上这些话都是我肚子里的“腹非”，不敢拿出来与头儿讨论的。既然头儿是善意地要帮助我，我也就只能乖乖地起猪圈去了。
我挑拣出自己最脏最破的一套衣服，穿上长筒雨靴，因为烂泥是如此之深，不穿高筒雨靴就会灌到鞋里、袜子里、裤腿里。我又拿了一把大号的铁狄，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猪圈里。
不曾干过这种活计的人很难想象其中的气味是多么难闻，可是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戴口罩，因为要改造的就是你这种怕脏的毛病。假如你戴上了口罩干这种活儿，那后果就不仅是群众有反映、有意见，而是要开批判会了。反正我早已被分配着打扫过人用的厕所，我们自己盖起来又自己使用着的厕所，那时候也曾面对着刺鼻的粪便味与阿摩尼亚味。那么，现在，我又在面对着猪们的厕所兼食堂，又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呢？
可是，过去当我打扫人的厕所的时候，总是选择其中无人的时候，不必在面对人类排泄物的同时再面对人类本身。而现在，感觉迟钝的猪们却在我的身边拱来拱去，我一边要吃力地用铁锹铲除它们的排泄物，一边还要费力地与它们周旋，驱赶它们对我的妨碍和干扰。此时我很想把自己对它们的厌恶倾吐出来，可惜它们与人类语言不通。我也只能按捺住自己的性子，不必发泄了。
八、我是驴吗？
干校里有一块地，本来是旱地，可是学校当局根据“人定胜天”的最高指示，决定把它改造成稻田。稻田的地面必须平坦，所以需要用一块很大的石头在地面上拉来拉去，把原本凹凸不平的地面压平，这种活计在当时当地叫“拉耧”。很像大城市里用压路机把水泥路面压平，不过“拉耧”的劳动强度与艰难程度似乎比开着压路机压平地面更甚一步。在劳改农场改成的干校这块落后的土地上当然没有压路机这样的机器，一切都是靠人力解决。其实“拉耧”这种活儿本来是驴，是马，或者是骡子干的，但是学校当局为了让我们“练红心”，就把这种原本应该由驴们、马们、骡子们干的活计，交给我们这些读书人来干，而让那些牲畜们闲在各自的圈里，悠闲地吃草。
那块大石头又大又厚，用八根很粗的绳子捆在它的身上，再把八根粗绳子的绳头捆在八个五七战士的肩膀上，大家一齐用力往前拉，让这块大石头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前进。这种劳动方式和劳动者的姿态极像俄国画家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拉纤夫》，不过列宾画的是19世纪俄罗斯赤贫农民的生活，而我们正在20世纪60年代里重复这种生活。我的脑海中立刻响起了夏里亚平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的深沉浑厚的旋律，而且这样的歌声会帮助我们用力前行，但是我绝对不敢出声地把这支歌曲哼唱出来，因为在当时，不论是列宾还是夏里亚平或者是敢于演唱这支歌曲的人，一律都是“封资修黑货”。不久之前，在狂潮初起之时，不是就有造反派批判我是“贩卖封资修黑货”吗？其实我所做过的事，只不过是称赞了些许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我不应该禁若寒蝉，记取教训吗？
我是一个女人，且不久前才生过孩子，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他们却也把我编入了这支拉耧的“小分队”。我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破棉袄，把那根粗粗的大绳子捆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把身体弯成九十度，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拉。我不能够偷懒，节省自己的体力，因为用当时一句很时髦的话来说，那七位战友与我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他们也在拼着全力，否则这块大石头就会纹丝不动。
在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领头的战友也让我们稍微直直腰，喘息一下。每逢这样的间隙，我就会一面用手掌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羡慕地望着那些关在圈里悠闲地吃草的驴、马、骡子们。我不知道经过了“拉耧”，我的本来就是鲜红颜色的心脏会不会变得“更红”，我只知道那些不通人性的驴、马、骡子们，正在体验着生理上的快乐。我们不仅代替了它们从事着沉重的劳动，而且我们生而为人，还多长了一个发达的大脑，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会思考的脑子，不是也能像驴、马、骡子们那样，在悠闲的咀嚼声中，感受到难得的幸福吗？
第二年的春天，被我们平整过的这片土地上，就变成了汪汪的一片水田。于是我们又卷起了裤腿，站在没膝深的水田里，弯着腰插秧。像枣子般大小的蚂蟥，时不时地就叮咬在我的小腿上，必须由另一位女性五七战友用她的手掌在蚂蟥叮咬住的前后左右的地方用力地拍打，吸够了我的血的这个贼虫，才能很不情愿地从我的腿上再掉回到水田里去。被它的爪子钉过的地方，立刻流出了鲜红的血，腿上的那一片红肿，好多日子也不肯复原。
倾注了我们这样多汗水、血水的稻田，该能长出丰产的稻米来了吧？可是等到收获的季节来临，长出来的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杂草。是因为稻田里的水本不应该没膝深呢？还是因为用人拉耧整理的地面不如用牲畜拉耧整理的地面平整呢？抑或是因为这块地根本就不适合改造成稻田呢？我不是农业专家，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一点，这就是：自从亲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对60年代初为什么全体国民都会饿肚子的真实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
九、思念
我真想念我的儿子。
他那白里泛红的小胖脸蛋，他那一双又大又黑又清亮的眼睛，他那两个又大又深的小酒窝，他那黑漆如墨的小头发，他那双又胖又好动的小脚丫，他那又圆又胖的小屁股蛋子，都是我常常要抱吻的。他是我的快乐神，是我生活的希望。可是，现在，我却被迫与他分离，在千里之外的农场，想看他却看不见，想抱吻他却抓不着，我的心里常常感觉空荡荡的，不知如何是好。
他现在怎么样了？在什么地方？那位农民大嫂会善待他吗？他是长胖了，还是变瘦了？天气冷了，他会不会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他会不会发烧？会不会生病？他的小心眼儿里，会不会想念他的妈妈，像他的妈妈想念他一样？
在烈日当空的下午靠在麦垛上小憩片刻的时候，在稻田里插秧偶尔直起腰来伸伸胳膊的时候，在站在猪圈里铲动粪便与污泥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地想个不停。
可是我的这种心情，却绝不可以在五七战友面前流露出来。因为万一被军宣队或“造反派”知道了，就会给你加上“不愿意走五七道路”的罪名，而大会小会地批判你。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在熄了灯以后，把被子蒙在自己的头顶上，悄悄地不出声地抹眼泪，默默地思念自己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