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钱江轮船的篷舱里，两位乘客在那里谈论章太炎。甲说：“章太炎的学问其好，四书五经无所不通。我们余杭出章太炎，就好比你们金华出宋濂。”乙说：“章太炎的文章才算好，唐朝韩文公，宋朝苏东坡，民国章太炎，文起八代之衰！”甲说：“人家都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他们谈论得十分起劲，我在旁默默地听着想着。章先生评论古今文章，独尊魏晋，谓：“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评论唐宋古文，谓：“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俗人之戋戋者。”以尊韩苏者尊太炎先生，岂不等于污辱了他？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晋，要由他所看不起的韩文公来起衰，岂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张？清末，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和谭复生、黄公度并称。章先生与邓实书云：“谭黄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某甲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那真要把他气死了！章先生的文章，见之于《国故论衡》、《检论》者，文章宏雅，自视甚高，谓：“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边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能知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辨非穷理之器，被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
民国三年，太炎先生被禁于北平龙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满纸牢愁，不堪卒读。中有句云：“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那是多么自负的话头！《国故论衡》上卷《论小学》，阐发音理，以音理诠解转注假借之义；先生于音韵之学，独辟蹊径，弟子中钱玄同、黄季刚皆以《音韵学》名家；案头上的音韵学，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太炎先生以党案入狱，初究佛典，治因明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乃以佛理来解释《庄子》，作《齐物论释》；以佛理论性，作《辨性》上中下。独到之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宋濂辈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项背呢！
民国十二年，太炎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他又举史思明的《樱桃诗》为例。沈信卿咧开大嘴，哈哈大笑；那正是白话诗流行的季候，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话诗，沈信卿大为得意。其实太炎先生对于诗歌见解，素来如此。他嘲笑江西诗派，也同是这个说法，沈信卿还不必那么得意的。《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文章为准。”这广泛的文学定义，和亚诺德（Mathew Arnold）的主张，几乎完全相同，而和阮元正走了相反的路。我们可以想见骈文家和史学家之间有多么长的距离。——太炎先生的学问，有如一根大树，枝枝节节是无从了解他的，还是说他四书五经无所不通，让他莞尔微笑罢！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做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扎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载《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