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斜报道——有时候，由于报道角度或方式的不到位，也会让新闻走样。比如，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新闻联播》中开辟《十七大代表风采录》专题。“把十七大代表的报道变成了劳模形象的报道，进而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能够作为参加十七大代表仅仅是一种荣誉，而十七大似乎成了一次劳模的代表大会。不论根据党章、中央的《十七大代表条件》和《十七大代表构成》，这样报道都是一种有意无意地对党的代表大会性质和任务的扭曲……作为党代会的代表，他们是否具备议政能力，政治上能否履行代表的职责，才是更重要的。通过这样的节目，应该让公众了解代表的职责是什么。”——在电视新闻栏目这一“舆论阵地”上设颁奖台、光荣榜、树模范、立典型是一种简单直接的宣传套路，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偏离新闻事实本质价值的形式使得报道思路片面，从而使新闻报道脱离了真正的要旨。
滥用修辞进行政治说服——新闻中某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并不符合电视口语传播的特点。常见的有：
数字类比。比如新闻里讲述某位清洁工标兵的事迹，说他这些年清扫的路面全长“相当于环绕地球整整一圈半”；讲述一个铁路巡道工的故事，说他沿着铁轨巡视的路程“相当于围着地球走了两圈”；还有报道边防战士巡守边疆“每天都要走上几十公里的路，三年下来，绕了半个地球”……其实，这些模范的同行们走的路也差不多长，甚至更多，这是职业共性而非个例，之所以把他们走的路跟地球扯上关系，就是想通过形象化的修辞手法来彰显宣传目的，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起兴。2003年2月28日，《新闻联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新闻解说里说：“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灯光璀璨、鲜花如簇……”
2008年1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同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新闻解说中说：“人民大会堂里鲜花吐艳、灯火辉煌……”时隔五年，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段雷同花哨的措辞，都是与新闻价值无关的信息——会黑乎乎地开会吗？鲜花跟会议成不成功有什么关系？其实，改变的、不同的信息才更有价值，比如这次奖励大会的特点在哪里，跟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跟以往相比取得了哪些进步？等等。而《新闻联播》的会议报道中，日复一日堆砌着此类辞藻：华灯璀璨、花团锦簇、柳丝含烟、芳草吐绿、春风劲吹、国旗飘扬……
光从字面上看，更像是央视文艺频道的主旋律音乐电视脚本。
暗喻。××的阵地、××的前线、××的征程、××的领头羊……不少是战争语言、“文革”语言，几十年前的宣传模式至今惯性犹在，跟当下日渐活泼、开放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相距遥远。
口号。“努力创新，争取……的伟大胜利！”、“为……而努力！”
等。不新鲜、不准确的应景修辞事实上起到的是反效果。这种会议八股的文风用大量与新闻核心事实、问题无关的内容把重大的事实、细节、人物和报道主题淹没，让人阅之无趣，获知乏乏……
这些不合时宜的修辞手法当做新闻语言的装饰品，显得矫饰、肤浅和多余，就像是在传播效果身上贴着“打折”的标签。但我们也看到，社会的开放与执政党的开明互益而生的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涤荡着《新闻联播》这块“活化石”的原有痼疾，让它从内到外发生改变。
本世纪初，《新闻联播》在党八股的宏大叙事中，开始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费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与《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类似。这种试图以讲故事弘扬主旋律的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方式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声，因而，除非像“胡锦涛和连战会面”这样的直播报道，观众很少能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3分零23秒的同期声。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声，“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以上两方面的新闻实例是更新后的政治生态因素对新闻传播形态进行改造的表征。新一届领导集体明确地将“民生”推到了执政理念的制高点上，这一价值取向引导和锻造出更富生机的政治生态环境。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并强调了这与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的一致性。这里所说的“人”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工作”自然包括身为党政“喉舌”的电视新闻工作。
《新闻联播》30多年的刻板形象太过厚重，所以当它开始试图改变时，即使是小小的积极的改变，也常常引发热议。2006年6月5日晚七时，两位年轻的播音员——30出头的康辉和28岁的李梓萌加盟《新闻联播》。“康李配”是这档世界上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新闻节目17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新面孔，也是目前最年轻的一对拍档。外媒也在品评两位新主持人时说：现在，中国政府有关当下时事的官方立场由两位面带微笑的年轻人传达出来，与以前几位主持人满脸端庄、不苟言笑的播音风格相比，他们的确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但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外媒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这些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政治生态进化促动的大众媒介转型具有何等社会反响，在反响中又体现着新旧政治生态间的落差。
在这几年的“两会”报道中，《新闻联播》不再大段超时播报，不再将冗长的代表名单一播十多分钟，新闻中对分组讨论的报道主要站在代表和委员们的视点，关注他们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大段播放常委在各组的讲话。主流新闻媒介的鼓与呼更加“求真务实”，这与党政作风的转变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节 政治生态突变推动信息公开制度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延迁
对负面性乃至灾难性的突发事件的报道比重增多，是转型期电视新闻的一大突出变化。这源于如下原因：
首先，近年来，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从自然因素诱因（Nature-Caused）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灾害发生频度高、灾害损失严重。我国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地区。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步增加。从人为因素诱因（Human-Caused）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的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阶层变迁复杂，内外人口流动频繁，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置失当、疏导不畅，极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危机；现代城市越来越依赖科技和大规模配套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就会表现得相当脆弱；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外交往幅度的增大，在国际事务中面对更多的突发事件也是常理。
其次，因其携有非常态的震惊效应和规模信息量，突发事件能迅即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社会影响巨大，成为各种媒体竞争的新闻来源，而多种信息渠道的通畅有利于相关消息的传播和接收。
正因其不可预知，而且效力惊人，突发公共事件一旦爆发就会对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形成强烈冲撞，大量的信息集中涌冒。此时，如果在新闻规则方面存在瓶颈，就会因信息疏导不畅而引起大范围的负面连锁反应，这就使得先前新闻制度中潜伏的有悖于新闻规律的部分异常醒目，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又要求立即改善，于是容易实现新闻管理和发布制度上的突破，从而推进信息公开的进程。
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看，日常情况下，媒介经由规律化的传播提供标准化的“信息菜单”，被媒介赋予受众角色的大众也会习惯性地接受媒介过滤并转化后的“营养”。类似自然界循环往复的节律性变化，这是一种传播的“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规律。但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媒介拟态现实的秩序感被现实事态以超常规的方式冲击着，对大众而言，当下的真相信息就远比一般信息、表象信息和共同信息更有价值，其接受的积极性也必然更强。面对这种更具“营养”的不确定信息，大众作为社会分子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起强烈广泛的了解、获知及行动欲望，形成自下而上的能量流，推动甚至迫使媒介和政府进行营养供给。这是民众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对政治生态因素的内部要求。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系列突发事件报道，我们能理出一条虽有反复但主线清晰的脉络：相关政策和新闻制度的出台是保证信息公开发布的“阀门”，而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介能否切实、能动地响应和执行才是信息公开的“关口”。阀门对信息流量的控制度与政治透明度成正比，而在阀门打开、关口受阻的情况下，则传播管道内压积聚，甚至造成破坏。只有上下游协调，才能保证真正的信息公开。
一、原有政策体制下政府信息公开不畅
在民主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享有知情权，是公众作为社会主体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和监督政府的必要条件。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结构长期以中央集权体制为中枢，各级政府在对信息资源的把控上拥有优势权力，是许多重要信息的权威发布者。于是，拥有此类信息资源与否成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鸿沟，鸿沟两岸形成不对等的权力分布。
在我国国情下，政府同时也是新闻媒体的直接管理者。管理的内容有四：第一，管导向。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代表党组织对媒体进行思想、政治管理，对由媒体所体现的舆论导向进行把关。第二，管干部。
各级党委对所辖主流媒体进行干部人事管理，决定其任免。第三，管规范。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对媒体的活动进行规范管理。第四，决定重要信息是否发布和在何时发布。作为重要消息源，政府经常不断地向媒体提供大量新闻信息，同时也总是要对危及国家安全的某些信息加以控制。这种情况决定了媒体对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基本上是由政府决定的。
其次，党和政府对地方媒体实行的是属地管理方法。在灾难性事件面前，属地管理往往被事发地的某些党政领导用来作为掩盖灾难事实的依据和借口，以维护自己所谓的政绩和形象，这对中央掌握地方灾难性事件的真实情况不利。灾难性事件发生地的媒体没有政府首肯往往不敢或无法触及真相，甚至“识相”地回避，更不可能深入揭露内幕和深层次原因。
再次，以往我国发生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时，是以部门为单位逐级汇报，缺乏统一应急指挥和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分散和部门垄断，不能保证危难时刻信息资源的统一调集和迅速汇总并提供给媒体，这就导致了大量有闻不报或报道不及时、不全面的现象。
最后，长期以来党政管理媒体的行政体制使一些记者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工作传统：遇事先找地方主管部门和官员，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展采访报道，或将当地政府视为主要信源，而不是先到事故第一现场进行独立的调查、采访。而这就给地方势力做手脚提供了方便。如果记者自身素质差、自律能力低，就容易被误导、引诱、胁迫甚至受贿，与试图掩盖真相的官员沆瀣一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