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山属沧源、西盟、孟连三县所辖。沧源佤山结束了猎人头祭谷的习俗后，西盟佤山的这个习俗到1958年仍在继续。当地政府派出很多工作组前往制止，西盟佤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魏应昌就是其中的一个。
西盟佤山的王压村有个头人叫岩上朴怀，村子里有50多支枪。开会时，岩上朴怀很不服气：砍头这是我们佤族的礼节，不管你哪个来说，你叫毛主席来说，头我们还是要砍的！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魏应昌血气方刚，立马就和他顶了起来，大叫一声：好！你是佤族，我也是佤族；你是爱国生产委员会副主任，我是委员，今天我们把丑话说在前面……他让旁边的人把水酒倒好，然后解下自己的枪和长刀，交给当时一个武装部长：你来监督，我们两个喝了酒之后，你先砍他的，再砍我的，因为他官比我大！
一大坛水酒倒进竹筒里。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仿佛随便丢一根火柴都能点燃。头人的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滴了下来。最后头人屈服了，把酒杯一推：算了算了，我们不砍了。
猎头习俗终于在1958年被终止。从那时起，村边的人头桩渐渐消失了，但是佤山木鼓仍然年年敲着，深沉的木鼓声祭奠着那些无辜的先民。阿佤人逐渐明白了互相残杀给自己和民族带来的痛楚。武装部长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孟连、西盟有三个世居民族：佤族、拉祜族和傣族。佤族住山头，拉祜族住山腰，傣族住山下。原因是佤族是土著，在级别上属于老大哥。因为山头上没有蚊子，又没有山下的瘴气，山头非佤族莫属。谁料世事沧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发展最快的，还是傣族居住的坝子（平地）。
在佤山上从军期间，我仔细地对比过佤族人和汉族人的不同。佤族人皮肤黝黑，比非洲人稍微白一些，是那种酱紫色。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紫外线的原因，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他们脖颈以下的部分与脸上的颜色毫无二致，那就只能是遗传基因的原因了。
那时富岩乡武装部的部长叫岩三。我们不叫他岩部长，只能叫他三部长，原因是佤族人男的都姓岩，女的都姓叶。
一直以来，佤族人都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生活。他们的耕作习俗很特别，叫轮耕制。轮耕的周期是四年。每年到了耕种季节，他们用砍刀砍倒一片树林，晒到半干时一把火烧掉，草木灰作肥料，就在上面耕种。一季作物完成，第二年就抛荒了，等到四年后又来重新耕种。亚热带的雨水，滋养着土地上那些蓬勃的植物。四年的时间，足够让一棵幼苗长到碗口粗，足够为将要耕作的土地提供新鲜的营养。
你要问一个佤族人的实际年龄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只能记住他们是种哪块地的谷子的时候出生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下自己的枪和长刀，交给当时一个武装部长：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一次，军分区让我们上报当地武装部长的情况，看到年龄一栏，我的头嗡地叫了一声。因为三部长报给我的年龄要么是三十几岁，要么是五十几岁，年龄整整相差了20岁。靠！最后我干脆来了个折中主义，取中间值随便给他报了个年龄了事。据说他不识字的父母根本无法说清他是哪年生的，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长大了，稀里糊涂地“混”进了政府公务员行列。大家只知道他有过村上工作的经历，在当地佤族群众中威信很高，再加上他工作积极，办事公道，又稀里糊涂地当了乡武装部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不过说真的，凭直觉很难判断三部长的真实年龄。他精明、干练、自负，皮肤黝黑，身体结实，对边境地区的情况熟悉得就像自家的菜园子，爬起山来年轻人都不是对手。一次民兵训练时，这老家伙居然提出来要和我比试枪法。当时民兵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对这样的老枪我实在有些陌生。我先打了一个8环，老家伙在一旁哈哈嘲笑。慢慢地我就有了感觉，紧接着的两个9环、两个10环才让他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巴。
水酒、鸡肉稀饭，和各种枉死的小动物
佤族人喝水酒，用他们本民族特有的小红米加酒曲酿制，再把山泉水引到坛中，连水一起倒出来就是水酒。水酒度数在10度左右，和江苏、浙江出产的黄酒酒精度数相当（如果有谁继续感到好奇，可以喝一口黄酒试试，呵呵）。想当年，三部长家自酿的水酒是我喝过的最好的佤族水酒，入口绵软，回甜，到现在我都还经常惦记。
水酒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
据说很久以前，有个佤族农民每天去南卡江边干活，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便用芭蕉叶包了一些饭团子当午饭，未吃之前就放在附近一棵榕树下。有一天由于活计太多，干着干着天黑了，居然忘了吃。过了几天，他忽然闻到树下有一股扑鼻的酒香。走过去打开芭蕉叶，发现酒香居然来自发酵的饭团子流出的液体。他忍不住诱惑，就拿来喝了，芭蕉叶里面的液体居然又香又甜，略带酒味。最后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寨子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子做。这就是水酒的来历。
其实在古代，没有高度酒。据国际著名酒徒杨镇瑜先生的考证，武松在景阳冈喝的“三碗不过冈”，估计也就是这样的水酒。只不过是头道酒，浓一些而已。如果换做现在的白酒，十八碗，天哪！不光武二郎会趴下，杨镇瑜先生也得赶快拨打120。
这样的“酒”对我这样天生的酒徒来讲，本来不在话下，顶多也就是一种风味饮料，但我还是几次屈服于水酒的淫威，问题关键是：啤酒有泡沫，水酒涨肚子。2004年春节，我就亲自领教过水酒的厉害，并因此铭记终生。
因为当时初到边防，一些少数民族的礼数，我们不得不向当地武警边防派出所请教。每逢春节，我命令战士们在操场上摆满桌子，每张桌子上放一包糖、两条烟，还有一桶白酒。之后，当地的拉祜族、佤族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来了。他们在每张桌子上架起三根甘蔗，然后开始围着桌子跳舞。看看跳到差不多尽兴时，我的“灾难”也就此降临了。
我被佤族群众拉来喝水酒。他们携带的水酒，把一个纸杯子差不多泡软了，但我还是得硬着头皮喝——作为连队的最高领导，不喝酒毫无道理。一杯又一杯，我的肚子快装不下了，只好不停地告诫自己：酒是消毒的，喝吧喝吧，别冷了佤族群众的心。最后我的肚子喝成了冬瓜，我感觉“水位”差不多已经到了脖子，再倒一滴进去，就要一口喷出来。
还没有结束。我被灌酒之后，又被拉祜族群众按着洗手、洗头。水是兑好的温开水，毛巾是新毛巾，但那香皂的清洁程度无法保证，怎么看都是地摊货。两个男人把我的头按住，我被他们的热情“强暴”了，这热情大约有辞旧迎新之意。
我被反复洗了三次头，轮番灌下十几杯水酒。他们继续高兴地敲锣打鼓，跳完舞留下三根甘蔗，带着我为他们准备的白酒、糖块回寨子了。没有人知道我的狼狈。我大叫通信员给我烧水。因为我的头被胡乱地洗成了鸡窝，还不能生气。
更狼狈的一次是我跟战友马丹去石头寨。村上摆了简单的一桌菜：一只炖土鸡、一条煮南卡江江鱼、一大碗油炸石蚌（小青蛙），还有几个小菜。我胃口大开，差不多吃了三大碗米饭。但接下来的水酒让我洋相百出：一个塑料桶被提上来，桌子上摆了三个大口缸。那是多大的三个口缸啊，差不多有脸盆大。我强忍着灌了两大口缸，在他们继续倒酒的时候，爬起来就跑，后面的人立刻端起一口缸酒在我背后追。一步两步三步，我差不多跑出去十步，一道酒箭激射而出——哥哥栽了……佤族在喝酒之前，会左手举杯，右手手心朝上向你伸出来，然后说一声“啊”。如果你点头了，他自己会一口把酒吞下，然后重新倒满杯子递给你，然后你再“啊”给对方或者别人。这样的风俗，大约有表明酒中无毒的意思，让客人放心。我的朋友李小强到了三部长家，表明自己要开车。三部长表示理解，可以不喝，但要将酒在他的左右手心里各滴一滴，表示心照不宣。说到鸡肉稀饭，留给我的记忆就比水酒好多了。它也许是佤族唯一的美味，做法是把鸡肉剁碎，和稀饭一起煮，里面放上葱、姜、香茅草、大芫荽、八角、草果、木姜子等各种调料。据说要把所有的调料凑齐，得有56种。我一直没有机会吃那种放了56种调料的鸡肉稀饭，但佤族鸡肉稀饭那浓郁扑鼻的芳香、嫩滑香甜的滋味、油而不腻的口感，一直刺激着我日益虚弱的味蕾，绽放在我的舌尖上，弥漫在我关于佤山的记忆中。
鸡肉稀饭不是每天都能吃到，一般招待尊贵的客人时才会有。其主料香茅草是一种肥壮的野草，也是一种天然香料。我曾经挖了一丛带回昆明，栽到花盆里。没事就掐一片叶子拼命地闻。更多的时候，这样的稀饭被当成“菜”，吃着米饭，就着稀饭，吃得稀里呼噜。
同行的边防派出所所长汪三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差点没把我笑喷。据说有一次他下乡到村子里面，饥肠辘辘，看到老乡端出一碗稀饭，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起来倒进了肚子。吃完了他突然发现，周围一圈人正端着饭碗呆呆地看着他。靠！他把人家的“菜”给消灭了。具体怎么收场不得而知，但那次他洋相出大了。
佤山的女人种地、砍柴、带孩子、赶街（赶集），男人们的工作似乎除了喝酒，就是手拿弩箭，对付树林子里的各种小动物。我仔细地考察过他们的食物来源，他们需要的蛋白质，居然大多从树上获得。
他们对付小动物的方法极其简单，就是用钢丝绳做成一个活扣，放在动物们的必经之地。一旦哪只倒霉的动物踏入扣中，就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因为越是挣扎就套得越紧，除非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它们很难逃脱这样明目张胆的圈套。
在佤山两年，我肚子里盛满了各种动物的尸体，有野鸡、白鹇、麂子、马鹿、野猪、飞鼠等等等等。我在心里深深地悼念它们。
没看到人头，只看到一丛野生稻
等嘎拉还是到了。我和李小强从越野车里鱼贯而出，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1958年那颗最后的人头掉落的地方。据说那颗人头被佤族人割下后拿去供奉神灵，人头的眼睛还是睁开的。妇女们围着人头载歌载舞，祝福明年的谷子长得像人头的胡子一样浓密。
召罕嫩大姐指给我们看半山腰里的一段斜坡，一条蚯蚓般的小路在野芭蕉丛中蜿蜒。下了车，能听见的，只有山涧中哗哗的溪水和山上浓密的松风。一条鲜活的生命曾经在这里结束，被献给了不见的至高无上的神灵。
神灵不会开口，死者也再没有开口的机会。
我隐隐听见山中传来木鼓的咚咚声，仿佛看见佤族少女身着节日盛装，跳起欢快的甩发舞。佤族人以自己的方式敬奉神灵，一个生命的离去没有给他们带来悲戚，因为那个生命被做了神灵最高贵的牺牲。那个外乡人也许至死都不会明白，自己最终会和一个蛮荒部落的神灵产生了不清的关系，并最终陷入部落人群自己编织的逻辑里。他像一只受伤的游蜂撞进蛛网，所有的挣扎都将是徒劳的，因为自己的身份是猎物，是一个佤族部落最后的战利品。
召罕嫩大姐说，也许那个外乡人是不该死的，如果他不骂那么一句粗话的话。可是历史永远不会有也许，那个外乡人足够倒霉，又多么幸运。倒霉的是，他像买彩票中大奖一样成为1958年最后一个倒霉蛋；幸运的是，他被毫无道理地供奉给了佤山部落的神灵，他的胡子庇佑着这一方灵秀山水的葱郁和繁荣，并成为一个野蛮神话的永恒的终结者。
后来我还听到过另外一个关于砍头祭谷的版本：有一次佤族人砍了一个络腮胡子，背着人头往回走。那颗新鲜的人头还没死绝，一口咬住了背他的人的背。从此之后，佤族人再也不敢砍络腮胡子了……野性和荒蛮，像一抹历史的炊烟，弥散在史书的夹缝里，了无痕迹。人类文明才刚刚起步，对于一个在解放初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建国之初，共产党领袖的威望已经深入这极边之地。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翻身解放的佤族人民和云南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党的政策感恩戴德。他们欢欣鼓舞，憧憬着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时至今日，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依然挂在一些佤族乡亲的家里，被当做神灵一样顶礼膜拜，而孟连佤族砍头祭谷的野蛮历史永远停留在公元1958年。
“快看！那块石头！”顺着召罕嫩大姐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一脸茫然。那是一块几丈见方的黝黑的岩石，石头上有两个脸盆大的坑，坑里丛生着枯黄的野草。大姐快步上前，再次指给我们看，“这不是野草，这是野生稻。”
确实是稻草，已经枯萎的稻草。我在想，就是把这里所有的稻穗采下来，也不够一个成年人塞牙缝。但这是重要的种质资源，水稻的基因库，对于作物品种的改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1973年，袁隆平利用在海南发现的一株野生稻，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令人担忧的是，目前野生稻的多样性正在迅速丧失，1992年野生稻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濒危物种。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和一些新技术的运用，给野生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真的有一天所有野生稻资源都丢失了，水稻培育技术也将走到尽头。
野生稻是佤族的圣物。每年都会有佤族人在节日赶过来，对着几棵野生稻跪拜。他们感谢上苍赐给他们种子，感恩稻米养活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