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李斯认罪，赵高指派亲信，扮成二世皇帝的使者，把李斯打得死去活来。李斯受刑不过，只好屈招。后来，被处死在成阳街头。赵高这时的权力达到顶峰，登上相位，朝中一切由他裁决。然而他还不满足，于是，又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把戏。
这一天，二世皇帝临朝，赵高把一只梅花鹿牵到大殿上。二世和大臣们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是什么用意。赵高神情端庄地给二世皇帝行了一个礼，大声说道：“这是臣刚刚得到的一匹宝马，诚心敬献给陛下！”
二世皇帝眨巴眨巴两眼，满脸疑惑地说：“这是一头鹿，丞相怎么说它是一匹马？”
赵高仍是一本正经，声音又往高提了提，说：“这明明是一匹马。请陛下再问问群臣，让他们鉴别鉴别。”
这一问，满朝文武大臣面面相觑，一会儿议论声四起，有的说是马，有的说是鹿。结果凡是说鹿的大臣，都给加上各种罪名，予以处决。从此以后，赵高说的话，谁也不敢反对。
赵高就是这样一个飞扬跋扈、奸佞无比的阴谋小人。尽管他能控制秦二世和朝中大臣，可对迅猛发展的农民起义军，却毫无办法。
刘邦率军向武关挺进的时候，派了一个叫宁昌的人“使秦”，以和平谈判为掩护，目的是打探秦统治集团内部的消息。刘邦的军队打到关中的南大门了，咸阳城里一夕数惊。
赵高也沉不住气，想了个以退为进的办法，派亲信人物代表自己赴武关与刘邦谈判，企图保住手中的权力。
刘邦虽然急于人关，早点做“关中王”，却不肯与赵高这样阴险的人物同流合污，但他觉得可以对赵高的阴谋加以利用。于是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赵高派来的使者，并煞有介事地与其谈判，同时故意把谈判的情况四处张扬，大造和谈将成的舆论。
武关守将初见大兵压境，惊恐万分，又是增派岗哨，又是加固城防，秣马厉兵，日夜警惕。如今看着朝廷派来的使者与刘邦谈判，双方置酒把盏，握手言欢，一颗高悬的心落了地，对部下的管束也不严了，派出去的岗哨也撤回来了。
第二天天色未明，刘邦出其不意，挥军进攻，一举攻占了武关。武关守将睡梦未醒，便束手被擒。赵高的使者见势不妙，慌忙逃回咸阳报信。
刘邦花言巧语，巧妙骗过对方，稳住对方，却暗中派兵布阵，然后一举攻城夺地，实是高明之策。这种手法，在谈判上是惯用的，但合理的竞争一定会胜过大耍阴谋，就看怎样驾驭。
在势盛之时，头脑越要清醒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在曾国藩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熄，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即令立即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人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闽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左宗棠也曾有用鹤顶格题神鼎山所做一联，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 “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义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趁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闾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王闽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闽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王闽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王闽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人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闺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闽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
曾、胡却顾咸相
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闽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