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靠近，靠近，再靠近
人生总是充满意外。
2004年的最后几天，我和其他大多数同事一样，正在为年终总结及来年制订新的计划而忙碌，12月26日，一场全球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最为惨烈的印度洋海啸席卷了诸多国家，其中印尼苏门答腊岛西海岸成为此次海啸中遭受破坏最惨重的地区。此次海啸全球死亡总人数达22.3万人，仅印尼班达亚齐省的死亡人口就超过17万。
30日，部门领导通知我：经研究，已把我纳入印尼海啸灾区报道后备名单，做好随时出发的思想准备！
对我来说，这个通知多少有点意外。首先我是从事经济报道的，平时关注更多的是信息产业、宏观经济等领域，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从未涉及过。其次，国际报道一般归口到国际部，之前我们很少涉及国际新闻报道。后来得知，由于要报道中国国际救援队执行国际救援任务，部里考虑到我曾在欧洲获得过学位，到灾区采访能充分发挥英语和了解外国文化的优势。军令如山，我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开始查资料，看稿件。灾区灾情空前严重，疫病和霍乱随时可能爆发，这次采访对我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挑战，带着对印尼灾区的密切关注，我从2004年跨入了2005年。
在重大灾害面前，一切意外都变得自然，抵达灾区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因一连串的意外而充满曲折。1月8日，部里电话通知我，正式决定派我跟随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二批队员奔赴全球遭受海啸最为惨重的印尼亚齐省进行采访，几分钟后，救援队打来电话，通知我上报护照号码。但外事局告知，由于第二天是周六，外交部不办公，护照和签证需要到10日即周一才能办理。8日深夜1点，救援队打来电话告知，由于灾情十万火急，鉴于我不能在10日前完成有关手续，将于11日中午起飞的救援队包机无法等我，因此被迫取消新华社随队采访的名额。事情似乎变得困难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所在部门领导紧急与救援队负责同志协商，同时全力与外交部联系，最终达成协议：我单独飞雅加达，之后寻找机会进入灾区，与正在亚齐省省会班达亚齐市开展工作的救援队会合。我立刻订好了11日下午前往雅加达的航班，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1日上午10点，我正在医院注射防疟疾、破伤风的疫苗，已启程前往首都机场的救援队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随队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因意外不能上救援队的包机，所以如果我能立刻赶往机场替换他，就可以随队直接前往灾区。我立刻上报部门领导，部里指示，火速赶往机场！
一路风驰电掣，我终于在中国国际救援队登机前赶到了首都机场的专机停机坪。跟随着救援队会师、上通勤车，似乎一切都顺利，我正打算长舒一口气，没想到登机时又卡了壳。一个负责检查登机的工作人员死活不准我上，说他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这个名单早已与印尼外交部审核，不能换人。唇焦口燥的我，最终眼睁睁看着救援队的包机呼啸远去，我只好三步并两步赶往首都机场的航站楼，等待下午4点的国际航班前往雅加达。
到达候机厅后，我立刻用手提设备发出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二批队伍奔赴印尼灾区的稿件。忙完之后方觉饥肠辘辘，一看已是下午2点了，从早上到此刻滴水未进。拖着行李转到机场地下餐厅，最便宜的面条20元，一摸口袋才发现早上走得太匆忙，没带钱。只好掉头回候机厅干咽口水。
11日下午4点整，飞往雅加达的国际航班准点起飞，看着机下渐渐变小的建筑，我终于出了一口长气，虽然还不知道将如何进入灾区，但至少此刻我已离灾区越来越近了。
9个小时的航程，一头连着北京，一头连着雅加达。
凌晨1点抵达雅加达的国际航班上乘客不多，一下就像沙子里的水一样消失在偌大的机场里。机场安检人员的印尼语响在耳边，使我意识到不同文化的边界原来瞬间可以跨越。陌生的国度，未知的前路，一时间不由得有些孤独。意料之外的是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记者余谦良得到总社消息，深夜前来机场接我。几句中文一说，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由于灾情严重，印尼所有通往灾区亚齐省的正常航班都已中断，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亚齐省会班达亚齐已不可能，我不禁格外着急。我和余谦良商量后，决定去印尼哈里姆空军基地寻求帮助。余谦良给他认识的少校打通了电话，请他把我排人上机名单。
次日凌晨4点，充满浓郁热带风情的雅加达还在酣睡，大街上一片寂静。余谦良和分社司机一夜未眠，准点赶来接上我，一起赶赴哈里姆基地。此时基地里已一片繁忙，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忙着向c一130：赶力神运输机上运货，一些士兵和来自印尼各地的志愿救援人员在等候登机。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登机名单大声点名，一股即将上战场的气氛开始蔓延。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我登上飞机。大型挖掘车辆和如山般的救灾物资堆满了机舱中部，两边狭窄的通道上挤满了人，漆黑的机舱里看不清楚邻座的面目。第一次乘坐军用运输机，好奇之外，更多的感受是煎熬。雅加达离班达亚齐1500公里，但由于航线紧张，无法直接到达灾区，所以飞机起起降降。由于地面温度达40摄氏度，飞机在跑道上等候时，机舱里闷热难耐。但起飞后，温度迅速下降，我穿着短袖衫，冻得不禁哆嗦起来。经过半天左右的时间，运输机在多次起降后，最终抵达离班达亚齐最近的撒邦岛。
撒邦岛是一个美丽的小岛。这里唯一大型的建筑群，就是面前的军用机场。跑道尽头椰子树随风摇曳，树丛外就是湛蓝的大海。
但我实在无心欣赏异国美景，期盼早点到达灾区，和国际救援队会合。同行的人告诉我，这里距班达亚齐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也就是说，我又靠近了灾区一步。
但剩下的这段航程，似乎那么难以跨越。飞行员说，由于班达亚齐军用机场极其繁忙，全世界的救援飞机正向这里飞来，因此必须等到航线空出一个机会，具体何时能飞，仍无消息。从中午到下午4点，所有乘客都在飞机翅膀的阴影下席地而坐，忍受饥渴和烈日的折磨。身边一个21岁的小伙子和大家说起他的遭遇：他父亲是渔民，家在海边。全家6口人除他之外都在海啸中失踪，估计生还希望渺茫。一边是美丽的海景，一边是悲惨的现实，如此强烈的反差，使我更增强了努力做好这次报道的使命感。
下午6点，运输机的螺旋桨突然转动起来，发动机开始轰鸣，大家纷纷向飞机上奔跑。飞机很快拔地而起，蓝色的海水从机翼下不断闪过。身边的一位直升机飞行员告诉我，再过几分钟，班达亚齐就要到了。经过近一天的时间，1500公里的航程终于被我一点一点地甩在了身后。“班达亚齐，我来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二、穿行死亡，智勇前行
她站在海边最高的一块废墟上，向着印度洋久久凝望，任由海风吹散她的头发，吹乱了她黑色的长袍和白色裤子。她摘下墨镜，泪水顺着她的脸颊簌簌落下。印度洋海水带走了她所有的亲人，给她带来无尽哀伤。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乌来来海滩看到的一幕。她是最早来到乌来来海滩凭吊亲人中的一个。她的一家人除了她全都在海啸里遇难，她来这里，怀念家人，回忆永远不再回来的欢乐时光。
乌来来海滩是印尼亚齐省班达亚齐市最著名的海滩，方圆约32平方公里。海啸前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海啸过后，这里尸横遍野，仅截止到1月18日就挖掘出九千六百多具尸体。
实际上，乌来来海滩的惨景只是印尼遭受海啸惨重破坏的一个缩影。这次世纪海啸，把印尼海啸受灾区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对新闻记者来说，它既是一次百年难遇的新闻金矿，也是一次危险之旅。在这里穿行，面临着勇气、机智、坚韧以及感情的艰巨考验。
在这里采访，首当其冲是传染病的威胁。我启程之时，正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印尼灾区进入高危传染病发作期。“大灾之后有大疫”，在海啸发生一周后，由于大量尸体充斥在街道、房屋下以及海滩上，无法得到及时清理，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下，尸体开始大批腐烂，疫情存在突然爆发的危险。我每天在班达亚齐市内的多个居民点采访，汽车到处，路边盖着塑料布的尸体散发出恶臭，令人眩晕恶心。即使带着两层口罩，仍无法挡住尸体的恶臭。由于救援力量有限，大量埋在废墟下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清理，很多未被救援的居民区尸体和活人混处在废墟之中，从而成为疾病大流行的极大隐患。而记者每天要经过或进入这些地区采访，致病的危险是相当大的。每一次穿行在灾区深处的救援，都有可能是一场穿越死亡的行程。
同时，与战乱伴随的死亡威胁也无时不在。从雅加达一路向北朝着灾区前行，很多同行者都是肩扛自动步枪的印尼士兵。到达班达亚齐后，市内背枪巡逻和指挥交通的武装士兵更是随处可见。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士兵除了预防灾民乘乱抢劫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防备当地的反政府武装——“自由亚齐运动”。这次海啸发生的重灾区亚齐省，是印尼反政府武装“自由亚齐运动”的大本营。
该组织自1976年成立之日起，就以资源分配不均和宗教文化差异为理由，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二十多年来不断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海啸发生后，亚齐省遭受惨重破坏，但即使如此，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交火仍未停歇。我在班达亚齐16天期间，听到的交火消息就达三次。其中一次发生在联合国驻当地机构大门附近，造成三人死亡。为防止意外，绝大部分国家的国际救援队伍都驻扎在朗鲁军用机场旁边，由印尼军队24小时武装保护。在这个机场上驻扎的印尼海军陆战队，每天出去执行搜救任务时，都在车上架起机关枪，士兵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勇气，成为决定采访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有的部门在要求记者自愿报名奔赴印尼灾区采访时，就发生过无一人报名的情况。当国内部领导点我将时，要说我一点不怕，那是假的。但我只略微犹豫了一下，就痛快地答应了。既然选择了新闻职业，就应该在这个职业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但要死得有价值。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会因自己的胆怯而错过置身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新闻现场的机会而惭愧。
但是，非现场的心理准备和现实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进入现场后，面对遍地尸体，难忍的臭味，神经和心理都要经受巨大挑战，但我很快适应下来并且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一路曲折抵达班达亚齐的这个小小的“过河卒”，开始向国内和全世界源源不断地发出灾区第一手的新闻。
面对世纪海啸，只有勇气显然是不够的。对记者来说，在危险的新闻现场，第一原则不是如何发现和采访新闻，而是如何保护好自己。灾区也好，战区也好，所在的环境比平常的环境危险得多也复杂得多，如果不会保护自己，连自己的安全都成问题，何谈完成采访任务？因此，在灾区采访，要求记者既勇敢，更要机智。惟有机智，方能在恶劣的条件下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同时在困难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完成任务。
由于高度重视防疫，在出国前一天，虽然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抽出时间和军分社领导联系，请求注射防病疫苗。在军分社领导的帮助下，我及时注射了霍乱、破伤风等疫苗，等于上了一道“安全阀”。到灾区后，我立刻到当地新闻中心登记备案，这样危急时可及时获得各国同行及当地政府的帮助。由于印尼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排华的情况，加上海啸导致的失踪人口很多，因此当地情况复杂，取得当地可信赖机构的帮助，是极为必要的。此外，在采访期间，我给自己规定了四个原则：即军人多的地方不去；时刻观察周边情况；不摘口罩；不去人少或无人的地方。由于反政府军活动活跃，政府军聚集的地方很可能成为被攻击的靶子。而鉴于疾病传播的威胁，带上口罩是必要的措施。不去无人或者人少的地方，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时无人救援的后果。
在灾区，由于环境和秩序都被破坏，因此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进行采访极为必要。没有吃的，要想办法找到吃的；没有床，就要能忍受恶劣的睡觉环境；没有车，要想办法找到交通工具。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都无一定之规，完全需要记者随机应变，当机立断。在班达亚齐新闻中心，由于无房可睡，很多国家的记者就用报纸在大厅里占一块地方当床，其他报纸用来当被。由于地方有限，即使互不相识的异性记者挤在一起席地而眠，也无人诧异。
在海啸灾区，记者每天面对最多的倒不是死亡的威胁，而是恶劣环境的折磨。因此，海啸报道，成为考验记者韧性的一次艰巨考验。
班达亚齐地处热带，三面环海。时而万里无云，酷热难当，忽又暴雨倾盆，湿热难耐。不下雨时，40摄氏度的高温让人无处可躲，汗如雨下。暴雨过后，住地一片泽国，水深达40毫米，人在帐篷里只好趟水而行。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着求生和救援而展开使用，诸如洗澡等的设施，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有条件提供。因此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环境里，我16天没能洗过一次澡，衣服的盐霜紧紧沾在身上，难受异常。而在大雨倾盆时，帐篷里飘风漏雨，无处可逃，深夜困倦入眠，夜雨飘落脸上，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