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中的空间
对于媒介中的空间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流动的模式。传播媒介中承载的信息，正是人们用以定义现实社会中地理空间的重要线索。因此，我们可以不依赖建筑或围墙来圈定人们的空间位置，而是从媒介的信息中建构社会空间，并规范社会行为和交往准则。大众媒介为我们带来了对社会空间的体验，虽然这种体验并非完全与现实相符，但它毕竟制造了与现实相近的图景，为人们提供了种种观察和理解现实的途径。
1.何为媒介空间
“媒介空间”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提出的。
不少学者认为，“媒介空间”的思想来源于“符号空间”。“符号空间”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类创造的符号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涵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
文化符号学认为，“符号空间”具有生命性的传承机能及其功能，即它本身包含着可供全人类持有、普遍传播的符号文本，以及所有在文本中记忆的一切事物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而，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符号空间”具有潜在的再生性或再生能力。约翰·哈特雷由此而认识到，“媒介空间”存在于“符号空间”之中，因为，媒介传播本质上就是符号传播。他认为：“媒介的整个宇宙——既是实际的，又是虚幻的，存在于所有媒介形式中（包括纸媒、电子媒体等）、所有的种类中（新闻、电影、戏剧、音乐作品）、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中（艺术欣赏、纯粹娱乐）、所有的语言形式和所有的国家中”。因此，处于传播状态的各种媒介犹如一个个生命体，其外在形式中都生存着向外普遍联系的生命空间。媒介传播信息的空间，正是生存于这样的“符号空间”，而具有潜在生产能力的“媒介空间”里也正储藏着内涵人类文化历史传统的符号文本。作为无限开放的符号空间，“媒介空间”能够为媒介产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所有的国家”的“所有媒介形式”、“所有种类”、“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和“所有的语言形式”，从而给媒介符号的创造提供原创者的原型文本，构成跨地域、跨文化借鉴与利用和传播。
2.“他者”群体的媒介空间
不同的群体在媒介空间中的生存状态截然不同。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提到，城市的“火光”只能照射一个有限的范围，致使城市的某些地方似乎“消失”了。
这些不完整的视觉体验，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结构与形式的感知。建构空间的媒介也是如此，在媒介未触及的地方，某些人群面目不清，某些景观残缺不全，或者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正是由于那些“消失”了的地方和面目不清的人群存在，才使得处于“光亮”中的景观与人群具有了意义。在媒介版图中，哪些群体被“光亮”笼罩，哪些群体被排除在外，而一旦成为主流人群的“他者”（the other），就与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将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
女性、同性恋以及有色人种，就被编码为他者，因为他们偏离了男性、异性恋与白人的主流社会规范。这种划分已经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认同，以至于影响人们潜在的族群认知观念。对于“我们”与“他们”，人们往往会根据地域、空间的层次来划分界限。在被“他者化”的过程中，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洛文塔尔认为，空间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我们关于世界的最基本的属性以及我们所共享的见解，仅限于健全、健壮、敏锐的成年人。因此，城市中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对他者的否定来定义自身的行为。在城市景观的构建过程中，总有一些群体作为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误读。
（1）少数族群的媒介空间
少数族群在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处于弱势，总是脱离不了被刻板再现的命运。虽然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急需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一些城市的少数族裔往往选择小范围聚居的方式，在城市这个异质共存的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种族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它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城市中缘于不同民族与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地理。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中国人等，都有固定的社区，而且还会经常性地举办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以此作为昭示其群体向心力的仪式，他们各自的文化与传统特征组成了城市拼图。
实际上，少数族裔的接受心理往往与主流人群的想象不同。存在于大多数传播环境中的主流媒体的信息，主要反映的是占据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于是少数族裔的生存总是处于边缘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少数族裔在主流媒体中很难获得话语权。所以，他们的解读行为往往会违反主流媒体的意愿，从文本中选择出与自身生活和价值观相符的部分，而进行有选择的意义重构。最为明显的就是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中，对黑人形象的歧视或者成见。由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媒介无法正确地对其社会形象进行评价，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意义解读很可能是对抗性的。有色人种的受众在接触主流媒体时，自然会带有反抗性的立场和动机，或者说与主流以及人们预期的反应不尽相同。对于媒体文本的理解，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受众价值观和判断标准，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以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与认同。
（2）女性的媒介空间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理，实际上都蕴含着象征意义。性别地理学认为，更多的地理空间设置，都考虑到了男女性别的差异，并说明了不同的地理体验与性别之间关联所产生的意义。这种长期被默认的社会性别差异和地理空间差异，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与“消费”成为两个不同的区域，被赋予了某种价值属性以及性别意义。“生产”一般与“公领域”、男性相关，具有积极和创造性的意味，而“消费”则被划入私领域的范畴，往往与女性相关。
至于媒介的消费情况，性别也隐藏在其中，营造出不同的消费地理，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记忆。新闻、评论、体育、电视节目中的动作片等，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内容，而肥皂剧、美食、时尚等软性的信息则被认为是以女性为诉求对象。
大众媒介的商业性，不断通过信息内容的设置与分类，强化了这种性别关系和界限划分。传统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成为媒介中的刻板形象。例如“家庭”被看做可以依附的、安全而又受限制的地方，同时也是女性化的区域。于是那些以家庭琐事、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肥皂剧，就被认定为女性的节目。相较之下，男性的世界与“家庭”相对，属于外部自由而广阔的空间，例如工作场所、竞技场、边疆地区，这些能够充分体现人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的区域，无疑是男性化的。麦克鲁汉在《机器新娘》中，便将西部片与肥皂剧这两种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电视节目样式作了明确的区分，西部片中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成为男性的梦想；而肥皂剧是女人的世界，贴近家庭生活经验。用麦克鲁汉的话来说，西部片与肥皂剧所显示的极端的分离是商业与社会、行动与感情、公务与家庭、男人与女人的分离。都市中的男性，往往自愿或被迫离开“家”而进入一个流动的空间，突破城市的边界去寻求自由，乡村与边疆世界便成为承载其情感的支点，勾画出象征着男性的绝对权力和性别欲望的地理图景。女性的生活则以“家”为中心，安稳而缺少变化，所以，她们以肥皂剧作为情感的依托。
此外，对于性别空间的再现，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电影中寻找到生动的样本。蒙太奇、流动的画面所组合而成的速度与节奏，展现了一个个特殊的时空结构，其中一种边缘化的电影类型——公路电影中，将公路两旁不断变化的景观作为物质背景，打造出鲜明的性别地理图景。城市在公路电影中，是一个压抑的所在，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城市代表着规范、高度程式化的生活空间，而家庭，则是一种束缚，是人所想要逃离的地方。所以，公路电影往往将公路这一场景打造成男性的世界，在公路上发生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男性世界中的游戏。远离城市和家园，无论是逃亡、寻找还是漫无目的的游弋，男性都需要在公路旅程和荒漠、麦田里寻找自由或者梦想。女性在公路电影中是不常出现的，即使作为男性在公路上的旅伴，也多数处于从属地位。如果不借助媒介的多样化再现，女性与少数族群、同性恋等社会群体空间的样貌将永远是刻板印象，处于弱势的地位。
3.媒介集群对空间的重构
集群意味着距离的缩短和消弭，而缩短和消弭距离则是社会创造利润、社会营造和谐的前提。在抽象层次上，世博会、大型会展和创意产业园区中的论坛、演讲、展览、交易等就是各国、各地文化和商品的大观园和集散地，它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有形与无形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心理与情感的距离。
媒介集群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生存和坐落于特定区域或环境内的各种媒介实体所形成的集合体。在这一区域内，各种媒介之间由于媒介人员交流、信息互动、资源互换、自由竞争以及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传播特色、媒介形态和特殊功能。单个的媒介样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部世界，但如果多种媒介形成集群，那么它们对地理和空间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播革命的开展，媒介产业倾向于在某一特定的区域集群发展。当代媒介生产地点都选择在城市，而且呈现出小城市向大城市、一般城市向省会城市、内地城市向沿海城市转移的趋势，甚至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密集的媒介城市带，从而形成媒介产业的空间聚集。媒介集群不仅是媒介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模式，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媒介地理现象。
当城市加速发展后，媒介渗透到商业、文化、娱乐、工业中，形成大规模的多元化经营。由于借助了其他产业的力量，媒介本身的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增强了对社会景观的形塑作用。而且，大都市、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出现是媒介集群形成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本身就拥有发达的媒介产业，还能够吸引大量全球化的媒介集团入驻。媒介集群以城市为立足点，不断追求更大的视听空间，原有的社会群体边界被打破，文化、商业战略成为新的媒介秩序建立的动力。
媒介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深深影响了城市及地区的经济文化格局。这些媒介集群将势力范围尽力扩散，并形成强烈的凝聚力，不断吸纳小型媒介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媒介空间。媒介产业集群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城市中的信息不断涌现，文化、艺术变得大众化和商业化，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型媒介集团手中。建立在媒介技术发展和产业化基础之上的媒介集群，对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边界形成了挑战。按照媒介资源的强弱对比，城市景观也有了层次之分。西方经济发达、商业化程度高的大都市，传媒业也极为发达，这些大城市的文化状况、消费方式以及地理面貌成为典型，并影响甚至改变着其他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
媒介产品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价值观处在信息传播流程的强势地位时，将控制传媒产业，并影响媒介对景观的反映和建构。建立在资本融合基础上的媒介集群与经济发达的城市相结合，不仅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还将对城市文化进行更为多样的描述；而其本身也将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介集群不仅极大地强化了媒介的话语权，而且建构出种种生活方式和象征性空间，不断吸引人们进入这种由媒介文化建立起来的现实与想象交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