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版经营机制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施，出版社开始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原来高度统一于政府的经营权力也逐渐下放到出版社，关于出版经营机制的研究也日渐繁荣。
对经营机制的研究是从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最早谈及发行机制的是1983年发表的《北京市新华书店西城区店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出现新气象》，文中介绍了北京市新华书店西城区店改革经营机制，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和成效。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社发表《我社实行承包责任制和定额管理的设想》，初步论及了出版社经营管理机制的问题。之后，研究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经营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文章增多，大多认为实行承包责任制是扩大出版和发行单位自主权、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一条新路，能够增加各级管理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提高员工收入。但是，也有学者审视了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和缺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他认为“承包经营很可能是出版社的一种过渡性的经营形式，而不是目标模式”，“继续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从长期来看，也不宜实行承包制”；“比较可行的改革思路是：通过税收利分流，明确投资主体，并在明确投资主体的基础上，组成出版集团”。
研究由此衍生到出版发行机制改革的其他领域。1988年，曾凡益在《出版经营机制改革构想》一文中，从出版单位的性质、图书生产间的制约、出版环节的调节、出版领导机关的功能和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等五个方面提出改革的意见，认为应将出版部门定性为“企业性的经济实体”，“图书生产首先要讲求社会效益，同时要讲求经济效益”等。进入新世纪后，苗萱认为改革出版机制是出版业应对WTO的挑战的关键，而出版机制改革的前提是政府出版职能的剥离，基础是出版社内部机制的根本改革，包括编辑职能的转变、出版方式的改变、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等。
党的十六大后，中央决定按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进行改革，除少数定性为公益性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都转制为经营性出版企业。据此，有论者认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有不同的核心目标和社会责任，其中公益性出版社“归入公共产品提供者”，与市场竞争无关；而对于经营型的出版企业，“社会效益不是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出版活动作为产业，其目的应该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也有论者对这种把公益性、经营性出版单位在经营目标和社会责任相分割的看法提出批评，认为“出版社兼有意识形态与产业（或生产企业）双重属性”，“无论哪一类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终都要靠占有市场份额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经营性出版社同样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去追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公益性出版社在享有必要的政策支持的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经营，通过市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过去20多年我国出版业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出版业制度的变迁。从研究的历时性发展看，出版业制度的研究与我国出版业改革的进程基本一致；国家的出版业制度变革、出版产业发展与出版业制度的学术研究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步性和关联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先由党和中央政府为出版业制度改革开辟新的政策空间；接着出版界利用改革政策实施出版机制和体制方面的创新；再经专家和学者的总结、分析和归纳，针对制度提出一定的革新建议；最后，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界成功的实践经验，对出版业进行新的制度性安排，由此完成一个局部性的制度革新。从此角度看，新时期以来的出版业制度学术研究已经参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出版业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与制度建设之间呈现一定的互动色彩。
（2）研究的现实性影响了它自身的整体性。从研究对象上看，过去的研究多从中国出版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具体的现实问题入手，分析出版业制度某个层面（如体制、机制等）的原因，并探索未来的改革方案。这些研究一般针对性较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是整体上看来，缺乏对我国出版业制度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反思。
（3）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局限性。总的来看，过去的研究主体主要是出版行政管理人员和出版从业者，他们在对出版业制度进行研究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即能从自己工作的实际出发，抓住转型过程中制约出版业发展的紧迫的、突出的问题，并为之探索可行的应对之策，从而使研究表现出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制度上的建构性。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局部的，很少能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的制度环境下对出版业制度深入研究并达到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高度。
第三节 理论基础评述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科斯（Ronald H.Coase）、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着重于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它非常注重制度的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主要由五大理论构成：制度的含义及构成，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制度、产权和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1.制度的内涵、构成
“制度”是一个被广泛关注而又难以把握的词，在不同学科、不同时代的学者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下都进行过不同的界定。新制度经济学家中从最一般意义上给制度下过定义的有诺思、舒尔茨和拉坦等。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T.W.舒尔茨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V.W.拉坦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一文中也将制度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诚如青木昌彦对不同制度定义的评价那样：“关于制度的定义不涉及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1）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制约条件就是人们创造的一系列规则、规范等。（2）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不是专为某一个人而制定出来，而是对社会上所有人都适用的。但是，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与其他的公共品有一定区别。第一，一般公共品是有形的，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实物，如灯塔、城市雕塑等；制度则是无形的，是人的观念的体现以及在既定利益格局下的公共选择，以法律、规则、契约、习惯等方式表现出来。第二，一般公共品不具有排他性；但有的制度可能具有排他性，如对大多数有益的制度可能对少数人并无利，这是由于一些制度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的。（3）制度不同于组织。尽管有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社会博弈的参与人，如行业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机构等等，但是制度和组织是不同的。如果说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组织则是社会博弈的参与者。组织是由一定目标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它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无时无刻不受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的。（1）非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在正式约束未设立之前，人们的行为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规定和制约。在现实中，正式约束也只占社会整个约束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仍然是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的地位，另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约束是习惯。（2）正式约束。正式约束，也可以称之为成文约束或成文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以正式文本形式颁布的、并往往以国家权威为后盾强制实施的一系列规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所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具体特殊的细则，再到个别的契约，这些从上到下的一系列规则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3）实施机制。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完善，除了看其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之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有力。拥有一个强制性的制度实施机制是任何契约能够履行的基本前提。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有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得违约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使得任何违约行为都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实施机制的主体一般是国家。
2.制度的起源、功能
关于制度起源，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解释。（1）合作与制度起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人们实现合作的需要。为说明此，新制度经济学以“囚徒困境”模型来论证。囚徒困境说明，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这样，制度（合作规则）就会被需求并产生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合作精神、“利他主义”，并不是某种道德说教的结果，它同样符合人们对自身利益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只是人们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发现合作、双赢所带来的利益可能会更大，所以会作出遵守规则、进行合作的选择。囚徒困境还揭示了人们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动机，而运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达成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的一致性是非常必要的。（2）科斯的制度起源理论。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核心范畴，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行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所以，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动因就是不断追求降低交易费用。（3）诺思的制度起源理论。诺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简单的交换形式到非个人交换形式。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下，交易极其复杂，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这样，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就会发生背离，如果个人收入与其投入不相称，他便会失去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力，社会效率也难以达到最优。因此，制度就应运而生，其作用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促进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性。（4）解决资源稀缺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种认识，把制度的起源与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有两种情况导致对制度的需要。第一，由于资源变得稀缺，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冲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就需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第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自发的或自觉的制度变迁。原有的制度不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要求，带来新的制度的产生和实行。
制度的起源说明制度具有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功能，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降低交易费用；为合作创造条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收益水平；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