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法之争
①孟轲之道
孟轲（约公元前390～前305年），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他以孔学继承者自居，历史上将孔、孟并称，即所谓“孔孟”之道。在政治思想方面，孟轲发展了孔丘的“仁”学和“德政”学说，形成了完整的仁政思想。他把治国之道分为“王道”和“霸道”，认为统一天下只能用仁政。
孟轲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民心者得天下”是他的至理名言。他认为得民心的主要措施是“教民”、“养民”。教民以道德礼教，养民则是使人民生活有保障。他极力反对“虐民”、“暴民”，他认为残害百姓，必失天下。但是他的“仁政重民”是以另一种思想为根源的，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的论调，是为了维护一种封建君权秩序，防止“贼民兴”，即防止人民起义。
②韩非的法家思想
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中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他曾多次上书谏韩王变法图强，但昏庸的韩王拒不采纳。他退而著书，博览群经，分析和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思想，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赏识，但他的昔日同学李斯等人嫉妒他，对其进行陷害，后来他被迫自杀。韩非的理论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
韩非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全面论证中央集权必要性的思想家。韩非首先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立场出发，认为人与人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要治理社会和国家只有用暴力和权术。他主张法治，强调法要统一、法要严峻、法要公平、法要讲信用。君主居法律之上。韩非的君主专制学说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为后来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第一次把“理”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指出“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具体法则。“道”则是体现在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中。“道”寓于“理”中，只有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理”的认识，人们才能认识“道”。
其实，这样的认知“道”的方法，与老庄之学认知的“道”，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三、异端与正统
中国历史经历了数百年的礼崩乐坏、连年征战，终于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局面，秦嬴政似乎预感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因此也自命为“始皇帝”，但历史并非如他所愿，使其皇位世代相传。同样，在未来的世代中，中国的思想界仍处在良知与愚昧、正义和邪恶的失衡中。也正因如此，许多思想家自觉承担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宝贵篇章。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秦汉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后，统治者需要代表这一统治思想的学术舆论。董仲舒便成为君主宗法制的理论制造者。
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中国西汉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
他曾任江都相等职。辞官后居家著书，但朝廷商议大事时，总要派人到他家征求意见，他在当时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
董仲舒生活在当时封建社会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他主张要全面总结秦亡教训和汉初弊政，反对“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极力推行和强化统一的“法度”。为达到这一政治目的，他突出强调思想统一的重要性，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政治学说就是把儒家的德治同法家的法治作为相辅相成的统治原则和手段结合起来，把严格的等级名分同维护君主专制、君权至上结合起来，形成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封建君主专制理论。
三纲就是说，臣服从于君、子服从于父、妻服从于夫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五种道德规范，为“五常”。董仲舒同样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在哲学思想上，董仲舒主张“人天感应”。他认为根据国家君王的行为好坏，天就会垂示祥、灾，以作鼓励和警告。这就在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政治中为无限君权设下了一道脆弱的神权桎梏。
2.魏晋玄风
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它探讨宇宙的本原，提出了“有无”、“体用”、“本末”、“一多”、“动静”、“象意”、“名教自然”等哲学范畴，有较强的思辩性。
①王弼的“贵无论”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汉末土族后代。中国三国时期哲学家，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王弼的一生虽然很短，但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第一个将本末、体用、动静、象意等作为哲学范畴加以研究。
他的贵无论风靡魏晋论坛。其主要理论是以无为本，把无当作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认为静才是事物的本质。在认识论上主张“得意忘象”，“象”是传达“意”的媒介。世界的本体依“象”来表达，发现本体忘却媒介之“象”，才能真正得“意”，即对事物得到认识。
王弼构造的玄学理论，使中国的理论思辩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②玄风的终结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时是何晏、王弼开创玄风。接着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随意自然使士族贵族子弟放纵不羁，终日以酒色为乐，于是出现了乐广、裴頠的纠偏之论，提出“自然不离名教”的思想。这是玄学的第二阶段。郭象发展了裴頠“崇有”的思想，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是为玄学的第三阶段。
郭象（公元252～312年），字子玄，中国魏晋时期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庄子思想的研究，著有《庄子注》。在书中郭象总结了玄学思潮发展中的各种争论，把“贵无”和“崇有”合一，“自然”和“名教”合一，从而把玄学理论推向一个高峰。他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独化”、“玄冥”等哲学主张。他认为自然万物是自然产生，没有主宰，它们独自生存灭亡，人们认识它是徒劳无益的。但他又提出了“玄冥之境”，所有的事物在玄冥之境中得到统一。自郭象后，玄学的发展就此终结。
四、“道统”的延续
宋代兴起的理学，打破了汉唐以来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至尊地位，否定和批判了传统经学，是对当时学术界的一次思想解放，促使儒家学说从章句注疏之学（又称汉学）向义理之学（又称宋学）转变。
宋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的新儒学，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陆九渊的心学。
宋学是在唐代儒学和佛、道思想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成的。理学思想的兴起给汉代以来的儒学带来了新的思想空气，儒学进入一人新的理论高度，也标志着唐、五代以来佛、道、儒多元文化格局的终结。
1.二程理学
二程，就是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二程是兄弟，同学于周敦颐，开创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
在哲学上，二程同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万物出自一“理”。有“理”就有“气”，气聚而成万物人类。要认识这个“理”则需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程颞进一步认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理”的同时，要与内心的理相契合，才算是得到“真知”。
程颐认为，“理”是人内心本所固有的，主张反躬内求的修养方式，通过“去人欲”而“存天理”，进而演出要“克私己之利欲而维护纲常”的伦理。程颐还提出“气禀”之说，认为人的贤愚是由先天禀气决定的，否定后天的修养成分。
二程的学说为南宋的朱熹所继承发展。二程的不同认知观，导致了洛学的分化，为南宋的“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因素。
二程的主要著作有《二程全集》，程颢的《识仁篇》，程颐的《周易程氏传》等。
2.“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
朱子（1130～1200年），名熹。徽州（今江西）婺源人。中国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因他生于福建，他所建立的学派称为“闽学”。
在宇宙观上，朱熹认为理为世界本原，理生于万物而存在。对理、气的关系，他提出“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思想。在认识这个“理”时，他认为人人心中有“已知之理”，但需要通过再认识事物才能达到。
朱熹把自己的理学推及社会和道德领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带有禁欲主义色彩。
朱熹的理学给一直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带来了又一次兴盛，被元、明、清各代奉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