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山东士族已日渐衰落，而在山东士族衰落的同时，山东庶族地主却在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一股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李世民即位后，在他重用的大臣中，出身于山东庶族的占有很大的比重。李世民一朝任用宰相28人，除高祖时的旧相外，李世民自己任用了22人，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共11人。他们是：高士廉、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戴胄、李稽农、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庶族。其中只有高士廉、高季辅、崔仁师出身于士族之家。此外，岑文本、刘洎、王硅、褚遂良、许敬宗五人为南朝名臣之后。关陇贵族出身的则有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杜如晦、杨师道、侯君集等。
由此可见，在人事任用上，除了关陇贵族以外，李世民可以说没有吸收一个出身于一流士族家庭的士族人士加入到中枢核心机构中来，于是士族的政治地位由此大大衰微了。
这样，纷繁复杂的士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起了变化。唐初统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大为削弱：“乔姓”早已没落，“吴姓”逐渐衰败，“虏姓”也今非昔比，山东“郡姓”亦“累叶陵迟”或“全无冠盖”。新官与旧族的升降与沉浮既已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那么甄别盛衰，重修谱牒，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充一批当代新门，在李世民看来，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再从皇家威望着眼，李世民甚至可以说已是急不可待了。
唐朝的统一和巩固，使得李世民所谓的“遍责天下谱牒”成为可能，宗谱面向全国，就又有了互相比较、彼此衡量的余地。李世民选择熟悉全国各自地区族姓的士族官员担任这项工作，正是体现了他统一全国“谱牒以甄别盛衰”的政治意图。如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韦挺为关中首姓甲门；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古姓。四人分工合编，以便于对四面八方的士谱进行统一排比。此外，还吸收了“谙练门阀”的“四方士大夫”参与其事，也含有便于天下统一的修谱需要。可见，李世民“遍责天下谱牒”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以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分裂时期的各地士谱，对“累叶陵迟”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补充了“新官之辈”，以甄别盛衰。唐初，由于旧士族与新贵族之间在政治地位上有较大的差别，这使得姓氏谱牒混乱错杂，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未免使一些投机之辈为抬高自家地位，乘机伪造族谱，妄想假托先贤之裔。这些人大多是庶族地主。“考其真伪”即是得源于此，李世民想通过修订谱牒来剔除伪姓，这里面其实也包藏着提高自己等级门第观念的打算。而何为真伪，自由李氏王朝自己而定。另外，李世民在原诏令中让臣下在修订《氏族志》时，要求“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这自然也是以当时各阶层人士对李唐政权的顺服与反叛为标准的。
如前所述，鉴于魏晋以来朝代频换，臣下乱政的教训，即位之初，李世民就开始大力宣扬忠君思想。并多次褒忠贬奸，在诏书中大肆阐引“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的君为臣纲思想。这次修订《氏族志》，李世民又提出以大臣对李唐王朝政治态度的顺逆作为修谱进退的原则，无非就是为了通过修谱，扬亲弃远，建立一个死心塌地支持维护李唐政权的统治集团，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此举不能不说是李世民施行统治的一个极为精明的策略。
由上可见，修谱本身就蕴含着李世民极为迫切的政治要求，因此，当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给李世民时，出于重视，李世民开始仔细审阅。当看到把山东士族之冠崔氏干列为第一等时，李世民甚为不满，大发了一通议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幸，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氏干犹为第一等？”早在族谱修订前，李世民就曾多做暗示，而高士廉等人却没有照办，竟然仍旧没把皇姓列为一等，而仍将旧士族的崔姓列为第一，如此一来，大大违背了李世民修订族谱的初衷，这就难免会使他很不高兴地加以斥责了。
说完上述那些话，李世民意犹未尽，他说： “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过去没有恩怨，只因他们累世衰落，又无人做官，还自称士大夫，婚嫁时索要许多财物。有的人才学平庸而自命清高，贩卖祖宗的名望，依靠这个发财尊贵。我不理解社会上为什么有人看重他们？再说士大夫有才能有功劳的，做得高官，善于服侍人君和父母的，忠孝值得赞扬；有的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这也足以立为门户，可以称为国家的士大夫。现在崔、卢这些人，只夸耀远世祖宗的尊荣，怎能比得上我朝的尊贵？公卿以下何苦送给他们那么多钱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只图虚名不顾实际，以结交他们为荣耀。我现在所以要考定氏族，是想树立当朝官宦的尊荣，怎么却仍把崔氏干列为第一等？我看你们没有看重我给你们的爵位啊！不管数代以前如何，只按现在的官名、人才划分等级，一经量定就要永远遵守。”
在这段话中，李世民先是旁敲侧击，其后捺不住自己的忿忿之情，话中的目的性越来越明显了。最终，终于将自己修订族谱的目的层层剥离出来。“不须论数世以前，上取今日官爵高下做等级”，这样一来，一些非士族出身的当朝新贵就有了进入士族之流的可能，李唐王室的身份更会日显尊贵，而对于政治地位日趋衰微的旧士族而言，则无疑是一个极为致命的打击，他们的地位必将因此而更加贬值。未达目的誓不甘心，在李世民“更命刊定”的指示下，贞观十二年， 《氏族志》终于出笼了，其中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氏干为第三。”李世民这才感觉到舒心了一些，于是下诏全国颁行。他说：“氏族的光彩决定于官品的高低，婚姻的选择应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之后，时代变迁，风俗也已衰落，燕赵古姓大多失掉了官位，齐韩的旧族又违背了仁义的风气。他们名不著称于地方，自身陷入贫贱，而却自吹是高门望族之后，不遵守平民百姓婚配的礼仪。问名只知道勒索财物，嫁女一定要嫁给富家。还有新做官的人和有钱人家，羡慕这些人的祖宗，争先与他们结成姻亲，多送金玉布帛，就像商人做买卖一样。他们有的贬低了自家门第而受辱于亲家，有的则倚仗旧时的声望而对公婆无礼。这些习气已积成风俗，至今没有停止，既扰乱了人伦，又损害了名教。我早晚操劳，励精图治，历代的积弊都已革除，只有这坏风俗未能彻底改变。从今以后须明加告示，使人们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于礼法，合乎我的心意。”
这一诏令的颁行和盘托出了李世民意欲禁止卖婚的目的，而禁止卖婚的真正意图无非是为了贬抑旧士族地主的地位，并维护和提高李唐王室的声威。尽管史实证明，由于习惯使然，人们仍将与旧士族联姻视为荣耀，李世民的禁止卖婚的目的未见显效，但是，通过《氏族志》的修订，李世民真正的意图——扬己抑异，却顺利得以实现。重订氏族谱，使李唐新贵们的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更大的提高，也让李世民找到了管人用人的要诀，并为李唐政权的牢固又加了一道保护墙。
治人之法一定要巧妙
治人之法是一种需要谋划至深的成功之道。大家知道，“口蜜腹剑”是人们对唐朝宰相李林甫的最确切形容，李林甫自然是奸佞邪恶小人，而此处的“口蜜腹剑”则是刘邦用来对付奸佞邪恶的小人赵高的，可谓巧妙！
刘邦西进后，进展还算比较顺利。部众也由原来的数千人，发展到了近十万人，他踌躇满志地向武关进军。
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境内，是古代秦国关中腹地的南大门。它背依高峻的少习山，俯瞰湍急的武关河。雄奇的关城，坐落在崇岭峡谷间一块较高的平地上。关城墙壁立如刀削，只有一门相通。自古以来，它就是秦楚交通的咽喉要地。春秋时期，这里开始设关，因山得名，称“少习关”。
战国时期，秦国崛起，极力向外扩张，便改“少习关”为“武关”，寓含向东方各诸侯国耀武扬威之意。同时，对故关城墙大加修葺，使之与关中东部的函谷关、西部的大散关、北部的萧关并称为“秦之四塞”。
当年，楚怀王轻信秦国谎言，不听屈原等忠臣义士的劝告，亲赴武关与秦言和，结果被扣为人质，押解囚禁于秦都咸阳，最后客死他乡，酿成千古遗恨。唐代大诗人杜牧经过此时，忆起这段史迹，触景生情，写了一首《题武关》的诗：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
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叶强吞尽已空。
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刘邦率军来到武关，想起怀王的这段往事，也百感交集，慨然长叹。他环顾四周，但见崖高壑深，路窄难行，易守难攻。关上秦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刘邦心里盘算：如若驱兵强攻，势必造成惨重伤亡，一定要想另外的办法，以计取胜。
这时，营外通报：秦军丞相赵高派使来与刘邦讲和，声称：只要沛公答应与丞相合作，丞相愿意献出咸阳，二人平分关中，共同称王。
对赵高其人，刘邦是很了解的。
赵高出身于原赵国一个贵族之家，后来家境没落，随父母流亡到秦国，因父母触犯了秦律，受到严惩，他也受牵连而被处以宫刑，沦为官奴，在秦王宫廷里服杂役。赵高对自己的“卑贱”地位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千方百计出人头地，改换门庭，凭着他的小聪明，又通晓狱律法令，不久就赢得崇法尚刑的秦王政的欢心。秦王政灭掉六国，更名为“始皇帝”，赵高亦被任为“中车府令”，管理宫廷车马辇舆，同时执掌秦朝的印符玉玺，为皇帝起草诏书命令，还兼任公子胡亥的师傅，给胡亥讲授法律。为了取悦胡亥，赵高常常把宫廷机密要闻透露给胡亥，胡亥因而把赵高作为知己。
秦始皇为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带着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幼子胡亥，进行第五次巡游。他祭祀完大禹又去寻找神仙乞求长生不老仙丹。百般折腾了好几天，仍然一无所获，就在返京路上身染重病而亡。
秦始皇临死前，嘱托赵高给远在上郡监军的大儿子扶苏写信，让扶苏赶快回咸阳来料理丧事，并继承帝位。可赵高忌恨扶苏为人正派，便串通胡亥，胁迫丞相李斯，销毁了秦始皇的遗命，伪造了一道诏书，逼使公子扶苏自杀，硬是把胡亥立为秦朝的二世皇帝，他自己则由中车府令擢升为“郎中令”，成为秦朝中央政府九卿之一，执掌宫廷门户，统率皇帝侍从，操纵了国家大权。
赵高假借二世皇帝之手，杀掉了多次大败匈奴、在北方监修长城的杰出将领蒙恬和他的兄弟蒙毅等一大批对秦朝赤胆忠心的官员，还杀死了胡亥的哥哥、姐姐等皇室宗亲好几十人，弄得“宗室震恐”，“群臣人人自危”。
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出了很大力。秦始皇对李斯也非常信任，由客卿而升为廷尉，又由廷尉而升为宰相，成为秦朝的实权人物。可李斯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把个人的功名利禄看得十分重。他未出仕的时候，看见钻在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还总是受到人和狗的惊扰，成天惶恐不安；而谷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库房，却不会遇到人和狗的恫吓，过得自由自在。他由此浮想联翩，大发感慨，说：“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好像‘仓鼠’和‘厕鼠’一样，完全是由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他给自己立下的政治信条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赵高像一只逐臭的苍蝇，死死抓住李斯的这个弱点。秦始皇客死沙丘，他为了利用“丞相”这块招牌，极力用功名利禄诱惑李斯，终于迫使李斯就范，上了贼船，成为他篡权阴谋活动的骨干。
阴谋得逞，李斯立了大功，但却成了赵高索取最高权力的障碍。赵高决心除掉李斯，取而代之。
他装出一副博学多才的神态，对二世皇帝说：“陛下身为天子，可知道天子怎样才能显得尊贵？”二世皇帝听不懂这个话，摇了摇头。赵高解释说：“天子所以尊贵，就是让臣下只能闻声，不能见面。陛下年纪还轻，不一定样样事情都懂，如果坐在朝廷上，成天和大臣们议论国政，难免有的话会说错。天子说错了话，就会被臣下看轻。为陛下设想，不如深居后宫，等着大臣们奏事。事情奏上来了，在宫中和几个娴熟法令的人一块儿商量，商量出好办法了，再交给臣下去办，这样，臣子们都会以为陛下十分英明。”
二世皇帝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天天深居后宫，与宫女们嬉戏玩乐，朝廷大事全被扔到一边。赵高掌管宫廷警卫，连丞相也不能进去奏事。李斯对此十分着急，去找赵高想办法。赵高告诉他：“等皇帝空闲的时候，我再通知你入宫奏事。”此后，每当二世皇帝与宫女们玩得兴趣正浓时，赵高便派人召李斯进宫，因此，李斯每次来的都不是时候。结果事情没能奏成，还惹二世皇帝大发雷霆，认为李斯是有意找别扭。赵高乘机诬告李斯有野心，想当诸侯王，还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与犯上作乱的陈胜、吴广相勾结。李斯被加上“谋反”的罪名下了大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