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留下许多闪光的思想和实践。
一、建国伊始，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以革命的胆略和娴熟的领导艺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正确把握全局的重点。1949年12月，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他并具体说明：“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但是整个说来，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他强调“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他要求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级领导机关树立整体的观念，把握工作的重点，发挥自己在建设新中国中应有的作用。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针对全党解决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废墟。数以百万计的反动军队有待肃清，华南、西南、西北一部分国土尚待解放；各级新的政权需要建立和巩固，仍在猖狂地进行破坏捣乱的反革命势力必须镇压；长期战争和反动统治，造成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灾区救济，失业安置等问题急待解决，总之，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为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在这当中，根本解决财政经济的极端困难和混乱，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在周恩来和陈云主持下，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工业、农业、交通等各项生产事业，制定税收、工资、物价、出口贸易、发行公债、救济安置失业人员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恢复市场、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作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筹组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协助毛泽东制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在后勤支援上作了极大的努力。同时，他坚决贯彻“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做好国内工作，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以他的领导实践，实现了他自己提出的关于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的正确主张。
二、一届人大，宣告“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位”
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随后，他对这个论断又作了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根本目的来看，周恩来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国弱民穷，要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获得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民主，然而，近代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历史任务仍然没有解决。而这一任务不真正解决，那么，已经获得的独立、统一、民主也是无法的巩固，而且有可能出现得而复失的危险。所以，从中国人民革命根本的目的的高度来认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客观条件来看，周恩来指出：“在1949年至1952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195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上述的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无疑是有着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再次，从其重要性来看，周恩来指出：“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恩来明确提出：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年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周恩来立足于依靠全国人民来完成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的使命的思想，立足于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的主张，充分显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胆略。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周恩来在处理千头万绪而繁重的内政外交的国事方面有着非凡的本领。周恩来工作忙而有序，像弹钢琴一样节奏分明，而节奏的最强音始终是经济建设。周恩来认为，外事服从内政，内政为了经济建设。他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的目的是要采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民主、自由、安定团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这一切努力都为了国家经济建设。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为开创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周恩来于1950年春同毛泽东一道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收回了中长路、旅大的主权和一切权利，取得了一年贷款。新中国的和平友好外交从苏联开始，扩大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2年秋，周恩来第二次到莫斯科，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经济状况，并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是51项。到1956年，经过对一些项目进行调整合并，又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些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随后，为创亚非国家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周恩来于1953年出访印度、缅甸，发表中印、中缅声明，宣布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又出席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期，周恩来也积极争取与欧洲国家建交。这一切外交活动，都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争取了外援，促进了国内建设。
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领导政务院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进行了复杂繁重而有效的工作；接着，又参与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三大改造”过程中，他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环节。”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理论上作出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科学的论断；在实践上，他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功地解决了内政外交一系列的重大国事，使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三、60年代初，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中共八大宣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所当然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开始抬头，从1958年起，强调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难以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只能导致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下的“大跃进”的掀起。三年“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