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景作出了科学的预见。
毛泽东首先承认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由于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由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前景的预见是符合实际的；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毛泽东这个预见，表达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如同中国革命那样，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中国的兴盛相信是可以计日程功的，驳斥了国内外反动派散播的种种悲观论调。 随后，刘少奇于1949年6月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和采取什么方针去发展经济呢？刘少奇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它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决定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因此，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次应当明确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显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这个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从根本上改变过来，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斗争，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这就是说，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改革旧制度，重新组织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的斗争过程。因此，我们贯彻这个方针，各项工作都必须紧紧地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过去，我们长时间处于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之中，一切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于革命战争。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所以，周恩来于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我们上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上作，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一定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牛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中心任务和策略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建国初期的形势，1950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思想，成为建国后头3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和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他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上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
为此目的，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八项上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上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上商业。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在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而在保障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整编行政系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做好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克服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的错误倾向。(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8)密切地结合各项工作任务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令主义，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使我们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也为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做好准备。显而易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更加具体化了。所以，在全国解放（除台湾等外）后的头3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接收了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整个社会经济，并在部分地区和部门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在土改完成后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老解放区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在城市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和稳定物价，合理地调整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等形式，引导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开展“五反”运动，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这样，我们既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又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避免了“四面出击，全国紧张”的状况，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历史已经证明，党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初期的胜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