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庆
我是农民的儿子，是放牛娃出身的记者，与农民有一种血脉相连的联系，所以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特别关注。
中国农民既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发端于农村，从农村起步，风起云涌，推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经济基础延伸到上层建筑。
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苦难，这是人生的大不幸；我们又目睹了30年的改革开放巨变，我们是其参与者、宣传者、鼓动者，这又是人生的大幸。
但中国改革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特别是农村改革，遇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其激烈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1981年，我奉命去江西筹建《人民日报》驻江西记者站，开始叫记者组。出发前，我找到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姐，她告诉我，农村改革问题上斗争很尖锐，具体就是围绕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资本主义独木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老大姐嘱咐我，下去以后一定要头脑清醒。
当时的江西，围绕农村改革会上会下争论尤其激烈。无论白天黑夜，有很多人找我谈话，反映情况，我的方针是只听不说，只采访不表态。这年5月初，我经抚州到吉安再到赣南采访一个多月，跑了十多个县市，特别是在吉安呆了近20天，采访了吉安地委、八个县委和众多生产队，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促膝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心里有底了，决心用手中的笔，坚定鲜明地支持农村搞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在吉安连夜写稿子。当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写的长篇通讯《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吉安地区干部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思想变化》。这是江西省第一篇明确支持“双包”责任制的新闻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很大反响。《江西日报》总编辑姜惠龙说：“老高，文章写得好，我想全文转载，鉴于形势，又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江西（包括省委内部）围绕“双包”责任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双包”责任制，真正使农民有了种田的自主权，使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利益相结合，深受农民欢迎，所以发展势如破竹。一种意见则认为“双包”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省和一些地区采取“压”和“堵”的办法。江西省委也几次派工作组去赣南、吉安等地区“纠偏”。赣南有个会昌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曾10次到会昌，邓小平同志曾任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在这里写了壮丽的《清平乐·会昌》。就是这个会昌，群众搞“双包”积极性高着哩！有关方面派工作组去“纠偏”，工作组下午一走，晚上又恢复了，前后派了五次工作组，规定“五清五不允”，即凡搞“双包”的队或户，清理乱砍滥伐，清理投机倒把，清理副业单干，清理超支欠款，清理归还农贷；一不允许分给土地，二不允许子女上学，三不允许享受政府物资供应，四不允许亲属在社队企业工作，五不允许入党。群众把这五次“纠偏”和“五清五不允”称为对“双包”责任制的“五次围剿”。像这种“五次围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所以，江西新闻界，对“双包”责任制“噤若寒蝉”并不奇怪。
但作为中央党报驻省记者，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农民的改革呼声，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和改革创新，用自己的笔宣传、推动农村“双包”责任制的发展、巩固和完善，这是自己的政治和职业责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通讯在江西从上到下引起强烈反响。在省委一次常委扩大会上，一位领导同志站起来发言说，当记者，就要像《人民日报》高新庆同志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支持群众的创造，支持新生事物。当时，这位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我，当知道我在场时，特意跑过来跟我握手。这年10月，我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白栋材（不久后任省委书记）去吉安时，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以后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高，真诚地感谢《人民日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原来，当时省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五六月间去吉安视察，严厉批评吉安搞“双包”，一时人心惶惶，思想波动。王书枫说：“在我们挨批时，你的文章登出来了。大家说《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说话，‘双包’没有错，‘双包’责任制于是巩固下来。”停顿一下，他又神秘地说：“你知道我们今年夏粮增产多少？”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个亿呀！”他拍拍我肩膀说：“这两个亿，有《人民日报》的功劳，有你一份功劳！”
从1981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初，我随白栋材考察吉安、赣州地区，主要是考察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注意“双包”责任制在发展中如何巩固、完善的问题，基本是白天陪同考察，晚上写稿，在《人民日报》一版至四版发了一系列新闻、通讯，回到南昌又连夜突击，以白栋材视察讲话的形式，全面阐述如何巩固、完善责任制的问题，《江西日报》一版头条全文发表，《人民日报》一版摘要发表，这样使江西各地托底了，推动江西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发端、发展，走向稳定、巩固、完善的阶段。
1982年7月，我陪同当时报社主要领导在江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当时对“双包”责任制责难很多，什么“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等等。还有些原来反对“双包”的，现在拼命主张联合。因为小平同志说过，“双包”是治穷的好办法，有人认为富了就不能搞“双包”了。我们就是要通过调查，以事实回答这些责难，富了能不能搞“双包”？多搞几年有什么问题？农村“双包”责任制要长期坚持。
吉安地区当时90％以上生产队都建立了大包干责任制，并且从农业发展到林业和多种经营，去年取得了大丰收，今年又战胜了特大洪灾。我们对大包干夺取大丰收以后，农民更加想集体、想国家，把国家、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以及大灾面前展现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舍家救人，亲帮亲、邻帮邻的大爱精神和干群团结，共渡危难的新气象特别感兴趣，写了一篇新闻和一篇评述性通讯，还配发一篇评论《用新眼光认识新问题》。新闻和评论登载在1982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重要位置，通讯登在同日《人民日报》四版。主要回答大包干以后，农民是不是更自私？“大难临头”是不是各自飞的问题。评论特别指出：大包干责任制“是一种适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简便有效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好责任制”。“在这次战胜特大水灾的斗争中，大包干责任制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崇高的精神力量，怎么能说大包干是最低级最危险最缺乏生命力的分田单干呢？”
在赣南调查时，赣南地委书记杜昭介绍说：所有工作，计划生育工作最难，有的群众说，计划生育让我断子绝孙，抵触情绪大着哩！这里有个别强迫命令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过去按人口分粮，人越多，粮越多，不利于计划生育。现在人增，承包田不变，他自己就不愿多生。我们又写了一篇评述性新闻，并配了评论。稿件登在198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评论不仅全面回击了对大包干的各种责难，而且肯定它是群众的伟大创造，是被实践证明，深受群众欢迎的生产责任制。评论指出，这种责任制并不是十全十美，需要继续健全，继续完善。但是广大农民和干部当前最大的顾虑是怕变，生怕刚刚好了又改变，要求肯定它。因此，健全和完善要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健全和完善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包干责任制更加稳定，更加发挥它的优越性，而不是损害它的优越性；不要强行把它改变成另一种责任制，或人为地“提高”到什么“更高级”的责任制。这段文字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评论最后两段指出：“大包干的优越性最主要的是社员真正做了主人，真正有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我们就要尊重这种自主权，如何进一步健全，如何进一步完善，只能尊重农民的意愿。那种总是按老框框想问题，总想按老路子办事的办法，那种好心好意的强迫命令和主观随意性的东西，千万不能再搞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的农村政策得到全国农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争取生产自主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包干就是广大农民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政策的一个伟大创造。”
万里同志在一次全国农业书记会上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广大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它是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成果，是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产物。中央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及时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推动责任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回顾三年来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到包产再到包干，并且成为全国大部分地区主要的责任制形式，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一个政策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中群众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万里同志这个总结非常准确、到位。
列宁有句名言：“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以大包干为主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亿万农民群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它是有生命力的，是生气勃勃的。不但引起了农村的巨变，而且带动了各个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发展，引起全国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变与进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要在稳定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上，允许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是一个使农民从小康走向富裕小康的大政策；也是一个加速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逐步消灭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大改革。这个改革的要旨，是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益切实得到保护，从而更加有力地激发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更加有力地解放农业生产力。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相信中国农民还会有许多新的创造，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勃前行。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指引下，是农民，是亿万勇于改革创新的中国农民！
〔高新庆：人民日报社退休干部、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