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隋末如火如茶的农民起义，敲响了数百年门阀士族统治的丧钟。李渊、李世民父子代隋立唐，把人们从长期的战争、分裂、混乱的恶梦中唤醒。惊魂甫定，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个新建王朝在百废待兴中迅速崛起，并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新的秩序。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经过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了光辉的顶峰。人们尽情地呼吸吐纳着大唐王朝的新鲜空气，并从中得到鼓舞。唐太宗以史为镜，善于纳谏，从善如流，惟才是举，赏罚分明已是史坛佳话，有口皆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如科举制度、对外开放政策等等，更为这个新建王朝平添了青春的活力。这种秩序井然而又处处弥漫着自由的空气，使得这个王朝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腾挪和驱遣。对内无穷的凝聚力和对外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国泰民安、四夷臣服。政治的开明使人们潜伏的理想、欲望得以复苏。而这种潜伏的理想、欲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又反过来在开明政治的光辉激发下得以发扬，得以对象化。“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便是最典型的概括。我以为，“贞观之治”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马克思语）的政治保障。“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正处于这种开明政治的光辉照耀下，他们一举冲决了此前宫廷诗人们狭窄的生活视野对人们思想的栓桔，而使文学“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全集》卷三）。不论是怀友赠别，还是边塞征戍，抑或是山水流连，都倾注了诗人热情的向往和执著的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都以其“本质力量”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得以对象化。
从较大的时限范围看，“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至武周长寿年间近七十年时间里。从唐太宗建立“文学馆”，重用“十八学士”时起，就表现出大唐王朝对文人和文学事业的重视。相沿成习，七十年间历经四朝皇帝，文人和文学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文人和文学地位的提高，是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四杰”的影响来说，时代的发展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节、选官制度从紊门垄断到寒士参与的变化
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是士族豪门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竭力推行和维护的一种落后的、反动的选官制度，它的选官特点是注重出身门第，轻视真才实学。门阀巨族子弟凭借祖宗资荫，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寒门士子却无法凭资取官参政。由于“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寒门士子为官从政的道路，加上当时社会不断的分裂动荡，濒繁的王朝更迭所导致的残酷的政治斗争，文人士子为了全身远祸而对仕途政治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这从客观上把普通的中小地主拒之于仕途之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隋代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取士之先河，但却因其统治者的腐败，使得这一制度在如火如茶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随着短命王朝的瓦解而寿终正寝，而这种不问出身门第、重视真才实学的选官制度，却为代隋立唐的李渊父子所继承。由于门阀观念的作祟，科举制在这一时期的实施仍然显得动劲不大，因科举而进身仕途者屈指可数。科举制真正的盛时是在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所谓“二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较之以前，考试的科目重心放到了以“文学”为主的进士科上，所谓“永徽己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即正指此。《唐会要》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武后时代以“文学”取士的风气之盛。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
这段话更明确地指出了“文章”在选官上的重要性。科举制的这一变化是和武则天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从下层寒士中培植依附自己的私人力量这一政治企图有着紧密联系。唐太宗时期，虽然出现了清明的“贞观之治”，选官制度也朝着有利于寒士阶层的方向迈进，但由于传统门阀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超越自己高贵血统的局限性，他在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向门阀观念进行猛烈冲击的同时，又时时流露出对自身出身豪门的沾沾自喜和对以门第取士的陈腐流俗的不自觉妥协。所以，科举制在太宗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寒士阶层进身仕途者仍寥寥无几，连官至宰相的李义府，起初也因“家代无名”（《旧唐书·李义府传》）而担心不能参预朝政。据《隋唐嘉话》记载，李义府当初以文学才能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唐太宗即令李义府以“乌鸦”为题材写一首诗。李义府略加思索，即成《咏乌》诗一首：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李义府尽管表现的是一副奴颜脾膝、曲意逢迎的丑态，后人多觉得未免有些肉麻，但求贤若渴的唐太宗却看重他的才学，对李义府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就这样，出身寒门的供栖，方得官至宰相。但不能不承认，门阀观念对正在兴盛起来的科举制积极作用的限制使得许多像李义府一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寒族地主不能步入仕途，效忠朝廷。
武则天被立为后，乃至登上皇帝宝座，依仗的是唐高宗的大力支持和她本人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政治才能。她经受了来自各方面阻力的考验，其中一个很大的阻力便是她的出身门第。以李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对她的竭力反对，促使她把目光转向贵族官僚集团在政治上的对立面—寒族地主。武则天的被立为后，无疑取得了团结寒族地主的政治优势，所以，陈寅烙先生认为“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挟点”，并指出：武矍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如果说唐太宗尚且不能超越自身的高贵血统而时有维护日趋式微的门阀制度的话，那么，唐太宗所修《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的现实处境，则使武则天对门阀制度的攻击不遗余力。她从消弱瓦解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开始，大肆杀伐李唐宗室，从寒族地主中多方物色人才，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进而走上权力之巅做着积极的准备。范文澜先生总结武则天选官的方法有五种：
（一）自举，685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已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
（二）试官，690年，令存抚使十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691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
（三）员外官，697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
（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试，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
（五）武举，702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中国通史》）
这种选官制度的确立，为出身寒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身仕途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特别是科举制的发展，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说唐高祖和太宗朝的科举制只是表明了这个新建王朝对人才选拔的一种意向的话，那么，武周朝的科举制，才真正把这种意向变化为坚定不移的方向。
选官制度从太宗朝到武周朝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下层文人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特别表现为仕途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四杰”活跃于高宗、武周朝选官等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时期，看来绝非偶然。
第二节、文人队伍从宫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
选官制度的变化在文人队伍的构成方面所起的变化，表现为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贵族文学向以“四杰”为首的下层社会文学的过渡。所以，文人队伍的构成的变化是选官制度变化的必然结果。太宗朝，文人均系宫廷贵族，著名的有“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文学馆”对外称“讨论坟籍，商略前载”（《旧唐书·褚亮传》），实际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深居宫廷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是他们难以在创作题材上有所突破的根本局限，也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缺乏充实刚健的气骨的根本原因。其他如欧阳询、李百药、杨师道等人，也都是随唐太宗由隋入唐的文人学士，同时也都是地位显赫的宫廷贵族。所以，太宗朝的文人队伍，实质上是唐太宗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政治依靠。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正在由文人蜕变为政客，由文人队伍走向官僚队伍。他们己经无法担当起时代赋予文学的重任。选官制度向着有利于寒族地主的变化，使得“四杰”能够从江山、市井、沙塞中崛起，发出时代的歌吟。于是，文学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寒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四杰”身上。闻一多先生所谓“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寒漠”，其实质是文人队伍构成的变化在文学题材领域变化的反映。
第三节、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倡导
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里说：“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白话文学史》十二章）关于唐太宗和文学、文人的故事，史书记载多不胜数，兹不赘述。武则天也是颇爱文学的君主，她不仅自己亲自创作诗歌作品，而且喜欢召集朝臣唱和。据刘谏的《隋唐嘉话》记载，有一次，武则天游龙门，让随从的官员们赋诗，先赋成者赐予锦袍。左史东方虬的诗先写成，武则天便将锦袍赐予他。还未等东方虬坐稳，宋之问的诗也已写成。经过公开评议，大家公认宋之问的诗“文理兼美”，高出一筹。宋之问便毫不客气地从东方虬手上夺过锦袍穿在了自己身上。从这个“赐锦袍”的故事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文人的奖掖爱重。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太宗、武后之爱好文学，有别于此前的各个朝代，她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感召力和人格力量，在唐代文坛树起一坐巨型风向标，对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对包括“四杰”在内的初唐文人个体人格的建构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价值取向，影响甚大。唐太宗是推翻隋朝腐朽统治并能从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中以史为鉴的开明君主，他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守业的重要。所以从政权得失、皇权永固的角度出发，反对文学系于淫乐提倡文学有益于政教，成为他对文学的必然要求。唐太宗的文学主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掸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恤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他在《帝京篇·序》里明确地提出“艺文”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教化。如果一味追求华丽的形式，放弃文章应劝诫世人的道义和责任，就会使人耽于淫乐，就会使国家危亡。为此，他反对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认为这些作品，“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贞观政要·文史》）
这样矫枉过正的文学主张，和梁简文帝之所谓“文章且须放荡”（《梁简文集．诫当阳公大兴书》）的思想适成鲜明的对比。对文学政教意义的重视和强调，虽然在孔子时代己明确提出，而且唐太宗的论述明显表现出与孔子论述的直接渊源关系，但是，唐太宗的不同之处在于真正能从戎马控惚的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中文学与社稷存亡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从政教之用方面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和要求。尽管这些看法和要求的极端化，使其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这对笼罩于齐梁文化氛围的初唐文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风。“四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都基本贯彻了这一思想。骆宾王在《和道士《闺情诗》启》中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更为明确，他说：“弘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也指出淫靡文风之危害：“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把为文之害提高到能亡国的程度，其思想显然与太宗皇帝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卢照邻在其《南阳公集序》里也有“作龟作镜，听歌曲而知亡；为龙为光，观礼容而识大”的句子，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文学思想。他更多地则是从陈礼乐、行教化方面，正面论述了这一文学思想。
唐太宗不仅提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有益于政教之用的文学主张，并以其诗文的创作，实践着这些主张。但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及其在诗人创作情感与创作理智、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创新习惯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矛盾反映，表现出诗人内在气质的二律背反现象。所以，如果简单地把唐太宗的文学思想归结为反对形式主义提倡政教之用方面，那是不全面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唐太宗并未完全否定辞采华艳的绮靡文风，甚至在很多场合表现了对这种文风的青睐。这在他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据《唐诗纪事》记载，唐太宗曾创作了一首艳体诗，让大臣虞世南唱和。虞世南委婉地劝谏说，皇上的诗写得确实工整，但内容却不够“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我担心的是这首诗一旦传播出去，天下文人争相仿效，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还是不唱和为好。
这本是虞世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地拒绝了皇上的诏令，没给皇上面子但唐太宗却能以他惯有的大度胸怀，不无自我解嘲地说，“我只是试试你罢了。”这段常为人征引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形式主义文风退出初唐文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说明革除唐初形式主义的文风过程中，虞世南等贞观大臣们用拒绝创作形式主义诗文，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尽管这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后来唐太宗创作了一首“述古兴亡”的“雅正”诗，不由想起了虞世南，但此时虞世南己经去世。唐太宗十分感叹地说，钟子期己死，伯牙不复弹琴，我写这首诗又有谁来欣赏呢？于是，让大臣褚遂良在虞世南灵前焚烧了诗稿，算是用实际行动向虞世南承认了自己创作艳体诗的错误。从现存唐太宗的诗歌来看，内容虽少涉艳情，但仍多有陈隋遗风，辞藻还是颇为袜丽的。明代人王世贞在其《艺苑危言》中指出：“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差强人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余者不免花草点缀，可谓远逊汉武，近输曹公。”评价大抵是公允的。唐太宗的创作实践固然有不利于对形式主义文风革除的影响，但却应看到，这从客观上避免了后来的“四杰”、陈子昂等文学革新的先锋们对前朝文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使他们在改革中少走了弯路。
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但因他在政治上的善于纳谏，集思广益，所以，许多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思想只是偶有流露，并未造成广泛的消极影响。后来的改革先锋们也更多地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之下，继承了他的文学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而抛弃了其消极的、落后的一面。
总之，唐太宗一方面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文学的政教之用；另一方面又能遵循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前朝文学有益的成份。这是他的文学思想的主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皇帝的爱好和理论倡导，特别是一部分清新刚健的诗文的创作，必然有力地推动了文风的变革。但应看到，太宗皇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用粗暴的行政命令干预文学，他所倡导的理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只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只代表一家之言，时人和后人均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加以取舍、扬弃。这和隋文帝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愕传》）的行政干预形成鲜明对比。唐太宗对文学所持的这种态度，在以整体取消个体，以“模式”代替风格的初唐文坛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唐太宗、武则天都把文学才能和行政工作能力的兼备作为举贤任能的重要标准。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
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卢照邻集》卷六）
卢照邻之所谓“文章”与“材术”，就是李唐王朝正在形成的以文学才能与行政工作能力的兼备作为选贤任能标准的滥筋。卢照邻所说的“虞、李、岑、许”、“王、魏、来、褚”分别指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王硅、魏征、来济、褚亮八位大臣。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以文章著称。《旧唐书》本传称虞世南“笃志勤学……善属文”。称李百药“七岁解属文”。称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称许敬宗“幼善属文”等等。王硅、魏征、来济、褚亮四人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在朝中为官，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深得唐太宗器重。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虽然八个人各有偏重，能力大小各异，但都具备了“文章”和“材术”两方面的才能。另外，可资佐证的还有唐太宗“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他们多有文才，但同时又有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十八学士”对外以文学见称，实际在宫廷斗争的政治风云中，运筹帷幄，为唐太宗登上皇帝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许以延揽人才为名，为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组织起一个“智囊”机构，是唐太宗设立“文学馆”的真正用意，但这却在客观上使唐代的取人标准向着有利于文人地位的提高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方向改进。
武则天在登基之前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北门学士”以及后来对许敬宗的倚重、对上官婉儿的青睐，也明显地表现出她对文学才能和行政工作能力并重的用人方略。这发展至唐玄宗时，成为皇帝任用宰相的最理想的格局。
武则天的“北门学士”不论身份，起初多是记言的左史、记行的右史和著作郎之类的文章高手。这些人被特许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故称“北门学士”。知名的有刘伟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和卫敬业诸人。武则天从起初的参与朝政到后来的临朝称制，“北门学士”在制造舆论和密谋策划上是立下功劳的，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都被提拔为三、四品的高官。
选贤任能标准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文人、特别是下层文人价值观念的变化。除前引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一文透露出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选贤任能标准的积极响应之外，王勃也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对朝廷“锉耀之次”，以“诗赋为先”的做法深致不安。认为“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犊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以诗赋为先的结果“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逞于下列。”表明诗人对朝廷举任贤能的具体做法上过分强调文学才能而忽视了真才实学—行政工作能力—这一偏颇的公正态度，表现了诗人思想与时代的同步协调。骆宾王的《自叙状》一文，也论述了举贤任能应以道德修养、行政工作能力为先的道理，对“舍真签而择士，沿虚谈以取材”的取人标准提出批评。当然，王勃、骆宾王的文章论述，重在强调行政工作能力。尽管他们在行文中为了突出其论点而只字未提对文学才能的具体要求，但我们却可于其他诗文中肯定文学才能的论述，证明他们对行政工作能力的强调，也是以对文学才能充分肯定为前提的。
总之，“四杰”所处是一个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影响他们的诗文创作的时代因素还有许多方面，而这些时代特点无不在他们的诗文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