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刃。亦名浪剑，是南诏国最为著名的宝剑，又称“浪川剑”，因发源于“三浪诏”，即邓赕、浪穹、施浪三诏（今洱源邓川一带）故地而得名。剑身用毒药淬炼，相传伤人即死。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国土大致为今日的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域，五代末期被段思平所灭，后建立大理政权。南诏国尚武，当时一般将士和普通民众大多佩带南诏剑，所谓“不问贵贱，剑不离身”。唐人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此处浪人指行踪不定之铸剑师，而非日本的失业武士。《旧唐书·德宗纪下》：“南诏献铎槊、浪人剑、吐蕃印八纽。”《新唐书·南诏传》：“隋刃，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曜如星者，凡十年用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
除了上述种种，古代流传下来的宝剑有上百种之多。如王勃《滕王阁序》的“紫电青霜，王将军之琥库”中，“紫电青霜”即为古时的两把宝剑，还有《列子·汤问》中提到的含光、承影、宵练等，《越绝书》《吴越春秋》《古今刀剑录》《名剑记》等书中多有收录。
一场由“茅”引发的血案
关键词：前茅 苞茅缩酒 自牧归荑 包茅之战 管仲 菁茅之谋
成语“名列前茅”意指名次列在前面，常有人会把“茅”误写成长矛的“矛”，其实只要理解了其中“茅”字的含义，就不会误用了。
“茅”原来是战旗
“名列前茅”与古代部队有关，“前茅”是古代行军时先遣部队手持的茅草旗，因此这里的“茅”是茅草之意。
春秋时，晋国（今山西与河北西南部）和楚国（今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南部）两个大国争做霸主，矛盾时常激化。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是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一次楚国发动大军侵入郑国，郑国军民奋起抵抗，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晋国派大将荀林父为统帅，出兵援郑，可还没有渡过黄河就得到消息，郑国国君已经向楚国屈服，楚军也已开始撤走了。荀林父召集部属将领，商议对策。他的主张是：“战事既然已结束，楚军也开始撤退，我们就回去算了。”另一位大将士会同意统帅的主张，并详细分析了晋、楚双方的形势，认为退兵回国是正确的作战计划。可是荀林父的副将先縠不以为然，竟不听指挥，擅自带领他的兵马渡过黄河，追击楚军，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
士会分析晋、楚双方形势时，曾说过“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等语，意思是楚军的前锋戒备森严，中军领导很强，后军实力也很充足，所以不宜轻敌。根据后来研究《左传》的专家杜预解释，“前茅”在此引申为走在军队最前面的先锋部队。茅是楚国的特产，楚军斥候兵（古代的侦察兵）拿来做信号旗用，斥候兵发现前沿敌人有什么动静，就举茅打信号，因此前锋就叫“前茅”。古代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即有“前茅后殿篇”，讲的是行军中前后部队的部署问题。
春秋时的楚国在行政制度上率先废除封邑制，实行“县”制，军事条例也逐步完善。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行军过程中，前哨部队的士兵以茅草为旗，当遇到敌人或紧急情况时就举起茅草旗作为信号，告诉后面的部队，以提高警惕，及时应变。据说举茅草为号最早就是由楚国著名贤相敖（孙叔敖）颁令施行的。
在古代象征神圣的“茅”
事实上，楚国军队用茅作为旗帜除了作开导之用，还希望在行军中能够招引神灵保佑百战百胜，其目的是鼓舞士气，这源于楚人祭祀的传统礼俗。
荆楚大地于荆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盛产菁茅，《禹贡》称之为苞茅（“苞”古通包），《本草纲目》则名之香茅，也有说即今日的猴毛草（笔仔草）。楚人居荆山一带后，开始实行一种以茅草与酒为主要手段的祭祀仪式，称之“苞茅缩酒”，后来传至中原地区，极为兴盛，连周天子也予以采用。《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史记》等均有记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匦，缠结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重之，故包裹又缠结也。”虽然历史上楚国的疆界变动很大，从公元前11世纪末“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的山林僻壤，到楚成王时“楚地千里”，占据了江汉、南阳盆地及淮河流域，但是因产地关系，从周初以来王室祭礼用的这种“包茅”一直依靠楚人的进贡。
关于“缩酒”的仪式，杜预曾解释说：“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解释“莤”字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莤”字的字形上从茅、下从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祭祀时，人们束茅而立，将酒自上浇下，茅将酒中的糟粕滤掉，便成为飨神的清酒，同时酒汁渐渐渗透下去，就如同神已经饮用了一般。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中，就已经有这种用于缩酒祭祀的茅草了。初期楚国国君地位不高，但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上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所以菁茅或苞茅也被尊为“灵茅”。《史记·孝武本纪》说：“江淮间一茅三脊，以为神藉。”“三脊”就是有三条脊棱的茅草，“藉”为祭神时用的草垫子，《史记集解》引孟康曰：“所谓灵茅也。”由此可以知道茅不但作为滤器，还被用来编织拜神时用的草席。楚国曾制定了专门的《祭典》，规定在举行重大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的时候要进行“苞茅缩酒”这一仪式。楚人认为“茅”所到的地方如同神灵相随，在神灵的庇佑下军队必会所向披靡。
“苞茅缩酒”的遗俗至今犹存于襄樊荆山的“端公舞”中。端公舞是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荆山民间巫教祭祀舞蹈，除原始内涵外，演变至今日，主要是用于民间的婚丧嫁娶，一般在每年秋收之后举行法事仪式，也有为临时亡故的老人而举办的。“端公舞”共16场，有时只择其几场而办之，“苞茅缩酒”则独立成篇，是单独的一场歌舞演奏。法事由能通灵的“端公”领舞，而端公现在只分布于襄樊荆山，在其他地方则已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据有关学者考证，韩国每年举行的“江陵端午祭”，其巫祭中酿制神酒的仪式几乎就是“苞茅缩酒”的翻版。韩国和中国荆楚之地远隔千万里，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泽被之广阔。
因“茅”而引发的战争
古时民俗女子赠男子以茅，即有婚姻恋慕之意。《诗经·邶风·静女》中的“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解释为“远自郊野赠柔荑，诚然美好又珍异”，这个“荑”便指白茅。古时因对自然了解甚少，因此十分重视对神的祭祀，而茅作为祭神时不可或缺之物，又是给天子的贡品，因此被人附会出更重要的深意，有时甚至成为攻伐的借口。
春秋时，齐桓公一次与夫人蔡姬在水中划船游玩，蔡姬习于水性而桓公不会水，蔡姬一时玩得兴起，便晃动船身捉弄桓公。桓公害怕，劝阻她，蔡姬少年心性，并没有停止，两人为此竟然大吵了一架。蔡姬觉得受了委屈，跑回娘家蔡国，向她的父亲蔡侯诉苦。蔡侯一时量窄，又把蔡姬嫁给楚王。齐桓公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记恨于心。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第九次大会诸侯，矛头直指蔡国。蔡侯惧怕而投降，齐桓公迁怒楚国，率联军去攻打。楚成王大惊，便派大夫屈完去问缘由。而管仲为齐桓公提出的楚国第一大重罪即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译成白话是：“你们好久没有进贡包茅，天子因此不能祭神，于是来征讨你们。”楚成王迫于压力，只得全国上下搜集好多包茅进贡，才化解了此次兵祸，也等于是间接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包茅之战”，齐桓公借此成了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此事于《史记》《左传》均有记载。
虽然这次战争的原因很明显不只是男女感情问题，楚王不进贡包茅也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一切不过是齐桓公打击异党、欲图称霸的手段，但管仲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依然得到包括被责问的楚国在内的诸侯一致认可，还是可以看出包茅在当时的重要之处。
关于齐桓公、管仲利用包茅成事，历史上还有另一则“菁茅之谋”的故事。据《管子》书中所言，当时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向管仲请教“周天子向诸侯征赋未得响应”的解决办法，管仲提出让周天子将包茅的产地看守起来，当周天子要在泰山祭天、梁父山祭地时，可以下诏：“凡随从天子同祭的诸侯，都必须携带一捆包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不按照命令行事的不得随从前往。诸侯若不随行即成众矢之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花重金购买包茅的。”事后果如管仲之言，天下诸侯都载运着黄金争先恐后地奔走求购，江淮的包茅价格上涨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所以周天子在朝中仅仅三天，天下的黄金就从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样聚来，此后周室七年没有索取诸侯的贡品，可见当时靠“卖包茅”所聚敛的钱财之多。
链接一：春秋五霸
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290多年间，社会上风云动荡，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下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是去掉宋襄公和秦穆公，增加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于公元前685年即位。其后他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威信由此大增。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重耳。据说重耳生具异相，目有双瞳，肋骨连成一片。早年他因“骊姬之乱”的迫害逃离晋国，在齐国、宋国、秦国等地流亡多年，30多岁时才在秦穆公帮助下归晋掌权。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到齐国和秦国作为盟友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他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战机，便以当年自己流亡曾受楚国收留为借口，命令部队向后撤退90里。古代军队行军30里叫做一舍，90里就是三舍，这就是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晋军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濮县），此地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前632年四月，在“城濮之战”中对楚国取得绝对胜利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宋桓公次子，本名子兹甫。齐桓公去世后，他便一心想成为中原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开始便以盟主身份自居，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楚成王对其十分不满，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被宋人众志成城击退。最后在齐国和鲁国的调解求情下，宋襄公被楚国放回。虽然宋襄公有名无实，不能算真正的霸主，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更是他失败的地方，但他讲信用而以仁待人，也被公认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芈姓，熊氏，名侣，又称荆庄王或熊侣。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日趋强盛。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背向晋国，楚庄王则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嬴姓，是秦德公最小的儿子，成公的弟弟，名任好，在位39年。秦穆公在位初时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其后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又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中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称“秦穆公霸西戎”。穆公对秦国的建设影响深远，为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制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