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
同一命题中的二律背反“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命题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二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结。经济的全球性运动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性交汇——文化的全球性交汇导致“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碰撞，造成本土文化力量的分野：一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促使本土文化的结构更加开放，形成“外向型”扩展潮流；二是本土文化的认同特性必然与全球性文化力量发生冲突，由于本土文化自卫本能的作用，导致本土文化的“向心力”防御意识增强。这就是“全球化”命题中“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二律背反。
（一）全球化是人类行为的全球性过程的政治化
人类历史就是全球性互动的历史。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张骞就在“丝绸之路”上迈出了全球性探索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不管是郑和下西洋的西拓之路，还是马可波罗的东进行程，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艰难旅行……都是人类全球性拓展的英勇壮举。
“全球性”是很早的人类行为，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潮流了。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焦点，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栋”已不算夸张。但是比较早地把“全球化”与“全球性”联系起来的是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他又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与重建逐步确立起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尤其是80年代以后，罗伯逊与其他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一个种概念，是全球性特定条件下、特定主题下的一种人类行为。他综合众多学者的成果，把“全球化”放在了自己“视角”的经纬线上。他认为，在英语中，“globility”（全球性）一词是一个相对新造的词，当然其名词形式“the globe”（球，地球）及其形容词“global”（地球的，全球性的）自从16世纪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球化”这一概念才得以广泛应用（罗伯逊，1984）。20世纪80年代，在形容词“global”的学术用途得到扩展之后，全球化和全球性都成为举足轻重的术语，主要是指加强联系（汤林森，2000）和普及并加深世界一体性意识之双重特性（罗伯逊，1992；2001）。罗兰罗伯逊认为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是属于“全球性”范畴之内极具影响力的概念。而马歇尔麦克卢汉“地球村”这一概念似乎与网络没有关系。
罗伯逊尽管给“全球化”与“全球性”划清了界线，但是他的“全球化”概念毕竟是构建在西方视角之下的。他在阐述全球性的时候，对本土性的“行动”给予了狭隘的理解，仅仅缩小在类似“中东地区的恐怖行动”一些层面上，他认为“反全球化运动已经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为全球化进程本身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更多地强调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所以，罗兰罗伯逊的很多观点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值得细究的。
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共获得了13个名誉学位。吉登斯是当代备受关注和引用最多的社会学者，其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吉登斯所编教材《社会学》已印刷了60万册，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已成为标准的基础读物。该书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部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也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巨大冲击。将其概括为“远距离行为”。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质问：疯牛病、尼克里森事件、全球变暖、男子精子数下降，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什么共同点？而现在这串名单中还应加入非典型性肺炎与伊拉克战事。吉登斯相信这种混乱是我们面临的全新事物。许知远、覃里雯、黄继新：《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尽管安东尼吉登斯把全球化和“第三条道路”联系起来是特别牵强的，但是他的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却拓展了许多学者的思索空间。约翰汤林森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诺丁汉大学文化和社会学中心的负责人、利物浦大学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汤林森教授在文化和媒体研究这一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1991年出版《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出版《全球化与文化》。认为：“全球化一词，其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一种发展过程，指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社会学从人类互动意义增强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的联系，这个过程叫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文化的传播。还有人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来定义：全球化是全球网络的金融、信息、资本，乃至思想，它跨越国境，使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
我们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行为的全球性过程的政治化。它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为此，它和人类几千年的全球性探索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却又截然分明。如果说，全球性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全球化就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局部政治操纵。它并非是全球性的根本意愿，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土的全球性行为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
（二）全球化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合理依据
我们认为，全球化总是因经济开始，以现代化普及而展开。经济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恩格斯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这里强调的就是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开放性发展促使不同的经济单元和经济机制相互交流和渗透，最终导致强大的经济单元对弱小经济单元的影响，开放的、先进的经济机制对封闭的、落后的经济机制的包容与覆盖。而且，经济是外交的最好理由。从国际交往的角度讲，当国际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时，首先打破坚冰的必然是“经济使节”；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必然发挥着全球化的先锋作用。
全球化的核心就是“普世文明”，是西方价值体系的全球营销。而“经济现代化”则是“普世文明”的最好掩护，是全球化的一面旗帜。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是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塞缪尔亨廷顿举例说，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用汤因比的话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尽管“普世文明”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但是，普世文明却并非像塞缪尔亨廷顿那么温情脉脉，有时候甚至是血淋淋的，普世文明给东欧带来了什么？给索马里带来了什么？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什么？除了“和平演变”就是“战争与死亡”，似乎对本土的贫穷并没有根本的拯救性的作用。
彻底地说，全球化就是在经济现代化掩盖下的一次全球性战略，这种战略的最终目的未必就是“全球同此凉热”，甚至相反地会火上加油，使本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谁先谁后”的问题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议。有人声称全球化过程与全球性状况意识是现代性的后果（如，吉登斯，1990），而另外一些人（如，罗伯逊，1992；2001）则坚持认为全球化是不同种类的现代性在世界兴起并传播的先决条件。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强调的，全球化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和宗教，而经济现代化仅仅是一面旗帜而已。
（三）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现代形式
以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作掩护，向全球推销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这是全球化的根本性特征。
全球化的原始动机就是“普世文明”的推行过程，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种客观理由。“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文明就是世界文化“白色”化的过程，也就是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普及化过程。
全球化其实就是某一种价值观的全球化，是一种霸权的结束和另一种霸权的开始，其目的就是消灭“多元化”。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说：“全球化话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晰地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内部的矛盾，并考虑到了对欧美的现代性主张提出质疑的传统主义话语的重新抬头。”“我已经注意到，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甚至多元文化主义也以与此相一致的方式扼制了文化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